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继续说我们的困难来启三个方面的第二、第三两个方面。第二，日本政府和在前方作战的日军指挥机关，在投降前夕销毁了大批罪证。第三，同盟军在大反攻时，对日本本上和日军前线驻地的空袭中，无意中炸毁了大量的日本侵略者的犯罪证据。由于日本战犯人数多，战犯罪证调查难度大，势必推迟国际法庭的开庭时间和闭庭时间，但是，困难吓不倒我们。为了使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国际法庭的同仁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都具有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彻底革命精神，务必使每个战犯的审判建立在罪证充分而确凿的基础之上。”
  麦克阿瑟带头鼓掌，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
  基南接着说：“现在汇报调查工作的具体进行情况。”
  他说：国际法庭于一个月前成立三个临时工作部。第一部工作人员为一百三十人，由美国首席检察官希亚、中国首席审判官向哲浚为正副部长，负责搜集、查阅和借阅各驻日军事代表团带来的资料。第二部工作人员为三百五十人，由苏联首席检察官格伦斯基、加拿大首席法官诺兰任正副部长。下设若干调查小组，分别赴中国、印度、缅甸、东南亚各受害国家，以及太平洋各主要岛屿进行调查。以上两个部将查阅的资料、调查的证据，都用中、英、法、俄、日五种文字，既按问题又按人进行分类整理，并分别将原件、检举书和旁证附在后面备查。第三部为综合部，工作人员为四十人，由中国首席检察官梅汝璈、法国首席法官欧涅特为正副部长，负责将第一、第二部掌握的证据，同样按问题、按人进行综合分类，每天向基南和韦伯作次汇报，遇到特殊情况和重大问题，随时进行报告。
  基南继续说：“由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受害者涉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情况复杂问题多，战犯也多，这三个临时工作部至少还得存在两个月，这还是因为同仁们既分工又合作、互通情况和忘我工作的结果。总之，我们力争五月初正式开庭审讯。当然，开庭并不是战犯罪证调查的结束，而是意味着调查的继续和深入。”
  他说：“我暂时说到这里，下面由格伦斯基先生汇报第二部的工作情况。”
  格伦斯基年近五十，是苏联司法部高级顾问，曾参加纽伦堡德国战犯审判条例的制订，以后又作为苏联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的高级顾问，参加纽伦堡早期的审判工作。斯大林派他出任苏联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时，曾向杜鲁门提议由格伦斯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由于杜鲁门坚持要由基南担任这一职务只好作罢。斯大林与杜鲁门通电话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进驻日本的四十六万军队和几千名政工人员是美国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又是美国人，你们可不要把国际审判搞成美国审判啊！”杜鲁门回答说：“让时间去作结论。”
  现在，格伦斯基从主席台第三排座位上来到第一排座位，挨着基南坐下来。因他身材高大魁梧，伸手把扩音器往上拉了拉，然后说：“按照国际法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第二部组成四十个调查小组，每个小组由八至九人组成。考虑赴中国的调查任务比较繁重，我随其中的十八个调查小组旧中国调查了三十一天。诺兰先生带八个小组去南太平洋地区调查。其余的十四个小组分别赴印度、缅甸、安南和东南亚有关国家和地区调查。他们调查的时间，分别为三十天、二十八天、二十七天、二十六天不等。总之，大家认为工作可以结束了才返回东京。同仁们来自十一个国家，彼此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各不相同，曾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由于大家相互体贴和关照，加之每个小组都有所在国的朋友参加，为大家提供了许多方便，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说：“经过三百五十位同仁的共同努力，加之上述受害国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对日军部分犯罪严重的士兵，以及支队长以上军官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基本上调查清楚了的有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其中士兵一百一十五人，支队长一百四十人，旅团长五百五十八人，师团长八百四十七人，军司令官二百九十六人，方面军总司令以上的军官三十九人。同时涉及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十四年以来的历届首相、陆军相、海军相和天皇。这里说基本上调查清楚，仅限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和受害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我们的认识水平。这一千八百九十五人中，有八百五十六人已被定为战犯逮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其余的一千零三十九人也应该定为战犯予以逮捕。只有将他们逮捕后一个个进行审问，或者叫预审，才能进一步将他们的犯罪行为弄个水落石出。自然，经过审问和战犯的相互揭发，将有一批人不能定罪而释放。但是，如同捕鱼，只有把网撤开才能把大鱼捕到手。”
