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司积谷之法，亦社仓遗训，然所积只纸上空言，半为有司干没，半充上官，无碍钱粮之用。一遇荒歉，辄仰屋窃叹，不如留谷于民间之为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
  “今之抚按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谷；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两直隶巡抚下有县凡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于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于流亡，而朝迁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无过于此！”
  【译文】
  宋孝宗乾道四年，人民缺乏粮食，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常平米六百石来施救，夏天从社里的谷仓借米粮，冬天加利息偿还。歉收时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十四年后，六百石米全数还给州府，尚有储米三千一百石，做为社仓，不再收利息。所以虽然遭到歉收，人民也不担心缺乏粮食。孝宗于是下诏，使朱熹的社仓法在各路推行。
  ［冯评译文］
  陆象山（名九渊）说：
  “社仓固然是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然而要常年丰收，这种制度才可保持长久，如果不是可常年丰收的田地，一遇到歉收，则社仓的米只有借出而没有收入，来年播种时缺少种子，仍然没有办法施救。不如同时设立一个平籴仓，丰收时买入米粮，防止价贱伤农的祸害；歉收时出售米粮，以防止富家屯积粮食，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把买进来的米粮分存两个仓库，其中一个仓库的存粮保留起来，不随便使用，以为歉收的年头所用，用这种方法来替代动辄匮乏的社会，显然比较实用。”
  顺从人民的方便，是社仓法；强制人民听从的，则是青苗法。是因为前者主张利民，后者主张利国的缘故。
  当今官吏积存谷物的方法，也是社仓的遗训。然而所积的只是纸上的空言，一半已被负责官吏据为己有，一半变成朝廷非正常调用的钱粮来源。一碰到荒年歉收，除了摇头叹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不如不要设置，单纯的把谷物留在民间的好。唉！
  何良俊（明，松江华亭人，字元朗）《四友斋丛说》说：
  “当今地方首长的真正德政，当务之急是将各项赃款及罚银，督促各府县隶全数购买谷物。犯徒刑、流放以下的罪犯，准他们用谷物来赎罪。大致上大县每年要买谷一万石，小县要买五千石。两直隶巡抚之下有一百个县，则每年就有七十多万石谷物。累积三年之后，就有两百多万石了。如果遇到一个县有水旱灾，就向无灾害的县通融借贷，来年丰收补还，则各地百姓就免于流离逃难，而朝廷对那些供应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税收地区，也永远不需忧心荒年歉收的问题。最大的德政，没有比这样更好了。”
  323、程颢
  【原文】
  河东路财赋不充，官有科买，则物价腾踊，岁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预备，定其价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乡民所费比旧不过十之二三。民税粟常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预使购粟边郡，所费大省。用富民而不扰，是大经济，亦由廉惠实心，素孚于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谤已腾矣。
  【译文】
  宋朝时，由于河东路的税收不够充裕，政府课征货物税，却使得物价上涨，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明道先生程颢于是仔细算出政府所预定课征的粮食数量，由地方上有存粮的富强人家定价出售给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富者不损失正常的利润，而乡民的花费一下子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百姓的贡赋常常必须转运到边境，做为防御军队的军粮，专程运送过去路程太遥远，临食就地买粮食又会刺激价格上涨。明道先生于是选用信任的富民，预先在边郡购买粮食，节省了很大的花费。
  ［冯评译文］
  任用富民而不过分剥削他们，实在是最佳的经世安民的方法，然而这也由于程明道廉洁爱民的心，一向受人民信任的缘故。不然政令尚未实施，而流言已满天飞了。
  324、周忱
  【原文】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樯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
  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冯述评］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
  “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译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询问地方父老，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交不出，只好流离四散。
  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文襄公与知府况钟（靖安人，字伯律）详细计算，［好帮手。］宽减八十多万石。
  依照旧例，团局不可收粮，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之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运到京师、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
  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之为“余米”。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冯评译文］
  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
  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
  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
  “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
  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
  但是自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吗？”
  325、樊莹
  【原文】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