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①②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边保”（1）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边保”（2）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