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你找我准没好事，才走几天啊就跑回来了，说吧，要什么政策。”主席点着我的鼻子说。
  我笑了笑，“还不是我管不了才找您的，主要是中央在西部的各单位与当地的关系和协调问题。”我把我在西域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一遍，还把一些材料交给了主席。我说，
  “西域有不少的国防建设部门，不少的中央派驻单位，这些单位在历史上都是受中央指挥，对于地方上的事情不管不问，也不听招呼，在原来不发达的时代和国家军事处于弱势的时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现在，这些机构和部门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生存的问题，内地高科技的发展已经或多或少的淘汰了在西北的一些部门，可是他们还在那里阻碍西域的开发，反映到具体工作上是铁路部门的制肘很厉害，当然，那个铁路部门存在的不光是体制上的问题，还有许多经济上腐败管理上腐败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看到了这些而没有办法去制约他们，他们对我们根本不买账。这就是我来北京找您要权的原因。”
  说到这里主席看着我说，“你的意思是把这些部门都划给你管理？”
  “我的意思是有些部门该关的关，该交的交，西域开发要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股合力，像铁路部门，原本就是一个经济动物，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由于战略运输的重要性，半军事化的管理都是必要的，可是摊子大了中央就有些顾不过来，特别是让某些个别的人在边远地区坐大，不是形成了部门的阀系？其实各地的铁路部门很多业务本来就是自己管理的，但是到现在铁路的稽查、公安、审计、监督都是自成体系，地方无法干预，这就给一些个人钻了空子。有些明明是占用的地方土地，一不是用于铁路建设，二不向地方交纳一分钱的税金使用费，这实在是不合理。如果能够把这些部门改变成双管的制度可能会好一点，我们希望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中央的派驻地方上的衙门有那么一点制约。否则西域的开发就不好搞，当地方不能得到这些部门的支持的时候，很可能要自己另找出路，那么这种出路就是自己再搞一套，说到底是在自己人内部竞争，重复建设，这是对我们有限的开发资金的极大浪费。”
  听了我的话，主席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大的体制的改变，不能不慎重。想了一会，主席把总理叫来了，让我又重新讲了一遍。主席等我讲完了以后说道，“司徒提出的问题我们其实早就有察觉，但是一直没有讨论怎么去处理。我看趁现在西域来汇报抓紧时间召开一个专题会议讨论一下后拿出个具体意见。在这么拖下去会影响中央在西域的开发计划。”
  “好，国务院也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每次开会都是在北京这里的人说，地方是说不上多少话。这次司徒来应该是个机会。”总理也付声说道。
  “会议的宗旨是围绕着中央开发西部的决心来进行，凡是与这个决心相违背的都要按现在的实际情况去定。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吗，万一将来又变了，那么我们的政策也要跟着变。”主席说。
  “既然这样，那么我尽快安排，主席的行程是在外后天，我看主席走的前一天开行吗？”总理谨慎的问主席？”
  “我看可以，尽快吧。”
  两天后，专题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铁道部、民航总局，国防科工委等部门的头头，主席因外事活动没有来，总理主持会议。在会上首先由我提出问题，然后各部门的人开始发言讨论，
  “我们部门在甘肃青海的企业已经打算移交地方了，这个方案前几年就弄出来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没有启动，也是西域原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口单位吧。”国防科工委的人先说了。这也是实情，他们的企业都是很大的，也是重要的，交给地方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地方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
  “我们铁道部下属各路局其实都已经独立核算了，在内地也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与地方对立的局面，这也是我们工作疏忽造成的，但是，铁道部这么多年都是延续这样的体制，在西北开这个先例，那么我们在内地的路局怎么办？”一开始铁道部的头就把难题出给了我们。“个别人的工作表现和个别的行为不能从体制上去找原因，我们觉得，从惩治和反贪上着手解决西部路局的问题比较好。”
