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
  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
  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
  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
  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
  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
  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
  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
  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
  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夫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
  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
  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
  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
  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
  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
  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
  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
  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
  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
  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
  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
  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
  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
  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
  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
  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
  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
  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
  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
  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
  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
  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
  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
  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
  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
  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
  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
  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
  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
  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
  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旦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
  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
  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
  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
  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
  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
  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像，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
  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现象，来理
  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
  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
  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
  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
  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
  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
  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
  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
  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
  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
  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
  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
  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
  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
  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
  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
  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
  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
  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
  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
  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
  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
  种模式究竟是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
  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
  展。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
  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
  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
  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
  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
  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
  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
  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
  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
  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