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的历史，再也不能恢复如三代以上的太平景象。同样地，历代史实告诉我们，所有破坏社会的安定，引起历史文化一再变乱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妇人”所造成。因此，墨子的主张，是针对当时他所立身处地所知、所见、所感受到的结论，而大声疾呼要“尚贤”与“尚同”了。
  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的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来网罗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贤与不贤的君子小人之辨
  讲到这里，让我们暂时推开老子，而另外介绍后世的三则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了。
  一是南宋名儒张南轩（拭）和宋孝宗的对答：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拭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少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建议，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一是明人冯梦龙自叙《古今谭概》所记：
  昔富平孙家串（孙丕扬，富平人，字叔孝，嘉靖进士，拜吏部尚书，追谥恭介）在位日，诸进士谒请，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岂唯做官子！”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廷、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一是清末刘鹗在所着《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亲自出京去游览求证。但所得的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描述贤而且能的人才难得。
  对于这个问题，清初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就张拭（南轩）对宋孝宗的问答，写了一篇更深入的论文，可以暂借作为结案：
  臣谨按：张拭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谓“不当求办事之臣”数
  语，则未能无过也。
  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
  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
  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
  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
  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
  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
  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
  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
  郡之事因之而囗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
  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脑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
  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
  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
  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
  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
  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
  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拭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
  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
  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襄力)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由于前面引用了历史上这三则故事，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呢？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极。”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作法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提出来“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此外，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它与老庄思想，也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说，相同于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观念的引申发挥，但他提倡用法治领导社会，并不一定需要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说：“相爱者则比周而相誉，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诽誉交争，则主威惑矣。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矣。”
  他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欢“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来，叫做“比”。“比”字方向相反的话，就成为“背”。你向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驰”。懂了这个字的写法，便可了解后世称“朋比为奸”的意义。“周”是圈圈）。彼此两三个人情投意合的，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小圈子。若有人问到自己的朋友说：“老张好吗？”就说：“我那个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说他朋友不好，就会与人吵起架来。相反地，“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会联合其他人予以攻击。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此偏差，“诽誉交争”，则人主惑矣。
  过去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和华侨社会说：“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见。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性不团结的最大缺点。”我说：“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类，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譬如一对夫妻，有时就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只是为情为爱的牵就，以致调和，或一方舍弃自我的意见。又例如一个大家庭里有许多兄弟姊妹，有时意气用事，互相争吵，实在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只可引用一个原则。凡是相争者，双方都早已有过错了。因此法家主张领导地位的人，对左派右派之间的诽誉，只有依法专断，不受偏爱所惑，就算是秉公无私了。
  韩非由家庭现象，扩而充之，推及一个国家，便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矣。”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不特别标榜圣贤政治。他们认为人毕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应该以人治为根本才对。这种道理，正是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互为表里，相互衬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确实出于道家。
  道家与法家的辨贤
  人文历史的演变，与学术思想相互并行，看来非常有趣，也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有正必有反，有是就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