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接待十分周到，客人却相当紧张，王尧山认出那徐毅是中央通报的叛徒！潘汉年告知，这胡均鹤与徐毅都是叛徒，现在正想戴罪立功。晚上，镇江方面非要宴请客人，刘晓等人勉强出席。席间，主客双方都很拘谨，胡均鹤等人不知随同潘汉年的是些什么人物，刘晓等人不知胡均鹤等到底可靠与否，惟有心中清楚的潘汉年谈笑风生。
  李士群试图靠拢共产党，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岩井英一也为胡越明帮了大忙。日军连续攻占中国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各地的著名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纷纷避难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郭沫若、茅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人陆续来到，精英汇聚的香岛，一时成为中国的战时文化活动中心。1941年12月日军进攻九龙，香港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廖承志设法营救，将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南洋或内地。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日本特务立即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灯，邀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日军司令部会面。还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元旦，廖承志偷渡到香港，部署营救。
  从香港外出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都要经由日军控制区，十分危险。为了挽救这批民族精英，潘汉年找岩井英一帮忙。胡越明说是要为岩井转移情报干部，岩井英一答应提供协助。于是，潘汉年和廖承志利用香港日本领事馆的掩护，把何香凝等人安全送到内地，华南情报局人员也分两批撤回。香港大营救历时两百多天，行程十余省，输送八百多人而无一伤亡。这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华南局与东江纵队的工作，但是，不该忘记。日本情报机关也有贡献呢！
  第五章 深入虎穴日本特务机关深处的“中共谍报团”（2）
  看到潘汉年如此神通，香港的岩井情报人员小泉清一惊讶地问陈曼云：“听说他是潘汉年，著名的共产党人？”
  陈曼云未予回答。
  五十多年后，小泉访问中国，探访陈曼云。中日友好的气氛中，昔日两方的间谍人员，终于可以敞开心扉交谈了。
  间谍战的复杂，一般人难以想象。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不承想，却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学生之中，潜藏着一个共青团支部，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由中共特科王学文联系，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驻华日军中展开工作，反对日本侵华，西里龙夫到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撒传单被捕。
  潘汉年到上海后，及时调整上海情报组织，以吴纪光为组长，指导这个日本情报小组深入工作。西里龙夫出狱后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还发展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党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本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
  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论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日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尾崎秀实和佐尔格。
  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11月从满铁绝密通报中看到，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发动南进战事。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日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国情报组织！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面一直深深隐藏。世间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1942年6月，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被捕，“中共谍报团”案爆发。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未及执行，日本投降后得以释放。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日共领袖。
  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活动，在日军本间师团发展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搞到本间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这个事情成为中共支持国民党抗战的一个例证。
  中共对日情报工作成效卓著，及时获取日本的战略动向，深入掌握日本与国民党关系，这对中共中央及时开展斗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第五章 深入虎穴中共“南委”失手（1）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吧，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一个国民政府。
  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又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四十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可见。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工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