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八日上午，蒋介石收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转来的、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关于要求逮捕冈村宁茨写给该法庭的一封信，以及《冈村宁茨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和基南在上面的一段批语。
  吴玉章的信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惩办冈村宁茨的正义呼声：
  “冈村宁茨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而罪恶最大，是日本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首要战争罪犯。一九二八年，他任驻华日军步兵联队长，参加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之一。一九三二年任日军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侵略中国主权的《塘沽协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历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和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可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冈村宁茨仍然安居南京，逍遥法外。因此，我们强烈要求贵国际法庭维护正义与公道，通知中国政府逮捕冈村宁茨，并押往日本东京接受正义的审判。”
  《冈村宁茨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着重揭发冈村在华北、华中地区实行“三光政策”犯下的滔天罪行。《材料》说：
  “据不完全统计，冈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指挥日军在华北、华中两地区杀害中国军民五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人，烧毁大小房屋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余栋，抢走各种牲口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余头，各种粮食三千八百五十六万余斤，棉花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六百余斤，使二百五十四个村庄成了无人村，一百五十五个村庄成了一片瓦砾场。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中，敌酋冈村宁茨曾多次乘飞机往返指挥。为了防止冈村狡辩和抵赖，特附上他说明自己这一行动而先后发给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和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的六份电报底稿原件。”
  基南在信上的批语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到吴玉章先生的信函和调查材料之后，曾向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作了口头报告，并于八月四日上午召集参加国际法庭的十一国法律代表团团长或代表开会，讨论近一个小时，英国、法国、苏联、菲律宾等四国代表团团长认为冈村宁茨应定为甲级战犯，并速予逮捕送东京接受审判；美国代表团团长认为解放区不是中国政府，吴先生的意见纯系民间要求，只能作参考；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四国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建议由国际法庭和中国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冈村在华所作所为进行调查之后，再决定冈村是不是战犯或甲级战犯；印度代表团团长弃权；中国代表先同意美国的观点，最后也弃权。兹将上述不同意见转告贵国政府，请研究决定，并将你们的意见告我们。特说明一句，这同样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
  蒋介石对吴玉章的信和调查材料只匆匆浏览一遍，而对基南的批语却连看几遍，细细咀嚼，感到余味无穷。
  一个小时之后，他召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白崇禧、机要秘书陈布雷和曹土澂等人开会，研究如何答复麦克阿瑟和基南的问题。等与会者看了吴玉章的信、冈村犯罪调查材料和基南的批语之后，蒋介石说：
  “基南先生的批语，唵，是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对我们的暗地支持！这个这个，这两位美国朋友，唵，对冈村宁茨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一致，这要感谢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唵！”
  蒋介石为什么要感谢杜鲁门？一言难尽。
  最高总司令部开始逮捕战犯时，老于世故的冈村宁茨认为蒋介石是把可以利用的保护伞，但是，他又不便直接去见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利用何应钦、汤恩伯是日本士官学校同班同学的关系，为自己搭桥。他抓住这三个人的强烈反共心理，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给何应钦、汤恩伯写了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作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势必定为甲级战犯而被逮捕。我罪有应得，已作了死的打算。但我为两件事而深感遗憾，死不瞑目：一是我在中国事变八年中，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和兵力用在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上，可是我未能彻底消灭他们，而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忧患；二是在与共产党军队交战的胜与败中，逐渐丰富了自己的作战经验，很想写篇《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的文章。但想到自己即将走向绝路，心情很乱，已经写不成了，只好让它随同我的躯体进入焚尸炉。”
