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荒经的学者不同意，他们一翻史料，说史书记载，“黄帝轩辕氏五十九年，贯胸氏来朝见过。贯胸氏的人胸口都有一个洞。”所以‘贯匈’不是死尸，而是一国。他们这么解释看起来有根有据的，我想驳倒他们还真不容易，但他们自己就开始闹笑话了。
  前文讲过枭阳国，黑身有毛、反脚后跟，看见人笑他也笑，这摆明了是猩猩或者类人猿之类的动物，这些学者们为了谋求逻辑上的一致，他们认为“这图上画的都是国家”，所以他们只能弄出一个枭阳国来自圆其说。这还不算，前文讲过氏人国、犬戎国的例子，但这些学者们只能硬撑，“史书上记载过‘犬戎氏’，所以这个也应该是一国。”但是没法解释‘状如犬’啊，是谁像犬呢？是犬戎国的人像狗还是犬戎国的国土形状像狗？
  其实，这种牵强附会毫无疑问是非常累的，明明画上是一条狗或者是一个狐猴，他非要‘意会’成‘犬戎国’，那不闹笑话才怪。
  ‘夏启舞’也是这样，画上画着一群人手舞足蹈，我解释说这是女丑或者群巫们的舞蹈，这些学者们又开始引经据典了，史料记载“这是帝启十年，巡狩时候跳的舞。”“大戊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其实这两件事之间相差了不知几百千年，他们竟然能把这两个故事捏在一起，也真是天衣无缝。
  至于‘弈’、‘西王母’在《竹书》中也是不同年代的，但我更怀疑它们是部落的名称，源远流长，因为五藏山经的确凿是难以反驳的，至于弈杀凿齿之类的典故，可能在禹之前确有其事。
  从前面的这一段答辩来看，《竹书》的诘问很有力，但它的诘问多是自相矛盾的，海荒经‘连环画理论’仍然禁得住考验，应该说《竹书》和《竹书》的前身，是一种相对可信的史料，但阐释海荒经的学官史官错误的运用了这种史料，他们牵强附会的用《竹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来解读海荒经，造成了海荒经跨越‘五帝夏商周’的大笑话，其实海荒经相对简单，它就是用连环画来讲述一些非常简单的故事，例如黄帝斩贰负、弈杀凿齿之类的小故事。
  钟磬对山海经的责问
  在山海经中，并没有详尽的叙述那个时代的乐器，不过在字里行间之中，仍然有一些蛛丝马迹，因为山海经中对动物叫声的记载非常详尽，他们屡屡使用“其音如判木”、“其音如鸳鸯”、“其音如婴儿”、“其音如吠犬”这样的类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形容声音的时候，使用了乐器作类比对象，例如：
  “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西山经）
  “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中山经）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吴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大荒东经）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海内经）
  “炎帝之孙伯陵，是生鼓、延、殳。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海内经）
  “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大荒东经）
  山海经中大致提到过钟、磬、鼓、琴、瑟这几种乐器，那么这些乐器是否真的存在于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个时代呢？先说钟，人们都熟知编钟之类的乐器，一般钟都是金属所制，看字型也是如此，而我们知道，五藏山经记载的年代，初民根本不懂得使用青铜器或者铁器，那些玉制祭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新石器时代也有钟，不过这种钟都是用陶土烧制的，例如庙底沟陶钟，属新石器时代，高9.3cm，甬长2.7cm，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这个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900年左右。陶钟形制与商代铜铙相近。“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管子》）”。这应该是‘黄钟’一词的本源。
  再如罄，磬是一种石制的打击乐器，可能源于石制的劳动工具。磬也称作“石”或“鸣球”，“夏击鸣球，……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个石磬，形状像耕田用的石犁，斜上方有一圆孔用于悬挂，整体非常粗糙，棱角也有些锐利，敲击时有清脆的声音。出土的这个磬年代稍晚，但磬的制作工艺很简单，在新石器时代完全可以做到。
  至于鼓，有土鼓、鼍鼓之分，1985年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乐山坪出土了九件新石器时期的彩陶鼓，兰州市博物馆藏，这应该是“以瓦为框”的土鼓，属一面蒙革的单皮鼓。鼍鼓则和大荒东经中的夔牛鼓很类似。
