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4、韦孝宽 李崇
  【原文】
  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辄毁。孝宽临州，勒部内当堠处但植槐树，既免修复，又便行旅。宇文泰后见之，叹曰：“岂得一州独尔？”于是令诸州皆计里种树。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兖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由是盗无不获。
  ［袁了凡曰］
  “薛季宣令武昌，乡置一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事与李崇合。乱世弭盗之法，莫良于此。独宋向子韶知吴江县，太守孙公杰令每保置一鼓楼，保丁五人，以备巡警，盗发则鸣鼓相闻。子韶执不可，曰：“斗争自此始矣。”是亦一见也。
  大抵相机设法，顾其人方略何如。唯明刑、薄赋、裕民为弭盗之本。
  【译文】
  韦存宽任雍州刺史时，雍州路旁每一里设立一个记里土台，往往一场大雨下来就整个冲毁。韦存宽到任后，命令部下在每个土台处种植槐树。既免修复，又方便行人旅客。
  后来宇文泰(后魏·武川人)见了，叹息道：“哪能只有一州这样做呢？”于是各州都详细计算道路的里程，并种树为记。
  后魏李崇(顿丘人，字继长)任兖州刺史时，兖州本来有很多盗贼。李崇就下令每村建一座楼，楼上都悬挂着鼓。盗贼出现时则立刻急鼓告警。邻村一听到鼓声，先敲一响，再连敲二响，再连敲三响。顷刻间，鼓声传遍百里，各村都派人防守，于是盗贼没有不很快就被逮捕的。
  ［袁了凡评语译文］
  宋朝薛季宣(字士龙)任武昌县令时，每乡建一座楼，有盗贼出现，就敲鼓并举烽火作信号，瞬间传遍百里，做法和李崇相同。乱世消弭盗贼的方法，没有比这样更有效的了。
  只有宋代向子韶（字和卿）任吴江县令时，太守孙公杰命令每一保设置一鼓楼，每保五个壮丁，负责巡逻警戒的任务，有盗贼就敲鼓相告。向子韶认为不可，他说：“这样做会开启各保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看法。
  一般说来，相机行事，每人有不同的策略，要依现实的状况而定，很难说哪个一定比较有效。然而，刑罚公允、减轻赋税、使人民富足，这才是消弭强盗的根本之道。
  355、范仲淹
  【原文】
  仲淹知延州。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出，则官卑者先出御。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次第，败道也。”乃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各三千，分部训练，使量贼多寡，更番出御。
  ［冯述评］
  梅少司马客生疏云：“古之诏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语极切时弊，夫临阵，则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后。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将迭出之议固当，吾谓论功尤当专叙汗马，而毋轻冒帷幄，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
  【译文】
  宋朝范仲淹任延州太守时，延州惯例是总官率领边境士兵一万人，提辖率领五千人，都监率领三千人。盗寇一出现，官位低的先率兵出去抵御。
  范仲淹说：“将领的委派不从实际的能力去考虑，而以官位的高低为出兵的次序，这是必败的做法。”
  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共得精兵一万八千人，分派六个将领来率领，每个将领各领三千名士兵，分别训练，衡量贼兵的多寡，再轮流出兵抵御。
  ［冯评译文］
  少司马梅客生的奏章说：“古人依实际的功勋来颁赐爵位，如今则依爵位高低来决定赏赐的轻重。”这两句话真是切中时弊，在作战时阶级低的在前，在论功行赏时又在最后，这等于是拿职位低者的性命来讨好职位高者，难怪有志之士不愿为国效命。范仲淹分派将领轮流出兵的方法固然很恰当，我认为论功行赏奖时更应当奖励有实际战功的人，而不是把功劳归给居于高位不作战的人，这样豪杰之气才能平息，功名之士才知道奋发。
  356、徐阶
  【原文】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冯述评］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弓广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钤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镮，米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镮，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镮，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镮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译文】
  明世宗时倭寇侵犯东南，东南一带的巡抚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的官）却有异议，说若大军开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无踪，责任由谁来负？尚书因此犹豫不决。
  宰相徐阶坚决要求出兵，朝廷还是只准备调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阶争辩道：“江南原是我国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贼兵侵凌蹂躏已经很长一段时日了。我们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凭空揣测贼兵一定会离开，又揣测他们离开以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并以这样无根据的臆测来阻止调派援兵。调派援兵一事，要考虑的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若不应派兵，则不论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节省费用。若应当派兵，就必须调派精兵，以求胜利。怎么能有名无实的做做表面工夫，让这三千名弱兵和数万钱的军费，白白送去喂饱贼兵呢。”
  尚书听着害怕起来，于是调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将军许国、李逢时率领。许国年岁已高，李逢时则敢于深入敌境，却往往疏忽戒备。因此初次接触作战时旗开得胜，却在追击时遇到伏兵而战败。
  朝臣都认为派兵剿寇是徐阶的主意，徐阶应负战败的责任。
  徐阶又上疏道：“依法，作战是将士的责任，而防御是郡守县令的职守，如今将士若作战不利，往往处以死刑；而郡守、县令却安然无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处死刑的又往往是将士，而郡守和县令仅是降职而已。这么不公平的惩罚！怎么能鼓励将士出征呢？真正有权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县令，如今士兵与人民的比率是一对一百，又怎么能把作战与防守的责任都归于将士呢？郡守和县令若能克尽职守，粮饷必定不缺乏；郡守和县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间谍必定不会误事；郡守和县令若能保持警觉，敌方间谍必定无法得逞；郡守和县令若对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场。此次兵败，微臣认为应该严厉处份郡守和县令。”
  ［冯评译文］
  汉朝的方法很好，是因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县令就是将领，所以郡国能自行抵御贼寇。唐朝的府兵制度，还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从张说把厨兵改为弓广骑之后，兵农才分开，后来遂演变为藩镇割据，有将帅而没有郡守和县令。自从宋朝以来，平时由郡守和县令专权，而将士又不研究用兵之术。一旦战事来临，郡守和县令却把责任完全交到将士身上，而郡守和县令又不参与筹画划，因此，不管是战是守都归于失败。徐阶的这个说法，显示他非常了
  解末世衰败纷乱的弊病。
  徐阶又顾虑敌虏移族放牧于宣府、大同一带，和百姓杂居，屯田士卒无法耕种，米麦每石涨到中等成色的银子三两，但军方每月发给士卒的伙食费只有七镮钱，根本吃不饱。是时京畿附近的第二期麦作已经成熟，每石只值四镮钱，可及时收买到数十万石的麦子，如果出价五镮钱，商人还愿将麦子出居庸关运抵宣府。如果出价八镮，麦子可出紫荆关运抵大同，大略合计一下，每石麦子子只要花上一两银子的代价，就可让每位士卒饱食一个月，这样做的话，当地的米麦价格也将渐次平抑。奏疏呈上之后，朝廷批准实施。
  357、种世衡 杨掞
  【原文】
  种世衡所置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廪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的，中的者辄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