  “我开始也这么想，兰州局的问题可能是个别人的问题造成的，问题是现有的体制造成了我们在下面不能监督这些衙门，警界有一句俗话，‘天下警察是一家’，可偏偏在铁路上就有个自成体系的警察系统，我们省厅去找他们都不卖帐，他们有很多文件和规定来应付地方警察，这是个别人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当时，建立青藏铁路在西部几个重要的车站附近圈了那么多地，是建设的需要还是当时利用政策搭车获得潜在的利益？现在，在兰州最好的房子和待遇是铁路系统，最好的工作是铁路职工，一个乘务员都可以利用手中的那点权利去违法乱纪，从西部走私到内地的烟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火车带过去的，我们的辑毒警察查到铁路就犯触。就连我们军代处要的军用车皮他们也敢挤占，这是为什么？是一些不和适宜的体制和制度在保护这些不法分子，也是这样的制度成了这些不法分子生长的温床，从2006年青藏线通车，反映到铁道部的揭发材料堆起来有一人高，怎么就没点动静？中纪委下达的调查案件，最后总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哪里会那么巧？其实是这样的体制在保护着他们，铁道部自己的办案能力有限，不是很起眼的不过是打个电话给下面路局的有关部门去核实，而那些部门本身就参与了这些活动或者本身就说话不管用，你怎么可能叫强盗自己制裁自己？还不是为那些人打击报复提供了方便之门。”说道这里，我气愤的把我们在火车上拍的照片扔给了铁道部的头头。“说白了，你们还是舍不得自己的那点权利，不愿意把自己的体系打乱，还有就是你们内部的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牵制着你们的改革。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地方上应该有起码的监督权利，对于事关治安和地方发展的业务，路局必须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铁老大的余毒绝不能在西北再延续下去。”当我说到这里，铁道部的那位仁兄脸上挂不住了。
  “如果把铁路的权限分散，一旦遇到战争情况怎么办，你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凭什么插手到我们铁路部门？”
  “那铁路部门是你们的私有王国吗？他不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吗？没有地方的支援，你们铁路部门喝西北风去啊？别忘了我们要在全国一盘棋上做文章，战争的可能性不是你坐在这里杞人忧天凭空想象出来的，是靠国家的实力去保卫和平的，如果你们铁路部门能够支持我们，我犯得着跑到这里来同你磨牙吗！”
  我当仁不让的与那个昏庸的家伙干了起来，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大家讨论吗，不要意气用事。”总理打着圆场。
  “铁路部门在发达地区受到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要比不发达地区大的多，正因为这种竞争，内地的铁路部门在管理和与地方的配合方面也要紧密的多，可是在西域地区，这种垄断性的经营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地方有那么一个大的机构搞市场经济，脱离政府计划的指导和监督，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这是体制上的不协调，也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政策上的难点。”政策研究室的王老说话了。
  “我个人认为其实在我们国内也可以实行一国两制或者是一国多制，我们的国家那么大，经济发展那么不平衡，当然不能用同一总模式和机制了，当年在深圳搞经济特区，其实质也是一国两制，我们党的宗旨是实事求是，那么能够因势利导的实行特事特办，一国两制都是体现我们实事求是的原则，现在在西北的铁路部门没有按这个原则办事，难道我们还要维系这样的体制？单单的从人事上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把他们放置在一个被监督和被指导的位置才会对他们有压力，才会使西北乃至西域的这片棋活起来，我们建立铁路的目的就是加速开发西域边疆地区，那么现在铁路成为西域开发的制肘是与我们的要求想违背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能统一认识，我建议在媒体上开展讨论，在人大开展讨论。”我接着说道
  “一国两制？一国多制？”总理思考着我的话。
  “我们反正是不同意西域委员会的观点，铁路部门是经过我国几代革命家辛辛苦苦的创立起来的，不能因为暂时的协调问题就给改了，我们保留我们的意见，至于那些腐败的现象和丑陋的行为我们回去一定严加惩办。”铁道部的头头如是说。
  “查腐败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到现在说不是已经很晚了吗？”总理阴沉着脸说，“铁路部门是国家的重要部门，的确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创造的，但是这不等于就叫你们在荣誉和成绩面前睡大觉，那么多的投诉和检举揭发摆在那里，你们还有脸坐在这里喋喋不休的为你们的过失讲理由？我都替你们脸红。其实中国最大的腐败就是我们这些高居衙门里的人不关心国家不关心民族的命运，只要不贪污不犯法就可以得过且过，就可以抱着祖宗的业绩混日子。今天的会议先开到这里，会后我会及时向中央汇报，政策研究室可以考虑司徒的建议，研究一下这新的一国两制的课题，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想法，别管一国几制，只要是统一强大的中国，只要能使我们的大西北大西南发展起来，那就是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