磋商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便取得了———致意见，决定采取联合措施，重新把战俘拉回山村，腾出民房集中住宿，与村民隔离，派出民兵和青年同盟成员对战俘进行武装监护; 同时又安排人手掩埋死者，照料伤俘。另外，又派人火速找上级政府和就近驻军报告情况，请求支援。等到把战俘安顿好以后，司务长以临时党支部书记的身分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实际上也就是几名小分队成员的全体会议。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检讨了自己的严重失职，请大家批评，要求大家献计献策。战友们没有一人指责这位临时上级，议论了一番，共同的决议是: 当务之急必须向全体战俘说明情况，要他们也了解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安定情绪，一齐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余下的路程。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姬。他将近40岁年纪，整个团部机关里，他的岁数最大，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
  “这—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讲着讲着，忽然眼圈红了，“你们比我们更苦，因为心里苦。我想坦白告诉你们: 我心里也苦过。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结结巴巴，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司务长着急，战俘们也着急。 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大步走到文化教员的面前，严肃地向文化教员和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
  “我懂汉语。”上尉竟用清晰的汉语说，“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没等文化教员回过神来，上尉就径自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
  上尉面向司务长，用汉语转译: “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到抚顺煤矿挖煤，到西伯利亚修铁路。是这样吗? ”
  第14节
  “唉! 哪有的事呵! ”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来当了解放军，还当上了干部，参加了共产党; 美国军队侵略朝鲜，我又参加了志愿军。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困难，都是美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对战俘们讲了几句什么。战俘群里，终于有了比较热烈的反应，有议论的，还有呼喊的，鼓掌的，虽然比较寥落，但毕竟意味着一种转折。
  文化教员将英语翻成汉语就比较顺畅了，他对一旁的司务长和李炳云说; “上尉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到后方领导机关报告情况的一名通信员和一名朝鲜女青年，乘着一辆卡车回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返回后方，接走了20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
  千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途中，又有6 名战俘相继死亡。死亡特征异常相似，都是在不知不觉间进入昏迷状态而停止呼吸，毫无痛苦地结束了生命。这种猝死情况，使得战俘和志愿军押送人员都感到非常惊奇，一时又解不开这个可悲的谜。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
  战俘千里转运，危难确实存于始终。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 —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
  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末，从本质意义上说，决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西方战俘们制造死亡，而是侵朝战争的决策者和指挥侵朝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四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弥天大谎，弄得谣言制造者狼狈不堪。
  美联社伦敦分社于汉莱发表谈话的第三天，便从伦敦发回了一则电讯，报道了英国官方对汉莱讲话的怀疑: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告诉记者说，关于所说的暴行，英国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情报。又据国防部官员说，英国政府也没有从谍报方面得到任何消息。”“一部分政府官员说，他们可以十分肯定，假如共军曾经不断进行屠杀的计划，全世界在这以前就已经知道了。”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以及《芝加哥论坛》的附属报《时代先驱报》，他们公然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揭露的“暴力事件”和提供的“共产党杀害美俘”的数字表示了怀疑。《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了编者按语称: “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谎言露了馅，李奇微如同芒刺在背，急忙发表了一个声明，假装事先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 “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说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云。美国国防部也急忙推卸责任，发布公报称汉莱的讲话“在发表前并未与此间官员咨商”。
  第15节
  汉莱不甘心当默默无言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他向合众社、美联社招供了实际情况: “我当然是奉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汉莱说，叫他发表关于共产党暴行材料的指示，“是总部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他本人遵奉了这项指示。”“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他所说的“总部”，无疑是指“联合国军”总部。从釜山被召到东京的汉莱上校，这回说了真话，却失去了自由。国际通讯社于11月18日从东京发出的电讯说: 美国“陆军方面今天不许汉莱和记者见面。汉莱可能仍在东京，可是记者们今天力图 和他见面，都因陆军方面的阻止而达不到目的。”
  其实，在这一起严重的造谣事件中，最为难堪的不是小小的第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恰恰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因为汉莱被新闻界逼得理屈词穷走投无路时，可以亮出了他的救命符: “我是奉上司之命这么说的”; 而李奇微这位上司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他被犀利的新闻追光紧紧地钉住在舆论舞台的中心，不得不强作镇定，作一番挣扎式的表演了。李奇微将军窘态百出，一次又一次地发表“正式声明”，一会儿说中共杀掉了8000名美国战俘，一会儿说汉莱公布的杀掉5500名美国战俘的数字是正确的数字，一会儿又宣布被杀美俘的最新数字应为6270名，后来又说得比较含混了: “战俘被杀的统计数字是经过不断地再三估计而确定的，”在战争中失踪的10836 名美国士兵中，还不能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但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共军杀害的美国俘虏大约有6000名。”还有一次又说得十分具体了: “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 人被杀。”
  被杀8000人与被杀365 人之间的差额是7635人，两个数字的比例是22:1。这就是李奇微将军对同一件所谓杀人事件所表述的不同数字概念。何况这被杀365 名美俘的基本数字，也是一个杜撰的虚假数字。
  按道理说，杀人数字应当是一个极端严肃的数字。可是，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嘴巴中吐出的美俘被杀人数，总是在不断变化，大起大落，活像菜场上的蔬菜价格，可以随行就市，早晚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
  第16节
  一批又一批的“联合国军”战俘，陆续向志愿军俘管处集中。
  志愿军俘管处设在鸭绿江南岸的平安北道碧潼郡，它的全称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以美军战俘为主的“联合国军”战俘，除个别情况外，主要由志愿军收容管理。
  俘管处刚一宣告成立，第一批美英战俘近200 人，很快就从前方押送到了俘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