  通过已出土的钟、鼓、磬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以玉为兵’的五藏山经年代，这些乐器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
  《史记》云“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羽籥是文舞所用的乐器，如“武舞执干楯，文舞执羽籥”，我们知道，五藏山经中只有一种舞，那就是武舞，根本不存在文舞，所以也不存在‘羽籥’这样的乐器，在这一点上，山海经的记载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史记中提到了‘管’这种乐器，其实这种乐器也是新石器时代就有的，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
  从出土文物看，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有骨哨和埙，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从侧面证明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年代，音乐是相当发达的。
  至于琴瑟，却很有些难度，因为出土的瑟年代至多在春秋时期，而典籍记载却要久远得多，传说更纷纭，有伏羲、黄帝、神农为创始者之说，也有山海经提到的‘晏龙为琴瑟’之说。
  史记中便记载，素女为黄帝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但由于出土文物匮乏，琴瑟对山海经的责问就显得相对严厉了，幸好新石器时代的钟、磬印证了五藏山经的确凿，这也算是稍有安慰吧。
  后记
  山海经是一部驳杂的著作，探究它自然也就要方方面面都照顾到，通过前文杂乱的透析，我们大致有了一些可关联的证据。比如生物方面，那些昆虫、犀牛以及那些可理解可阐释的怪兽，大大增强了五藏山经的可信度。再通过祭祀的方式、语言的习惯、动物、山脉命名的规则，这些也可以有力的反驳五藏山经是伪作的嫌疑。在地理方面，河流西向、山有水无草木又向我们展示了那是一个诡异非常的年代。那么五藏山经到底记载的是什么年代？是哪的地理？
  我们可以初步的假设，五藏山经记载的是第四级冰河时代末期，当时存在着大规模的新物种，如披毛犀象和各种无法解释的怪兽。在温暖间冰期来临的时候，地质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造山运动或火山爆发频繁，动植物大量灭绝，这就造成了五藏山经中大量记载‘山有水无草木’的怪现象。这种假设完全符合杨槐‘地球膨胀论’的四曲线图，战国秦汉的人想伪造出这样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现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五藏山经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疑问，如河流西向、美洲独有的动物犰狳、大量记述的黑色人种，这是臆想根本作不到的事，必有所见所闻之后才能记载。如果说五藏山经记载的仅仅是中原地带，那么上述的问题根本无法解释，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世界圈’，五藏山经记载的是他们所能远涉的每一个地区。
  从方言上面考证应该是个不错的方向，不过我这方面没有基础，只能简略的敷衍几句。在山海经中出现了大量的方言，如孽頵摇羝、壑明俊疾、丰沮玉门、鏖鏊钜、不廷胡余，这只能是译音，就像我们熟知的阿斯匹林一样。
  游修龄在《农史研究和历史语言及外来词》中举过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摘引如下：
  海内经提到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对膏的解释，晋郭璞云：“言味好皆滑如膏”，并引外传曰“膏粱之子，叔豆粢粟也。”把膏字按汉字的实义解（味好如膏），说明郭璞及以后历代的《山海经》的注释家都已不知道膏是南方方言的名词带词头这一现象，如果膏作汉字的味好解，为什么在众多的古书中以及农书中形容味好的作物时不见使用膏菽、膏稻、膏粟等的称呼，而独见于《山海经》？也不见类似的用法如膏麦、膏麻呢，现今壮侗语言中，动植物名词带词头仍是普遍现象，如草[ko’tum6]、乌桕[ko’kou4]、樟[ko’gu:n]等，词头为[ko]，[7] 因此，膏当是词头ko的译音，稻、菽、黍、稷，有实义可译，故将其意译为汉语的稻，菽，黍，稷，加上词头，便成为半音半义的外来词，其方式同现代的“剑桥”，“冰琪淋”(ice cream)之类的译法相似。
  游先生的这种推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确凿的证明了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多民族多语言的现象，再如北山经中有一座山叫敦薨，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敦煌’另一个译名，东汉应劭解释‘敦煌’说：“敦，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