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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更新:2021-11-24 03:13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当时北京人私下说,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是不在话下。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①《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共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P463-464页。
③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④Bertr 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⑥《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
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⑧《清史稿·阿巴泰传》。
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
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
“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
“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
①《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共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P463-464页。
③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④Bertr 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⑥《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
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⑧《清史稿·阿巴泰传》。
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
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
“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
“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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