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东向通路，距离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最近。但是，国民党部队始终牢牢地把守着东面的黄河天堑，卡住交通咽喉。延安的东北是榆林，驻军首脑是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邓宝珊。榆林驻军的物资经过延安，边区政府免税放行。延安到外地采购，榆林也准予放行。邓宝珊的部队到西安领取军需，还为延安捎回药品布匹等禁运物资。邓宝珊又让出陕北绥德与山西临县之间的军渡等两个黄河渡口，敞开共产党各根据地之间的通道。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八路军将领都走过这条路线。邓宝珊的协助，为陕甘宁边区开通了一条重要的东向通路。后来，第三次国内战争毛泽东转战陕北，取胜之后就由这条通路离开陕北进入华北，进而入主北京。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官府劫道（2）
  西向通路经由甘肃陇东。由于这里偏离国家经济社会的中心地带，所以，国民党的把守相对较松，这就使得西路成为陕甘宁边区秘密交通的主道。红军西路军失败，总指挥徐向前化装商人骑驴脱险，就是从这条路进入延安。刘少奇化名胡服前往华中、华北敌后根据地，没有走较近的西北路和南路，而是从这较远的西南路绕行。
  1940年，一支由3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延安。车上的部队叫做“新兵营”，其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长征末期，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路军打进河西走廊，试图开通苏联通道。甘肃军阀拼命保护地盘，戈壁滩又适合马家军的骑兵驰骋，孤立无援的红军全军覆没，仅剩400多人陷入大雪弥漫的祁连山，由李先念率领向新疆徒步开进。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万里远隔，只得与相邻的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接受中共代表，对延安有些物资支持。中共中央千方百计营救西路军，通知正在新疆的陈云负责接应西路军余部。陈云征得盛世才的同意，率汽车到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把这400多红军官兵接到新疆，以“新兵营”的称号集中训练。中共中央从长远着眼，利用新疆的特殊条件，指令这些红军官兵学习炮兵、装甲、汽车、无线电、航空等现代化军事技术。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路过新疆，十分重视这批现代化军事人才，向盛世才提出把这批人送回延安。盛世才又要请示蒋介石，几经波折，329名红军官兵乘坐30辆军车，万里归家。4年前，这些红军官兵杀开一条血路通过河西走廊，现在，他们又克服当年敌人马家军的重重阻挠，浩浩荡荡开回延安！这些中共第一批现代化军事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技术军兵种的将领。
  中共中央的进驻，使得延安这个西北小镇名闻天下。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延安这个苦寒之地焕发出诱人的魅力。
  抗战军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投奔抗日战场。可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避居大后方重庆，离前线太远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北方高擎抗日大旗。而且，各种渠道传出的消息，都说共产党那里领袖民主，干部廉洁，群众觉悟。大半国土沦于日人之手，小半国土盘踞着军阀官僚，环顾华夏，惟有那延安是民族之净土！于是，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延安。1938年5月至8月，仅仅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去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1938年4月16日开学的抗大四期，每天接待上百新学员，年底毕业时已有4000多知识青年。1939年1月28日开学的第五期，学员数目又翻一番。
  延安的灯塔效应，惹的蒋介石十分恼火。国民党安排种种措施，卡住进出延安的交通要道。
  国民党在延安四面各条公路的道口都设立盘查站，检查进出延安的所有人员、物资。命令禁止流入边区的物资有：武器弹药、交通通讯器材、军事物品、粮食油料、棉纱布匹、医药卫生用品、医疗器材。这些物资一旦发现，物品没收，车辆充公，人员关押惩办。更为残酷的是扣留投奔延安的青年，分别送往西安战干团和兰州西北干训团强迫训练。
  胡宗南深知争夺青年的重要，邀请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肖作霖在西安组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声称培训高中毕业学生，实际截留去延安的青年。这个战干团的特训队后来又扩充为天水行营西北青年劳动营，在咸阳、洛阳、兰州分设营地，集中800多青年。除胡宗南的军事系统之外，国民党中统特务也在各要道扣留青年，1939年至1943年之间，统计上报的扣留人数有2100多人。考虑到尚未列入统计的情况，国民党各系统实际扣留的人数还要多。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在公开检查的名义之下，掩藏非法特务活动。交口盘查站扣留了一个延安来人，怀疑是中共洛川县委书记，严刑逼供，来人坚不吐实，中统就将其秘密活埋！
  共产党方面，则打出合法旗号，坚持往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
