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书亮忙说：“怎么会，我是在调查，是在设法帮叶馨，只是无从下手。那档案是一个线索，叶馨看过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找来看看，会不会真的和‘405谋杀案’相关。”
  小彭停止了踱步，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似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终于说：“我看过了，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摄影协会的铁皮活动房里，游书亮和欧阳倩正在焦急地等着小彭的到来。原来峰回路转，小彭告诉游书亮，保卫科“擒获”了叶馨后，他听说这名和他交谈过的女生潜入了学校档案馆，在夜半苦读很久以前的一份档案。他进出保卫科自如，和在自己的办公室一样随便，正好保卫科里的干事大多不是训练有素的公安人员，警惕性有待提高，竟让他得了个机会，抱走了那摞“月光社档案”。他看着厚厚的卷宗，知道短时间里读不完，就狠了狠心，花了好几十块钱，将所有的内容都复印了一遍，很快又将档案放回原位，自己回家细细阅读。
  时近黄昏，小彭终于夹着一个公文包出现在门口。
  三个人没有多费唇舌，将档案摊开，小彭因为已将全文通读，嘱咐了几句后，便到活动房外吸烟。
  因为曾听叶馨多次提起那日记本，欧阳倩和游书亮便先找到那日记的复印件，从头读了起来。
  当欧阳倩读到凌蘅素和骆永枫的婚礼上，其中的一件礼物就是一个即将完工的神奇人体标本时，不禁“啊”地叫出声来：“这再次证明小叶子的确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她真不该去住什么精神病院，我们得想办法尽快让她出院！”
  游书亮说：“如果她出了院，还是躲不过6月16那一难怎么办？”
  “这就不用你担心了，总有办法的。小叶子那晚一定要在我家住，我妈已经说了，到时候用大链子把她捆起来，总安全的吧？
  游书亮皱了皱眉头：“怎么听上去这么可怕？好像跟住精神病院也差不太多了。”
  欧阳倩嘟囔了一句：“你家才像精神病院呢。”又继续看了下去。日记前面的部分，她已在医院里听叶馨讲过，虽说当时听得将信将疑，毕竟还有印象。当她看到1967年5月23日以后的内容，正是叶馨没来得及读完的部分，便格外专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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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23日
  今天，终于迎来了区里的公审，本校和我一起挨批斗的还有另外两个出身有重要问题的学生，还有附近各高校类似的学生，总共十八个人，被批斗的群众戏称为“十八罗汉”，公审会开到一半，其中一个被批斗的学生就往台下跳，虽然没死，但头破血流，腿也摔断了。
  回来时，我的眼镜碎了，浑身是唾沫，膝盖因为跪得太久，已肿了起来。
  人生所能遭受的羞辱，莫过于此了吧？
  这时候，我突然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月光社”同仁会不约而同地痴求玉碎。首先，他们大概都太过唯美，沉醉于古典音乐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追求唯美的人，承受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的能力是不是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试着去承受？再联想起以前学过的那点心理学，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选择跳楼做为自杀的方式，会不会是一种集体暗示行为，一种趋同性的追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些害怕了，难道自己也产生了相同的念头？
  不会的，我还很在乎生命，在乎那些爱我的人。我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所以对任何爱我的人都很珍惜，甚至可以说，我就是为他们活着。
  但那样的人似乎并不多，伯父生死不明，伯母已去世了，依依、劲松，还有谁呢？
  1967年6月1日
  这大概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了。
  原因之一，明天起，我就要被隔离审查。其实最近我已经被盯得很紧，即便这篇日记，我也是在厕所里写的。这个日记本，我一直放在宿舍楼五楼的那一小间卫生用具室里，那里有几个放杂物的破柜子，堆着许多永远没人清理的破烂，从旧招贴画到破损的马扎，什么都有。
  原因之二，我感觉调查组似乎铁了心要查出我和“月光社”的渊源，我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有时我在想：为什么？是不是学校很久没有“大案”可抓了？似乎并非如此。找个理由批斗我？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一句话，我就已经被公审了六次，挨的拳脚和唾沫不可计数。
  唯一的解释，有人想让我成为正式的罪人，入狱，甚至枪毙。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我就能很顺利地被从历史上抹去。
  我想，我一定是个疯子，即便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想保留这份日记。如果我是个正常的人，应该在调查一开始，就将这日记烧为灰烬。
