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天讲美国纸老虎，这回我们孤军被围，敌人可就是铁老虎了。”副营长擦去泪痕，发出了牢骚，“战前我们把敌人宣传得太差劲，大伙的思想上就有些麻痹了。抢占预定高地以后，累是一回事，多数同志对敌人的火力估计不足，不愿意拼死命修筑坚固工事，以为咬咬牙几个钟头就顶过去了。结果———个小小山头，至少落下了上千颗炮弹和炸弹。要不是命令我们撤回，全营的人非给轰光不可。”“你们抓那么多俘虏，怎么处理的呢? ”张景华问。
  说到俘虏，副营长布满血丝的眼珠子似乎要弹了出来: “咱们的俘虏政策，实在叫人想不通……”
  教导员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冷静些，好好说。”
  “没关系，随便说。”眉清目秀的张景华看上去像个书生，毫无高级干部的威严，他不在乎副营长心情激动时所采取的反常态度。副营长喘着粗气，几乎扭歪了五官。结果还是教导员代替他说。
  “我们营是头一批渡过昭阳江的。一过江就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猛插，一路上势如破竹。”教导员念过书，有文化，说话流畅，“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顿狠打他们就溃不成军。团里给我们营配了一名英语翻译，两名朝鲜语翻译。只要用英语或者朝语喊一通话，告诉他们已经被包围，缴枪不杀，晕头转向的美国兵和李伪军就会丢下武器跟着咱们走……”
  第65节
  “跟着咱们走怎么行?!”副营长又插上了话，“穿插任务时间紧迫，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带着俘虏就会捆住手脚。当时有好些班排干部都主张就地处决他们，因为这些敌人暂时给打懵了，并不是真心想投降，一看咱们的后续部队没上来，不是逃跑，就会操起家伙再跟咱们于。”
  “事实正是这样! ”教导员一脸悲愤，接着说，“我和营长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怕留 下他们会招祸。可是，想到俘虏政策，想到战场纪律，咱们一点都不敢含糊: 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腰包，坚决按照政策要求办。我们让放下武器的敌人集中起来，点过数就让他们自动往北走，遇到志愿军的大部队再接受统一收容，负伤的俘虏也给包扎安顿好。他们丢下的枪炮没法带，我们就把枪机、弹梭和炮栓卸下丢进山沟里，想等到打完歼灭战以后再来收拾。哪里会料到我们的主力部队给敌人堵在半道上，不能按时完成对敌人的合围，结果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有带出来。那天拂晓，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战斗中，有二十几个美国兵刚放下武器向后转，不知道他们又从哪里搞到一批枪枝，返回头来撵着我们的屁股打，我们营长就是给他们打死的。天亮之前如果不占领预定高地就要误大事，我们又不敢恋战，大伙儿气得嗷嗷叫，悔不该对这批混蛋手下留情! ”
  “要是能抽几个战士押送一下就好了。”张景华喃喃道。
  “我们营在强渡昭阳江的时候伤亡不小，”副营长解释，“一路上又不断减员。作为尖刀部队的战士，一突入敌后，个个都成了过河卒子，这样的精兵一人顶十人，个个得当车马炮用，怎么抽得出来让他们去押俘虏?!”
