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作者:华博 更新:2021-11-24 21:24
历史上被盗掘的两汉墓多如牛毛,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和本书另外章节的阐述,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只是将一些重要的或有意思的盗墓事件缉录如下:
董仲舒母墓被盗
西汉时期,被盗的陵墓难以尽数,但是令后人奇怪的是,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母亲之墓竟然也被人盗掘!提起董母,恐怕无人知晓,但提起董仲舒,恐怕无人不晓。
董仲舒出生于河北景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学,十分刻苦。他的书房外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然而他在书房学习三年,竟从未踏进过。对于经常骑的骏马,他也分不清雌雄。到20多岁时,他已成为对《公羊春秋》等经书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他虽博学,却未因此而步入仕途。不过名声却因其弟子在仕途的发展而越来越大,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在39岁那年,汉武帝召见了他。他以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回答征服了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因之成为西汉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年,汉武帝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开始了坎坷的仕途生涯。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写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篇奏章。死后,被葬于长安西郊。汉武帝曾经过墓地,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下马致意,故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作“下马陵”。但令人不解的是,“下马陵”未见被盗掘的记载,而董仲舒之母的墓室却相传被盗。
据杜光庭的《灵异记》中记载:“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从上文可略知盗墓者的动机,原来是为了盗得“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而这与董仲舒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仲舒虽然一生致力于儒学,但他尤爱神学。另外,关于他能呼风唤雨,而且著有能避祸免灾的书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而这终于导致其母之墓被盗的悲剧。
据《晋书·愍帝记》中记载:“(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
据《史记》载,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而其墓于470年后被盗,即315年。另据《古书图成·堪舆卷》可知,盗墓贼为三秦人尹值、解武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晋愍帝建朝时,竟连穿衣都成问题,不得不收拾盗墓贼留下的“烂摊子”,用来充实内府所需。
孙吴政权盗汉墓
吴芮是汉高祖刘邦亲自封赏的第一代长沙王,死于公元前201年,其墓大约于225年前后被掘。关于其墓被掘,还有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
据说三国时魏灭吴后,魏国的一个名叫吴纲的南蛮校尉,在安徽寿春见到了一个东吴的老汉。老汉惊愕地对吴纲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长沙王吴芮,只是个头矮了点。”吴纲听后大惊,忙说:“吴芮乃是我16世先祖,已死去400多年了,你怎么看得出我相貌像他?”老汉回答说:
“40年前,东吴在临湘(长沙)欲修孙坚庙,因缺少木材,就挖了长沙王之墓,取出棺椁作木料。当时我参加了掘墓之事,曾亲眼看到吴芮的尸体,其面目如生,所以就认出你了!”这个故事史上多有记载,如《水经·湘水注》中写道:“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日:‘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日:‘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三国志·诸葛诞传注》中也载道:“……纲瞿然日:‘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日:‘更葬不?’答日:‘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关于我们知道的被盗的两汉名墓应该还有我国在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
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驶过了两汉王朝,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巨轮下统治者痛苦的呻吟声。两次的疯狂厚葬以及由之引发的席卷八荒的盗墓之风,令后人发出沉重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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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编尽以汲冢来:盗墓使得汲冢遗书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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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西晋初年
作案地点:魏王的墓冢
作案人:不准
作案后果: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盗墓过程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之所以说是大事,就是它并不同于一般,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幸事。那一年在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座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取宝物,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勉强把一些可换钱的物品拣到一起就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于是地方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定。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董仲舒母墓被盗
西汉时期,被盗的陵墓难以尽数,但是令后人奇怪的是,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母亲之墓竟然也被人盗掘!提起董母,恐怕无人知晓,但提起董仲舒,恐怕无人不晓。
董仲舒出生于河北景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学,十分刻苦。他的书房外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然而他在书房学习三年,竟从未踏进过。对于经常骑的骏马,他也分不清雌雄。到20多岁时,他已成为对《公羊春秋》等经书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他虽博学,却未因此而步入仕途。不过名声却因其弟子在仕途的发展而越来越大,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在39岁那年,汉武帝召见了他。他以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回答征服了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因之成为西汉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年,汉武帝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开始了坎坷的仕途生涯。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写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篇奏章。死后,被葬于长安西郊。汉武帝曾经过墓地,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下马致意,故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作“下马陵”。但令人不解的是,“下马陵”未见被盗掘的记载,而董仲舒之母的墓室却相传被盗。
据杜光庭的《灵异记》中记载:“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从上文可略知盗墓者的动机,原来是为了盗得“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而这与董仲舒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仲舒虽然一生致力于儒学,但他尤爱神学。另外,关于他能呼风唤雨,而且著有能避祸免灾的书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而这终于导致其母之墓被盗的悲剧。
据《晋书·愍帝记》中记载:“(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
据《史记》载,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而其墓于470年后被盗,即315年。另据《古书图成·堪舆卷》可知,盗墓贼为三秦人尹值、解武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晋愍帝建朝时,竟连穿衣都成问题,不得不收拾盗墓贼留下的“烂摊子”,用来充实内府所需。
孙吴政权盗汉墓
吴芮是汉高祖刘邦亲自封赏的第一代长沙王,死于公元前201年,其墓大约于225年前后被掘。关于其墓被掘,还有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
据说三国时魏灭吴后,魏国的一个名叫吴纲的南蛮校尉,在安徽寿春见到了一个东吴的老汉。老汉惊愕地对吴纲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长沙王吴芮,只是个头矮了点。”吴纲听后大惊,忙说:“吴芮乃是我16世先祖,已死去400多年了,你怎么看得出我相貌像他?”老汉回答说:
“40年前,东吴在临湘(长沙)欲修孙坚庙,因缺少木材,就挖了长沙王之墓,取出棺椁作木料。当时我参加了掘墓之事,曾亲眼看到吴芮的尸体,其面目如生,所以就认出你了!”这个故事史上多有记载,如《水经·湘水注》中写道:“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日:‘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日:‘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三国志·诸葛诞传注》中也载道:“……纲瞿然日:‘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日:‘更葬不?’答日:‘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关于我们知道的被盗的两汉名墓应该还有我国在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
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驶过了两汉王朝,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巨轮下统治者痛苦的呻吟声。两次的疯狂厚葬以及由之引发的席卷八荒的盗墓之风,令后人发出沉重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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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编尽以汲冢来:盗墓使得汲冢遗书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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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西晋初年
作案地点:魏王的墓冢
作案人:不准
作案后果: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盗墓过程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之所以说是大事,就是它并不同于一般,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幸事。那一年在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座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取宝物,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勉强把一些可换钱的物品拣到一起就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于是地方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定。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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