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现代猖獗的盗墓活动
  民间有句老话，卖什么吆喝什么。一个盗墓贼，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一个盗墓专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对象，真可谓了如指掌。
  盗墓贼盗墓的目标性非常强，比如，进入墓室会直接挖向棺材的位置，先在“左肩右脚”找东西，再到耳室（东仓西库）搜罗，至于其它位置，则看时间长短而定，时间短则弃之。“看地形”也有很多“心得”，比如“秦埋岭汉埋坡”等。古代盗墓挖坑都是“方”型坑，近代为“圆”型坑，这就是所谓的“古方近圆”。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有些团伙甚至在传统的经验技巧上加入了很多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这些团伙的盗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几乎是灾难性的。因此说盗墓是对人类文化遗存最野蛮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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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的判决：对盗墓的惩戒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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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
  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得到。
  《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到，在汉代，政府对于盗墓者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汉桓帝时，宦者赵忠埋葬其父时违犯丧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验，属下“发墓剖棺”。桓帝得知后大怒，令朱穆赴廷尉请罪，罚作劳役。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才得以宽赦。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盗墓的行为同样是被当权者明令禁止的。
  到了唐代，关于禁止盗墓的法律就更加详尽了。《唐律疏议》中就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据《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记载，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戊戌颁布的诏书中，有关于司法的内容：应京城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并宜量罪轻重，速令决遣，无久繁留。从这则诏令上可以看出：在唐代，“开劫坟墓”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以及“关连逆党”等都被列为最严重的罪刑，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
  两年之后，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五月，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狱”的敕文宣布。其中又说道：应天下所禁……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外，余并宜疏理释放。
  又过了两年，咸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73年的四月，因“佛骨至京”，唐懿宗亲迎礼之，又发表制诏，宣布：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其京城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可见，在唐代，即使遇到特殊的庆典盛事，无论是大赦天下，还是有减罪赦刑时，“开劫坟墓”作为重罪，都不在特赦的范围之内。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失望”，都表现了对于“发墓毁棺”反感的共同心理倾向。
  因此说，早在唐代，无论是从国家法律还是从民众心理倾向上看，人们对于盗墓行为都是极端的反感或着说是痛恨的。
  对于盗掘坟墓的不耻行径，并非只有汉民族的人有着激愤的心情，就算当时并不是很重视墓葬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进行惩罚。金太宗二年(公元1124年)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着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对于盗墓者的态度之严峻，曾经形成过一定的政治影响。《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事：．“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日：‘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这段话就更能显示出当时最高统治对于盗墓行为的明确态度了，对于那些对盗墓进行揭发的人根据情况进行赏赐。自古以来，人们赏赐告密者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赏赐盗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吧。由此可见，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
  元代对盗墓行为的制裁，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写道：“诸管军官、奥鲁官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各投下管领诸色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并从有司归问。”在元代法律中，还有“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的条文。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大恶”条又有这样的内容：诸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验轻重断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同恶逆结案。买者知情，减犯人罪二等，价钱没官；不知情，临事详审，有司仍不得出给卖坟地公据。诸为人子孙，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盗取财物者，以恶逆论，虽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远方屯种。很明显，这是一则关于“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的法令。罪定为“大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盗掘坟墓有多么痛恨。就算你盗的是自家的坟，就算你取的是你老祖宗的财物，按照法律，你仍然有罪，而且还是“大恶”之罪，就算是遇到特赦的情况，仍然要“刺字徙远方屯种”。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盗贼”条下还有关于盗发冢墓不同情节的不同处理方式：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为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仍于犯人家属征烧埋银。
  诸挟仇发冢，盗弃其尸者，处死。
  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
  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法律，对于王公贵族的墓地进行了特殊的保护，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王公贵族身分地位比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王公贵族的陪葬品相对于平贫来说，是既多又好，因此遭盗的机率比贫农陵墓要大得多，所以不得不以重罪来防止盗墓行为的频发。
  在《明史》《宦官列传二·陈奉》中有这样的记载：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明朝对于盗墓行为应该也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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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的判决：对盗墓的惩戒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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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广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出《广异记》）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
  县有座后汉奴官墓。当初村里人在墓的旁边种田，每到秋收的季节，靠近墓的田里便有很多的庄稼因失去穗而减少收成。这样过了几年，村里人对此十分苦恼。后来便经常在夜里去探察。一天夜里，人们看见有四只大鹅从坟墓中出来吃庄稼，前去追赶便又回到墓中。村里人一向听说奴官墓中有宝物，于是结伴去挖掘。刚进入墓道，就看到有鹅张开翅膀击打人，盗贼用木棒反击，鹅都不动了，原来是铜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