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磨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①而共产党的对抗手段，也是武装斗争与特工斗争相结合。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共产党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仅取得统一边区政权的重大成果，而且获得开展隐蔽工作的珍贵经验。以攻为守取得成效，此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逐步转为进攻态势。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长期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的梁济，清楚记得延安当时发生的重要案件。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长兼保卫部长，1994年9月9日谈话。秦平曾在延安邮电检查站工作，经手华明家信密写、紫军投敌等案件。秦平曾问布鲁东方福尔摩斯是什么意思，布鲁回以一笑。秦平等许多人都听说过康生批评布鲁的事情，边保还有人要秦平代笔向上反映布鲁问题。
  ①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布鲁化装为中统特派员四处视察，邹瑜则扮为随行秘书。
  ②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前中统成员张国栋撰写的《中统局始末记》（《细说中统军统》，台湾传记文学社）写到，中共叛徒、中统骨干马濯江于1938年10月出任肤施县长，立足不住，于1939年清明节祭扫黄陵时返回西安，滞留不归。可是，作者采访的所有人都说国民党的肤施县长是马豫章，而非马濯江。《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的记载也是如此。延安师范学校学生梁济记得，马濯江的职务是延安师范学校校长。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在文化大革命后曾为马豫章的后代出示证明，平反昭雪。而罗青长本人也是几十年之后才知道马豫章原来是共产党员，在北平上学时入党，可见当时保密之严。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在边保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启明，是知道边保如何掌控国民党肤施县政府的少数人之一。
  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李启明从绥德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亲自创建的鲁南情报组一直活动到解放战争时期。
  ①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环县事变轰动边区内外，作者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亲身参加环县战斗的人。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长兼保卫部长，1994年9月9日谈话。秦平曾在延安邮电检查站工作，经手华明家信密写、紫军投敌等案件。
  ②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电信局的王乐建国后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还是黄彬出面证明其为共产党秘密服务。
  ①张严佛：《宣侠父被暗杀案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宣侠父被蒋介石下令暗杀早已公开，但军统如何动手，还要有待于这篇发表于1988年的文章。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向来不肯多讲个人的经历，作者首次采访他三年之后，在医院的病房里，才获知他在西安开始情报工作的事迹，蒋介石杀害宣侠父的深层动机，也由罗青长点明。罗青长的四子罗振向作者讲述父母在西安的恋爱经历。
  ①肖劲光：《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中共党史资料（20），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肖劲光时任八路军留守办事处主任，是个得到国民党方面委任的官员。延安与重庆的公开交往，大多以肖劲光的名义进行。
  第五章 深入虎穴从不挂牌的“中央情报部”
  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提醒中共必须预防突然袭击。为了预先掌握敌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亲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以往都是一个机构兼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第一次成立专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这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重大战略转变，开始由“防”转“攻”。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调查情报工作的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的，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1942年5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委任务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3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部长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李克农主政，立即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展开全面部署。①根据中央指示，中情部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观点，明确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中情部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为情报工作的理论武器。明确情报工作的任务：一方面进行一般的调查工作，系统地搜集有战略意义的公开半公开材料；另方面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采集敌人各方面的军政机密消息。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朱德讲话：材料很多，问题在于研究不够，过去同志中的主观主义来自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意味中共的情报工作明确路线和方针，重视提高到应有的理论层次。
  中情部工作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研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将全国分为几个地区：陕甘宁地区，晋察冀地区，香港、上海地区，晋绥地区，华中地区，重庆地区，西安地区。各地区建立情报电台、情报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指挥系统。
  中社部与中情部还派出重要干部，加强各地工作。晋察冀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以外最大的根据地，杜理卿改名许建国，带领工作组前往指导工作。潘汉年派往上海、香港地区，就地隐蔽，秘密开展工作。谭政文调到晋绥地区主持工作。
  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公开活动。于是，中共老将纷纷出马，分别驻扎国统区要地。
  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博古、吴玉章、邓颖超等不时往来重庆。林伯渠在陕西省会西安，谢觉哉在甘肃省会兰州，公开职务是八办代表，同时也领导西北的地下工作。
  设点、连线、结网，中共的情报工作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敏锐地看到中共已经“实现180度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抗大得到一本张浩所著教材《党的策略路线》。徐恩曾从中分析共产党的新战略：“共产党懂得在国共再次‘合作’之后，必须及时组织自己的军队，必须及时在‘友军’中进行工作，必须尽量保持公开活动的机会，必须稳扎稳打，避免刺激，尤其重要的在羽毛未曾丰满以前，隐忍退让，避免与国民党分裂。”徐恩曾又判断共产党的新战术：“归纳起来，就是要每一个地下工作人员，人人都有正当的职业，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样，让别人丝毫看不出他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新地下战术的特色——长期隐蔽。”
  徐恩曾自诩为反共专家，自称“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那时，中统的侦破常常令对方防不胜防。可是，此时的徐恩曾却陷入困惑之中，“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国民政府无穷的困扰，我更是首当其冲。”
  转入进攻的中共情报工作，令得国民党防不胜防。
  第五章 深入虎穴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1）
  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全国有了合法身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为了对日作战与国共和谈的方便，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因八路军又编制为第十八集团军，也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西安、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全国各大战区都有了八路军的公开机构。按照国际惯例，驻外机构收集整理情报，乃是一种公开而合法的本职工作。各地的“八办”不仅是为八路军输送粮饷的后勤机构，也是中共中央情报部伸到各地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