  但我知道我的意识，是想记录下这段日子，记录下“月光社”的清白和挣扎，或许有朝一日得见光明，提醒后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虽然压力很大，难得的是，劲松还常来看我，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鼓励我坚强下去。不可否认，他的确是我至今仍保持坚强的动力之一。他对我如此，我没有必要向他保留任何秘密，于是我将“月光社”的事告诉了他。
  另一个知道我是“月光社”仅存者的是依依，但她很久没有出现了。
  我可以理解，因为她自己的出身也不佳，又在“铁托”的监视之下，任何继续接近我的行为，都无疑飞蛾扑火。我能感觉她还惦记着我，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为了这个期待，我会隐忍，即便长期隔离，甚至入狱，我也会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样，“将牢底坐穿”。
  今天是儿童节，从调查组回来的时候，看见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行政楼前的草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无忧无虑，心里突然酸楚。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哪里会想到身遭正发生着巨变。同时又想起，当年和劲松两个人，也都是这样无忧无虑地玩耍着。
  1967年6月15日
  我食了言，又拿出了这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在原地放着，显然没有被移动过。
  食言不是罪，但背叛呢？
  昨天，调查组突然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我可以走了。
  近半个月的隔离审查，每天面对的，除了调查员，就只有墙壁。如果我说此刻我还精神健全，那一定是种自我安慰。
  我可以走了，但并不代表自由了。调查组的人告诉我，老老实实在宿舍呆着，等着下一步安排。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调查组的人被我逼问得烦了，终于告诉我说，有人提供了证据，我的确是“月光社”余党。怎么处理我，调查组做不了主，他们自称还算有人情味儿，放我回去，是让我收拾收拾，和家人朋友通个气，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所以回校并不是自由，自然有革命同志监视着我。他们同时上报市里，等待处理决定，入狱是至少的，也许会更糟。
  我呆呆地站在调查组的办公室里，脑中空白一片，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心情，从表面看，仿佛我还舍不得这审查了我几个月的地狱。
  失魂落魄地走回宿舍，一路上想了似乎想了很多，但什么都没想明白。知道我参加过“月光社”的只有劲松和依依，如果真有人作证，就应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我虽然问过调查组谁是证人，他们坚决不说，是要保护革命同志，但在下次公审时会，会拿证词一一和我对质。
  会不会他们只是准备诬陷我？
  临出调查组时，听他们说起了我参加“月光社”活动的几个细节，都是实情。
  这么说，劲松和依依两个人中，一定有一个供出了我。
  刚回到宿舍，劲松便闻讯赶到了。他一见我，顿时愣住了，随即竟然眼圈红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如铁打般的劲松这么难过，或许是我近半个月来不事梳洗，邋遢得像个流浪汉的缘故。但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的难过另有原因。
  他已经听说了我将被定罪的事。
  “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来找我，不怕以后背个‘通敌’的罪名吗？”我被他这么快的到来深深打动。
  “这是什么傻话，我怕过什么？”劲松还是那气吞河山的样子，“知道是谁供出你的吗？听那些调查组的人说得有板有眼，说是证据确凿。”我叹了一声：“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劲松惊讶地望着我。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二者之一。
  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忽然说：“我这就去前卫线医院，把依依叫来，问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显然，他不是揭露我的人。
  难道真的是依依？我的胸口开始发闷，疼痛。
  她很久没来看我了，也许这说明了什么。但我还在思考，想到劲松脾气火爆，说不定会对依依做出格的举动，依依又在“铁托”的眼皮底下，他这么怒气冲冲的跑过去，正好给“铁托”一个打击他的机会。何况，问清楚了又怎么样？
  我严辞阻止劲松去前卫线医院，并告诉他，我会找依依问清楚，并感谢他没有揭发我。这时，他眼泪终于落下来，抱着我的肩膀说：“好兄弟，我真要是做那样的事，还不如去死了好。”多么震撼人心的话，一生有此一友，不枉活一场。
  但这替代不了我心中的苦闷。
  其实，如果真是依依供出了我，我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