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的长征，周兴与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二营特派员肖赤脚腕负伤掉队，待到收容队发现已经奄奄一息。周兴立即派人到军委纵队找来中央首长的用药，终于挽救了肖赤的生命。过草地时，周兴身患肺病昏迷不醒，宋任穷特意安排用担架抬着周兴行军。行军艰苦，周兴病情越来越重，大口大口吐血，医生说再行军会有生命危险，劝他留下养病。周兴却说：“我是红军的人，离开红军就结束了政治生命，活着还有什么用？”周兴带病坚持长征，病情稍好就拄着棍子徒步行军，终于平安到达陕北。在新成立的西北保卫局中，周兴任侦察部长，不久，局长王首道另有重任，中央决定由周兴任代局长，很快又是局长。此时，中央特科已经停止活动，西北保卫局就是中共的最高情报保卫机构。这样，手握重权的周兴，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注目。
  1936年7月，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中共情况。作为一个以客观公正为职业道德的记者，虽然国民党把共产党涂抹得青面獠牙，斯诺却要眼见为实。好不容易潜入陕甘宁边区，当然不会放过共产党的“特务”。所以，在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斯诺盯上了保卫局局长周兴。
  斯诺之行，大概是中共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1936年10月9日周兴与斯诺的交谈，大概就是中共保卫史上的第一次“外事”活动了。斯诺提了六个问题：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现在保卫局的任务同江西时有了什么不同：“国家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在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权力，现在是保护扩大统一战线。”“在江西时反革命的定义是非常严厉的，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就没有那么严厉。在江西时，没有人说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现在不同了（现在可以说合作抗日）。在江西时，谁不同意我们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他的财产就被充公，要是他反对我们，他就会被剥夺一切权利，虽则他还没有直接采取行动来反对我们。”“在江西，我们的政策是直接保护人口中主要那部分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的人的利益，而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总而言之，保卫局现在不但在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而且还在保卫统一战线的基础。”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3）
  周兴这段论述显示：紧随党中央克服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步伐，情报保卫部门也改变了江西肃反时的左倾做法！
  对于斯诺的六个问题，周兴也一一回答。引人注意的是，周兴强调：“现在死刑案件很少。”周兴还说，政治犯的审判程序同一般犯人一样，要由法院审判，“但非常时期除外。所谓‘非常时期’指的是出现了叛变、倒戈或暴动，那时保卫局就得及时地处理那些头目，来不及等候开庭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周兴还展开论述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前者只是贯彻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要求，我们是不会杀人的，更不会是秘密地杀的，而国民党则不然。其中原因群众是知道的。”“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人犯（政治）罪，全家被捕，甚至连小孩都会被杀。而苏维埃是不允许这个政策的。我们认为，一人犯罪一人当，与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无关。更不会剥夺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第三个不同是：苏维埃对政治犯的宽大政策，那些人（政治犯）只要接受教育，并有好的表现，很快就释放，并恢复他的一切权利。”“第四个不同是：犯人的口粮和我们的职员一样，他们被发给与我们的职员同样的衣粮，他们没有像在国民党的狱里那样受到拷打和虐待。”
  周兴的介绍内容，显示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共杂记》。
  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土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①好几个延安老保卫向作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保卫干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经赞扬：“契卡（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
  周兴对询问自己的同志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提意见了：“保安处是宝剑，军队是什么？”
  由此，中共的保卫系统就没有自诩“宝剑”。建国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以“盾牌”作为公安的标志。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标志，则是二者兼有——“剑与盾”。
  当事人俱已作古，这个故事的准确性尚难论定，但是，“宝剑”与“盾牌”，至今仍是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象征。
  中共的传统是强调集体的作用，其实，就个人而言，老情报老保卫，哪个不是一把锋锐的宝剑？
  周兴在延安驻守12年，解放战争后期参加南京和重庆的接管，后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云南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中，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1）
  从周兴答斯诺问可以看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正在发生政策变化。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过去的左倾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改变过去的阶级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试探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有意要打通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遂委托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董健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董健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延安），再由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六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健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历史应该记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起步。
  南京向陕北伸出了触角，就近的西安岂能落后？
  此时，在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外，主要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三支部队的工作。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主张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若不是被左倾领导否定，也许就用不到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当年的中央领导错过时机，将革命导向危局；现在的中共中央果断抓住历史机遇，主动向东北军、西北军展开统战工作。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大面上还得和自己的盟兄蒋介石站在一起。蒋介石却利用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于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恶名传天下。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