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作者:张纯如    更新:2021-11-24 21:00
  回到美国后,沃特林进了爱阿华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联合会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却写信阻止,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两周后,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还有约翰·拉贝,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在教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在拉贝动身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从此,拉贝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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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存者的命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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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暴行作证。另外,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
  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我并不相信这点,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否则,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向世人公布了。于是,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么。
  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在本世纪初,拉贝曾在汉堡学徒。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国宝”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联系。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系,他还把他的朋友马莎·比奇曼的地址给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说,马莎是一个“可爱的友人”,她不仅了解汉堡,还非常乐于助人。我很快写信向马莎·比奇曼了解拉贝之谜,同时又写信给汉堡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后者能为我的研究登个启事。料想这二者不会立刻有回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让我惊讶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经过一连串的巧合,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比奇曼写道:“真高兴能帮助你,而这又不费多大劲”,“一开始,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还寄来了一个便条,这是拉贝在柏林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给我的。
  从此,事情进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莱因哈特在中国出生,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南京沦陷前几个月,他还到过南京。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令我欣喜的是,莱因哈特对我有求必应,给我写了很多长信。她提供的记述,照片和报刊文章,填补了拉贝一生中许多遗失的细节。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与妻子返回德国,很快便受到无数的嘉奖。在柏林,德国的国务秘书为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奖了他。拉贝还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他得到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绶带钻石勋章。5月,通过演说和在柏林各处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他在西门子公司面对大量听众进行演讲,他还在外交部、远东联合会以及国防部讲演。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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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存者的命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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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当时厄休拉就在家里。她那时刚刚7岁,正在门口试穿·双新旱冰鞋,这时她看见两个穿着有白色翻领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样的人,他们把拉贝带上车拉走了。厄休拉说:“我祖父看起来十分紧张,而那两人非常呆板严肃,所以我竟没敢上前同祖父拥抱说声再见。”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约翰.一马吉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在被释放之后,或许是为了他的安全,西门子公司立即将他派往国外。后来的几个月,拉贝在阿富汗工作,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10月,德国政府退回了拉贝的报告,但约翰·马吉拍的胶片却被留下了。(拉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读了他的报告或是看过那些胶片,但今天拉贝的家人确信希特勒看过了。)德国政府告知拉贝,他的报告被送往经济部,在那里被政府的高层人士传阅,但拉贝不应期望德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会因此有所改变。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他的寓所被炸毁,苏军占领柏林又使拉贝一贫如洗。厄休拉·莱因哈特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柏林由英国人占领的部分,而不是苏军占领区。拉贝仍然断断续续地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把经济信函译成英文。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后来发给他一个工作许可证。(这个许可证对拉贝来说用处不大,因为西门子公司还没有给他一个长期职位。)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的过程中。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而在德国,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间的精神状态:
  西门子公司没有我的工作--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险单到施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译注)的城市商业银行登记。我工作多年积蓄的1027多镑(总共5000镑的剩余部分)都在格雷特(马格丽特·拉贝之女)的手中,我想,这笔钱已经没有了。上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贝被炸毁的寓所所在地)。有人打坏了地窖的门,把我的打字机、收音机和其他东西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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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存者的命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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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们都已经十分虚弱了。夏天就要过去了--冬天会带来什么呢?从哪里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译田伯烈(Timpe-ley,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译注)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中译本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译注)。但现在还不会有收入。或许,我应当弄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卡,......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德国人都有了。
  我们在不断地忍受饥饿--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写的。除了那点可怜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面粥。秋天的时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这些橡子。现在,口粮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天天吃带刺的荨麻,它的嫩叶吃起来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国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