  四月十四日上午，何应钦与汤恩伯拿着冈村的信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冈村的信，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应该说，唵，冈村宁茨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的原则是以德报怨。这个这个，日本投降后，他指挥的军队以战争的手段，唵，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我看啦，唵，可以给冈村充分的时间，让他把《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写出来！这个这个，如果确有独特见解，而又切实可行，同样是立功赎罪，唵！”
  何应钦心里暗暗高兴，他说：“冈村之所以给克勤兄和我写这封信，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对委座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见他的一种报答，也是深受感动所致。五天后，我和克勤兄作为老同学去看望他，他将这天的日记给我们看，说委座问及他的身体好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中国政府将尽量给予照顾；说委座始终面带笑容，和蔼可亲，总是以好言相慰，深受感动，深感钦佩。”
  他稍停又说：“我想，如果不是冈村在八年抗战中以主要精力和兵力对付共党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部队还要发展得更快。从这一点看，冈村的确帮了我们的大忙。”
  蒋介石两只眼睛转动了两下，表示默认。
  “从攻打共党部队这一点看，冈村是个很理想的军事顾问，只是他的民愤太大了。”汤恩伯试探着说。
  他见蒋介石皱着眉头不吭声，马上转过话题说：“刚才委座说给冈村以充分的时间，让他把《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写出来，如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在最近逮捕他怎么办？”
  “这好办，唵。”蒋介石说，“就说他现在是在华日军总联络部长官，唵！噢，现在叫日军联络班长了。这个这个，就说联络班还有一批日军和日侨没有遣送回日本，唵，工作需要，目前不能逮捕他。关于让冈村作军事顾问，现在不是时候，唵！”
  他把脸转向何应钦：“请敬之兄给商震先生打个电话，请他将我们的意见，唵，转告基南首席检察官！”
  于是，冈村宁茨花了二十天时间写了《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全文一万五千余言，分战略战术两大部分。关于战略的主要论点是：“必须记住中国古训，‘为虺弗摧，为蛇若何？’消灭共产党军队宜早动手，小蛇易打，大蛇难灭；以八百万雄师对付不足三百万敌军，全军上下必须牢树猛虎捕羊的必胜信念。”在战术上他提出“击虚避实”，“以众击寡”，“张网捕鱼”，“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并针对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天时地利人和，提出不同的具体作战方案。
  冈村将文章送给何应钦和汤恩伯时，附上一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自知死期已近，不然，对每一场战争怎样进行，我还可以向二位学长提出具体谋略方案，因为我十分了解贵国的天时地利人和，也十分了解八路军和新四军，即现在的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特点。”
  蒋介石看了冈村的文章和信，如获至宝，马上将文章铅印若干份，发给军以上单位学习，并派外交部长宋子文携带一份飞往华盛顿，送给杜鲁门。如果杜鲁门认为冈村的战略战术可行，希望他给麦克阿瑟打招呼，给冈村减罪或免罪。
  因此，蒋介石才对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发出“感谢杜鲁门总统”的感叹。
  眼下，蒋介石接着说：“请诸位发表意见，怎样回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唵？”
  “我说两点意见，请委座裁夺。”何应钦说，“冈村实际上已成了我们不公开的军事顾问，我们对他应想方设法予以保护。他不愧为有谋略的军事家。我们在攻打共党部队中，凡是贯彻执行他的《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的都打了胜仗。反之，就打败仗。比如苏中战役的前阶段，由于徐州绥靖区司令顾祝同先生切实执行冈村先生的‘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压缩’的方针连打胜仗，歼灭共军二万五千余人；后来，由于顾先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违背了这一方针才吃了败仗，致使国军损失五万六千余人。”
  何应钦继续说：“我要说的第二点意见是，八月四日国际法庭讨论吴玉章的信函时，美国法律代表团团长说吴玉章的意见只能代表民间意见，不能代表政府意见，我认为完全正确。也就是说，能否定冈村为战犯，不能以老百姓的意见为意见。对吴玉章的叫叫喊喊，中国政府和国际法庭可以不予理睬！”
  白崇禧说：“冈村虽然身处艰险境地，但他一直关心着我们这场消灭共党的战争，我曾经三次接见过他，他每次对我们即将进行的某个战役都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难得啊！我完全同意敬之兄的意见，我们应该保护他。”
  他稍停又说：“我再补充两点意见：第一，就说日军联络班的工作千头万绪，近半年内还不能结束，即使冈村是战犯，也得等这一工作结束之后才能逮捕他；第二，把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所犯罪行，都推到冈村身上是不公正的，当然，他应该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