  接着，格伦斯基着重汇报了在中国的调查情况，即基本上查清了由原驻华中地区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原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具体执行的，强奸事件达两万起、大火三十九天未熄、集体屠杀十九万人、总共残杀五十万人的南京大屠杀；由日军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川上岸、驻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指挥的、使三千五百名男女老幼惨遭杀害的平顶山惨案；由日军第三十三联队第三大队长东川恒太郎指挥、先后屠杀中国军民一万二千五百人的舒兰县老黑沟惨案和清原县清原镇惨案；由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贞雄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造成五万八千四百人被杀害的芜湖惨案；由日军驻唐山部队司令官铃木启久和唐山守备队指挥官佐佐木本桑及丰润县政府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指挥一千五百日军围攻丰润县潘家峪村，致使全村有一千二百三十五人被屠杀、三十三户全家遭难、一千一百五十间房屋被烧毁的潘家峪惨案；由驻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直接指挥，在五天之内杀害和平居民三万五千八百人、满门杀绝的二百五十六户、有二千四百名妇女被日军强奸的洞庭湖区的厂窖惨案；由时任驻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指挥的一次“华北大扫荡”中，在冀中平原逮捕中国军民五万八千九百人、其中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人被集体杀害的冀中惨案；由石井四郎指挥的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灭绝人性地用三千八百五十人作细菌武器试验、用二千四百五十人作化学武器试验而全部在试验中死亡的罪行；以及辽源万人坑，大同煤峪口万人坑，淮南大通矿万人坑，等等情况。
  大家听得毛骨悚然，也满脸愤慨。
  当格伦斯基说到驻鸡西煤矿的日军支队长关谷良仁在矿里建筑一座炼人炉，将四千七百五十名中国人杀害以后，将其尸体炼成人油，再用人油炸油粑粑卖给不明真相的煤矿工人和鸡西镇居民吃时，在场的日本《反战报》记者田久忠一郎义愤填膺，起身领头呼喊口号：
  “坚决严惩日本战犯！”
  “为死难者报仇雪恨！”
  麦克阿瑟满脸通红，眼睛里闪的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也高高举起右手拳头呼喊起来。
  格伦斯基接着说：“从整体看，我们的调查比较顺利，各受害国的支持也比较热情，但也遭到某些阻力。比如对第三任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的调查，中国方面不仅不予配合，而且横加阻拦。当我们提出要审问冈村时，接见我们的中国国防部少将处长吴文华先生说：‘冈村宁茨本系战犯，但自从日本投降以来，他在维持南京治安、协助中国政府接收投降武器和军需用品上的成绩显著，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目前，他仍担任日本驻中国联络班班长，负责投降日军和日侨归国工作。这一工作尚未结束，加之他又肺病复发，不宜对他进行审问。’我对吴文华先生说，冈村曾出任驻华北日军总司令、驻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犯过许多严重罪行，应该定为甲级战犯予以逮捕，押送去日本巢鸭监狱。吴文华先生是这样回答我们的：‘何时对他进行拘留审理，怎样审理他，中国战犯处理委员会正在研究中。’恕我直言，中国政府在有意庇护冈村宁茨。”
  他的话一针见血。是的，蒋介石不仅有意庇护冈村宁茨，还准备暗地聘请他当军事顾问，计划让他直接参加正在试探性进行的、进而发动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宗旨的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麦克阿瑟自然知道个中奥妙，但他却说：“中国方面为什么要庇护自己的敌人呢？格伦斯基先生的结论未免过于主观。”
  “反正我与一道去中国进行调查的同仁们都是这样认为的。究竟我们的认识对不对，那就让历史去作结论吧！”格伦斯基说，“下面，请赴菲律宾调查的荷兰驻国际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检察官穆尔德尔先生汇报有关调查情况。”他说罢返回原来的座位。
  年过半百的穆尔德尔来到扩音器前坐下，说道：“我着重汇报原日军驻菲律宾方面军总司令本间雅晴，原日军驻马来西亚、新加坡联合部队总司令山下奉文的犯罪调查情况。山下奉文侵占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后，因他的穷凶极恶、杀人如麻，被人们称为‘马来虎’。他是指挥日军与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指挥的十二万美菲联合部队决战的罪魁祸首，也是制造‘巴丹死亡行军’的罪魁祸首！”
  所谓巴丹死亡行军，是一九四二年七月，日军侵占巴丹半岛之后，对俘虏进行无情折磨，强迫投降的一万一千多美国官兵和六万二千名菲律宾官兵，头顶炎炎烈日，冒着摄氏四十度的高温，不给水喝和饭吃，一天步行八十公里，只在晚上六个小时的休息时，才给半斤水喝和二两饼干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