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细读文章，发现沈醉这次提到汉中特训班！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留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间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些情报。”
  尽管沈醉的记述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这个汉中特训班却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证实！①1992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终于写到这个班，不过，名头是“”西安特侦班“：”1939年成立，设在陕西汉中，1942年迁到西安，改称西安特侦班。戴笠兼班主任，以特侦站站长程慕颐兼任副主任，学员来源一部分是由战干四团挑选来的，一部分是由兰州训练班挑选来的，每期人数三十人，训练期满派在特侦站工作。“
  这就从台湾方面证实了这个“汉中特训班”的存在。有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写明这个班毕业学员的真实去处是延安。②爬梳手头材料，作者发现，原来是自己不熟悉情况搞错了。
  领导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是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而不是程一鸣的西北区！抗战时期，军统数次调整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部署。1934年成立陕西站，1935年成立西北区。这个庞大的西北区下设五个省站，统管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1936年西安事变摧垮了军统西北区，之后的国共合作又使军统不好大肆活动，于是军统就隐身在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之中开展工作，后来又分设晋陕区和西北区。所以，西北区负责人程一鸣并不一定能知道晋陕区的西北特侦站办了一个汉中班。程一鸣的文章没有提到汉中特训班，只是证明程慕颐的保密性相当强，连同事都不知详情。这也不奇怪，成功打入延安，要防止泄密；被延安破获，更要遮丑；反正程慕颐不好再提这个汉中特训班。后来，程慕颐随同蒋介石撤到台湾，就更不可能给大陆留下公开文字了。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探究奇案（3）
  也不能光怨作者弄不清楚，军统这两个区都有一个“程一”！知情人都说汉训班的领导叫做“程益”。现在看，这个“程益”显然是化名。可是，谁能说清这个“程益”是“程一鸣”之中的“程一”还是“程慕颐”之中的“程颐”？在作者看到的文件中，程慕颐签名有时就用“程一”！
  从国民党方面落实了汉中特训班的来历，又要问：共产党方面为何不公开披露这个成功的反间谍案件？
  赵苍璧、郝苏这些老保卫，保密观念已经融化到血液里面，甘当无名英雄也是自觉遵从的职业道德，他们不说，可以理解。可是，还有那么多史学工作者、报告文学家，为什么别人也不写？
  直到1995年，《陈龙传》终于提到此案，但也比较简略。
  后来，又在师哲回忆录之中找到一个线索。师哲提道：“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人所共知，康生借口反特，在延安大力推进“抢救运动”，错整了大批好人。
  难道，汉中特训班一案还是延安“抢救运动”的诱因？
  如果属实，那么，这个案子的后果，已经超出一般的反间谍工作范围，而是具有相当的政治作用了。这个案子也就更加值得查实，更加值得总结了。
  可是，如果这个案子确实对抢救运动有影响，那么就必须问问：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属实？
  因为，抢救运动中的案件，大多属于冤假错案。作者的母亲就在那个时候坐过保安处的监狱。
  这个“汉中特训班案件”是否属实，该问谁呢？
  办案人，一般都会认为自己办的案子属实。
  所以，尽管作者十分尊重这些老保卫，但是，为对历史负责起见，还是必须另行查实。
  另一条查实途径是寻找涉案人。一般地说，案件的当事人，总是倾向否定案情或是减轻案情。如果当事人也能证实，应该说这个案件就是可靠的了。
  那就要寻找汉中特训班的“特务”了。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寻找“特务”（1）
  作者寻找的第一对象，当然是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主角——吴南山。