  “当然，也怪我们太大意。”教导员痛心疾首，“我们应该想到这些俘虏刚刚放下枪，并没有消除敌对情绪; 我们还应该想到，战场上是很容易搞到武器的，不能对他们太放手，至少可以派几个战士就地监视他们，等我们全营走远以后再让战士跟进。唉! 总而言之，我们对战俘太讲仁慈，从制订政策到执行政策，都有些右倾。”
  “这话就说得不够全面了。”张景华摇摇头，表示异议，“制订政策是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执行政策必须有坚定性。碰了钉子出了纰漏可以分析研究找原因，但不能怀疑政策; 你们对俘虏讲宽大，虽然吃了亏，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行动肯定会产生好影响的，至少敌人说我们抓了俘虏就杀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两位指挥员沉默了，看不出他们是服从了张景华部长的劝导，或者是在继续憋气。 “还没有想通吗? ”张景华追问了一句。副营长依然不说话。
  “首长放心! ”教导员说，“不管想不想得通，反正往后再碰上这样的情况，照样执行命令就是了。” 二 整个第五次战役，分前后两个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际动用兵力达11个军4 个军团。如果担任穿插任务的部队以每个师一个营估算，大约也有几十个营。这些尖刀营大部分都抓到过俘虏，但大部分俘虏都没有带下战场。所以第五次战役中虽然捕获俘虏很多，但其中有相当一批实际上等于就地释放，送还给了美军和南朝鲜军。有的俘虏归队后甚至隐瞒了这段经历，继续拿起武器跟志愿军作战。这批人中间，有些在往后的战斗中，又一次成了志愿军的俘虏。第二次当俘虏，比第一次当俘虏的自觉性就要高得多了，因为他们确信志愿军不会杀害他们，不会虐待他们。
  志愿军始终严格地执行着宽待俘虏的政策，但要执行者完全想通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性与必要性，却并不容易。
  战场，是膨胀仇恨的巨大发酵器。仇恨的增长，极容易导致盲目地虐杀失去抵抗能力的战俘，以图宣泄之快意。近代战争史上，特别是1929年缔结与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产生以来，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公然主张虐杀战俘。而事实上，许多侵略军却无意或无法制止下属对敌方被俘人员的残酷虐杀。因为几乎一切军队在从事非正义战争的时候，都必然会激起被侵略者的愤怒抵抗; 于是又必然会加剧侵略者的疯狂，虐杀战俘便成了一切侵略军队必然要采用的报复手段。这原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条不可更易的铁则。
  第66节
  中国有句古话: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本是给被侵略者对付侵略者的常规手段，是被侵略者逼出来的极端行为。但作为明智的反侵略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决不会怂恿自己的人民和军队，对战俘施行盲目的自发性报复，因为他们真理在握，有充分的自信，通过真理去感化被俘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将敌人变成朋友。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最大的宽容与耐心，用和平与人道的方式，对敌方的被俘人员进行着 这样的感化。即便在残酷拼杀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的情况下，也坚持用说服教育和纪律约束相结合，严格防止满腔愤怒的指战员杀害与虐待战俘。这种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人道主义典范的崇高行为，’赢得了世界人民包括战俘们的交口赞誉。包括那位高傲的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功勋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卡恩思中校，在遣返前夕也曾感慨道: “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各参战部队在进行战役总结时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一打败了他们就拼命逃跑，宁愿躲进深山老林饿死冻死，也不肯当志愿军的俘虏。究其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志愿军的宽俘政策，相信上司们的欺骗宣传，说中共军队如何野蛮，抓住俘虏要割鼻子抠眼珠剖腹挖心。
  为了及时扩大志愿军宽俘政策的影响，从政治上瓦解敌军，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于1950年11月17日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提出建议: 立即挑选一批战俘放回敌军阵线。彭总表示赞同，并主张尽量快放和适当多放一些。因为是在国外战场，为慎重计，此事便由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和政治部主任杜平三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发电报作了请示。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电: 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该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当天，杜平主任就派专人赶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 名战俘，其中美军战俘27名，南朝鲜战俘76名。战俘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们让这些战俘理了发，洗了澡，换上新衣服，还发了路费，晚饭的时候又特地给他们加了几个菜，临行前召集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当晚，这批战俘乘着志愿军的卡车，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来到云山以南的前沿阵地，在志愿军作战部队的保护下，全部顺利地通过了战线。
  首批被释战俘回去后，在国际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第五天，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就作了公开报道，真实而详细地叙述了志愿军宽待战俘的情形，许多报刊竞相转载这一条新闻，为此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下令封闭消息，并对被释战俘加以监视。结果，美联社又将此事作为“连锁新闻”报道出来: “报界的代表们，被禁止访问被释放俘虏或向其摄影，所有军官都奉命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消息，只说这是‘极端秘密’。”法新社也发布消息说: 中共释放美军战俘“使麦克阿瑟下面的一些部门极度不安。……这27名美国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1 名美国将军和3 名上校陪着。”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说真话的权利和单独活动的自由。
  第67节
  1950年1.1 月25日发起的第二次战役中，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攻势下，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的局面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战役俘敌5268名，其中美军527 名; 第二次战役俘敌人数就增加到8943名，其中美军为3254名，其间还出现了百人以上的美军集体向志愿军投降事例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