古代的封君，如《诗·鄘风·定之方中》所咏的卫文公：“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这是既重视农桑，又重视牲畜的繁殖。后来顾炎武明确地提出了耕牧并重的思想。他说：“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国亦然。秦杨以田农甲一州，乌氏桥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弃颖栗而邰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国富也。”①畜牧业既在生产上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也就积累了不少有关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而出现了相牛经、相马经等专书，并在农书和医药书中也有所反映。
  关于中国生产史上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丰富而繁重的课题。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已有不少成绩，但还只能说是处在起步阶段，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特点，暂时也还不能作出全面的概括。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重视实用，不重视理论的探索。在科学技术上，理论和实用，本来是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上的实用性可以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但如果能不断地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就可以使它在生产上发挥更大作用，也可以促进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例如中国医药学对很多疾病的治疗有明显的疗效，对近代西方医学所难以治疗的病症也往往有相当的疗效，但这基本上都是根据经验来治病，缺乏系统的理论。这就限制了它的提高和推广。近年，很多人承认针灸疗法的作用，但对于针灸有密切关系的穴位、经络和针灸如何能起作用，都还没有研究出来可以使人信服的理论。又如天文学，中国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为各国天文学家所重视。在观测仪器和制定历法、历书等方面，中国有不断的进步，对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天文学历史悠久，但最多不外于《尚书·尧典》所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许多人对理论的探索兴趣不大。中国古代出了许多杰出的天文学家，但从明代开始，我国的天文学发展缓慢，缺乏生气。在明中叶以后，西方天文学逐渐东来，中国天文学才逐渐有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的医药学和天文学也都有理论上的成就，但相对地说，对理论探索的重视是远远落后于对使用的重视。数学、农学以及化学、生物学、矿物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类似的情况。
  第二，在生产实践上，重视精耕细作，工艺精巧、恪守成规，而科学技术上的新成就不易推广。例如植棉，到了元代，才有全国性的推广。但最晚在战国时期已有棉花从南海输入，《尚书》称之谓“织贝”①。在唐代，新疆已经以产棉著名。从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元代，植棉的推广已经历了几百年以至一千几百年之久。又如，四大发明的故乡虽在中国，但他们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之大。它们在中国并没有“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并没有“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国在手工业方面，有许多祖传工艺，在药物学上有许多祖传秘方，都得不到推广，甚至于失传。这类情况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有的是由于小生产者的历史因袭，有的是由于交通上的困难。总之，基本上是由于自然经济的限制所造成的，同时，也有一些别的社会原因。第三，官府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历代对天象的观测、历法的制定，主要是由官府来组织，个人是很难办到的。在医药学方面，历代官修本草书，一直是药物学方面的重要文献。后来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这一部杰出的著作，也不能不取材于官书。元代《农桑辑要》、清代的《授时通考》、《数理精蕴》，在农学和数学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其它，如历史上的各种重大工程，都是劳动人民所创① 见《亭林文集》卷六《田功论》。
  ① 《尚书·禹贡》。
  造，他们也在劳动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些工程总还是由官府组织的。军器制造一向由官府垄断，在军用工艺中，往往可以出现先进的技术。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成就，还有待于研究。诸如此类的事例，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官府利用政治上的权力，垄断盐铁等重要生产部门，滥用科学技术力量，以满足其封建统治上的需要和奢侈的贪欲，从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它们控制优秀技术人材，限制其自由，妨碍他们对技术的传播。另外它们还利用历书和颁布历书的形式散布宗教迷信，神化皇权等，所有这些都阻碍以至破坏科学技术的发展。
  近代以来，上述各种特征有所改变，但它们的影响还不是能够很快消除的。
  第四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第一节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生产过程中，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①。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任何历史时期，人们在生产中都形成一种跟当时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它不仅是其它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也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实现生产的过程，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生产资料是人们从事生产所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生产者只有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在历史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并不是可以任意的结合，这一方面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同时要借助于一定的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就是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①。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形式不同，更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的不同，因为生产者如何与生产资料相给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个人、阶级、集团或社会在占有生产资料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从表面上看，是人对物或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通过物或自然的关系所表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不仅决定着劳动者如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也决定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种关系。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是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马克思曾经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②。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各方面关系的决定因素。它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决定着交换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在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因而，每一种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性质，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曾有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62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四卷，第44 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在中国悠久的原始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了的。在有了甲骨文字的时候，中国历史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土地等级私有制始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商周时期，生产中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全国土地名义上是属于王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是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一种等级所有制，“王畿”是国王直接所有的土地，诸侯、卿大夫也各有领地，他们对于这些土地都是世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支配。《礼记·礼运篇》中说：“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左传·昭公七年》中有：“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这些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上也发生了变比，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制的土地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三种所有制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①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也论述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