  郝苏的材料写道：“吴南山在这个案子中有很大功绩，后来经西北局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请陇东地区领导人和公安处的同志不要忘记这个人。”这说明办案人认定吴南山在此案之中具有关键作用，也说明办案人担心此人的下场。
  这个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此案破获之后发生的抢救运动，有多人挨整，赵晓晨等人还整理了一份关押在保安处的人的名录，其中虽然没有吴南山，却有几个涉及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人物。陆为公，曾任庆阳中学校长、庆阳县长，吴南山主动交待，第一个找的就是此人。可是，此人却在抢救运动中进了边保的监狱。同狱还有祁三益、王星文等人，都是后来加入了边保组织的前汉中特训班成员。那么，吴南山是否也会挨整呢？
  熟悉西北情报史的李启明、严夫等人，也不知道吴南山的去向。那个时期的情报、保卫工作相当机密，不在一个系统，往往不知情况。作者只有在采访中到处打听。一次，在采访当年陇东地委干部马兆祥时，听说吴南山解放后在甘肃平凉地区工作。于是，作者就试探性地给平凉寄去一封信。①过了一段时间，居然收到吴南山的回信！
  原来，吴南山早已离休，现住兰州，辗转接到寄给平凉的信件。得知这个当年卓有贡献的人物现在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作者不禁替郝苏了却一份担忧。但是，吴南山却没有提供案件的详情。信中说道，此案的经过已经向组织上详细交待，若要继续了解，请通过公安部门联系。
  这就使作者为难。向现在的公安部门解释为何了解五六十年前的案件，也要合适的理由呢。
  后来，作者又从陕西省公安厅公安史志办公室整理的边保名录中，从中找到吴南山、李军的名字，就给这两家挂电话。得到的消息如雷轰顶：吴南山刚刚去世！李军也在更早的时候去世。
  真是懊悔！为何没有抓紧采访这两位关键人物？懊悔之余，还是把自己帮助杨玉英编辑的《怀念周兴》一书，给吴南山的夫人寄去。
  没想到，很快接到吴南山儿子吴定军的电话。原来，吴南山几次整理自己的回忆材料，都由儿子协助，吴定军也很了解情况。听说作者的写作意图，吴定军非常理解。后来，作者有机会出差甘肃，与正任平凉地区政法委书记的吴定军面谈，终于了解到其父吴南山当年的详细情况。经吴定军介绍，作者又找到兰州市公安局史志办。李文吉、马如耀两位老公安干部多年追踪汉训班案件，多次访问吴南山等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他们提供的材料，是作者目前看到的关于汉训班案件的最为完整的文字叙述。②③虽然耽搁了对吴南山本人的采访，但作者始终把这个案子放在心上。
  出差山西，找到李甫山。发案时，李甫山正任陇东保安科科长。此案的大收网虽然在延安，但是，发案在陇东，破案后，涉案人也多回到陇东工作。因此，陇东这一头一尾就相当重要。好不容易找到破案的领导人物，急切了解情况，可是，李甫山却不时说起：“案子经过我可以对你讲讲，可是破案方法还是要保密的……”
  作者耐不住了：“你们当年的方法还有什么可保密的？人家国民党和美国早都写出来了，早都拍成电影了！”
  采访老干部，常常遇到类似问题，不是保密，就是不能宣传个人。尽管党和国家规定的最高保密期限是30年，但是，从情报保卫工作的特殊性考虑，有些事情也许永远也不会解密。在隐蔽战线，当然要永远提倡甘当无名英雄。
  作者强调：“有些情况确实已经解密了。你们党性强的不宣传个人，那些党性不强的人却在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无论是对历史负责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都应该讲出真实的历史，不能埋没无名英雄！”
  说起延安的故事，李甫山笑道：“你爸爸当年找对象，问我一个学者的前妻行不行，我说不行。后来又问我你的妈妈行不行，我说行。”
  谈话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老人终于讲出汉中特训班案件的全部经过。出门后，他的女儿告知：父亲在反右的时候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后才平反，刚刚住上新房子，心里还有顾虑。
  作者又到河北正定县青海干部干休所找到涂占奎。郝苏回忆文章中提到三个陇东保安科的知情人，乔苍松是秘书，郝苏是侦察股长，涂占奎是治安股长，专门搞行动的人。
  此案由陇东保安科发现，上报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边保又上报中社部，由中社部指导边保破获整个案件。陇东的领导和办案人都找到了，还应去找中社部的办案人。
  中社部二室的治安科长陈龙曾负责这个案子，陈龙夫人余海宇把手头最后一本《陈龙传》，签字送给作者。
  又找到曾经参与破案的王。这位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坦率叙述，使作者心中有了底：这个案件现在不保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