  商业活动也有魅力。国民党封锁越严，商业投机的利润越大，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偷偷向延安贩卖物资，只要能赚钱，军火也肯卖。
  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国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国民党既要封锁延安，又不能卡死延安。于是，官员变土匪，公然劫道；共匪变八路，公然闯关；延安通道上演着一出出“三岔口”般的戏剧。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叛徒、特务最吃香政权在握，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可以借助合法手段公开进行。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又在延安东北的榆绥、南面的洛川、西南的彬县，分别设立分区办事处，指导本区各县联合封锁。榆林专员傅云、绥德专员何绍南、耀县专员梁干乔、大荔专员蒋坚忍、彬州专员赵寓心、陇东专员钟竟成、平凉专员马继周，都是反共专家。
  军事上一时不好大打，行政上又要承认边区合法，新形势下如何对付共产党，国民党也要调整工作形式。于是，隐蔽斗争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主管反共工作的中统，出马争夺封锁延安的主导权。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局，中统通过陕西省党部秘书长郭紫峻和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将陕北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政府县长统统换成中统要员！中统的特工训练班，特别注重讲授中共课程。中共叛徒顾顺章撰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王新衡编译的《格伯乌》、《契卡》，都是主要教材。
  国民党反共的本事也在提高，1927年的时候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到了1929年底，公布一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建立反省院制度，专门软化被捕的共产党员。这项政策颇有成效，先后争取不少共产党的叛徒。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更帮助国民党连续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虽然尝到使用共产党叛徒的甜头，但是，徐恩曾的态度还是“用其才，不信其听”。这些叛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也被人看不起。
  抗战爆发，出于新形势下反共的特殊需要，这些叛徒加特务突然吃香起来。陈庆斋（胡大海）、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卜道明、周光亚等人担任中统局本部科长、处长以上职务。特殊的经历，使得这些人反起共来既坚决又有办法。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迫切需要，更给叛徒们提供了风云际会的机遇。中统将一批叛徒加特务派到与边区接壤的各县，当面与共产党斗争。中统陕西省调查统计室的历任主任，除了个别中共特别党员之外都是叛徒，边区一带的叛徒还有耀县专员梁干乔、绥德景绍山、杨波、佳县杨玉峰、米脂马瑞生等人。
  好不容易捞到当官的机会，这些叛徒加特务搞反共特别兴奋，而且，特别擅长搞秘密情报。
  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使得国共关系由明争转为暗斗，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升级。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边区政府代主席逃亡！八路军少将失踪（1）
  延安惊险不断。
  1937年春夏，抗日军政大学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涉及到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学员。许世友等人接受不了，密谋出逃。设在学员之中的“网员”把这个情况上报，西北保卫局立即采取措施，拘捕了企图出逃的人。那天夜里，保卫局的干部战士提着马灯满山找人，紧张得很。
  毛泽东得知消息，亲自找许世友等人谈话。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一人的错误，不能由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承担。而且，这些企图出逃的学员，并不是投敌，而是打算到陕南打游击，继续同国民党斗争。毛泽东决定释放许世友等人，让他们继续在抗大学习。这些人仍然受到党的信任，许世友还被派到山东独当一面。后来，这些人中出了一批著名战将，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之中，始终忠诚于统帅毛泽东。
  受到批判的张国焘，在延安依然是级别很高的官员——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这个名位不低的官员，在1938年4月4日失踪了！
  边区政府主席本由德高望重的林伯渠担任。林伯渠不仅在共产党内被尊称为“林老”，在中国政界也是老资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第一军军长程潜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考虑到两人过去的搭档关系，中共中央特任林伯渠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与驻扎西安的程潜就近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