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有关井田制的奏疏，朱由检感受到了官员和士子的热情，同时也明白井田制为何不可行：
  有的人要求复古，有的人要求用新制。
  这个说除了他的办法皆不可行，那个说应该召集儒者共论。
  大明的儒家士子这么多，各有各的理解，他们自己就能打起来，更别说实行井田了。
  更何况井田制最根本的是土地国有制，和私有制的土地完全不同。
  若非朱由检拿出来的辽东是边角之地，而且现在被后金占据。恐怕这些官员和士子，就不会这么热心井田制。
  把辽东的地分给功臣，除了原本在辽东拥有土地的人之外，朝廷的官员几乎都很乐意。
  而且以前的辽东属于都司，理论上下属的卫所土地都是官田。辽东在沦陷后又有大量的人遇害，还有很多人在后金受苦。在京城根本就找不到以前的地主，自然没有多少人反对。
  关外的辽民或许有反对的，但他们的声音太小，根本传不到京城来。更何况辽东军队的主体就是辽民，他们作为功臣至少会分配到一井田土地，相比之前拥有的土地要多多了，他们当然不会反对。
  所以在收买了辽民的主体辽东士兵后，把关外土地收归国有这件事，还是很顺利的。除了在辽东将门那里可能会遇到阻力外，根本就没有人反对。
  不过，如果朱由检说把大明的所有土地收归国有，那就会人人反对了。
  事实上，反对井田制的人不是没有。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关外井田制成功后，被皇帝推广到关内。
  但是皇帝没有流露出这个意思，井田制又几乎受到所有人的支持。这些人不敢明面上反对，只是说井田制的困难，让皇帝慎重考虑，慎重推行井田制。
  他们打的旗号是慎重，其实就是想把这件事拖下去。拖到所有人没耐心了，自然就无疾而终了。
  至于辽东是否要收回来，收回后的土地如何分配，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觉得放弃也就算了。免得皇帝在关外推行井田制成功，再延伸到关内。
  还有一些人，则是想要搅浑水。明面上喊着支持，行动却完全相反。
  甚至说，在朱由检看来，那些一味要求复古的，就是在打着支持的旗号搞破坏。
  这些人不会不知道王莽复古失败，却仍要求朝廷这样实行，简直是其心可诛，想搞得天下大乱。
  就像其中一份奏疏，认为《孟子》写着“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所以应该改变亩制，把一井田定为九百亩。
  还有人说周朝一里不是三百步，应该是一百步。一步是六尺四寸，应该以黍定尺。以这个一百步为一里，一方里是一井田，一井田是九百亩。
  这种荒谬言论，看得朱由检几乎气笑了。认为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想要搞坏井田制——
  亩制关系到税收，改变后就要把全国土地赋税完全重定。
  以大明现在的吏治腐败程度，这就是给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
  而且百姓很可能不知道大亩改成小亩，会被官吏愚弄，把税收压到他们头上。
  这种改变亩制的事情，就是想乱天下！
  因为财政上的困难，朱由检对大明的税收十分在意，也了解到大明近几年的田亩数字，一直是“官民田土七百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九顷八十三亩”，后面还煞有其事地加上“八厘九毫七忽四微三纤二沙八尘五渺”，显得很是精确。
  但是对这个田亩数字，朱由检却一万个不信，认为十分虚假。
  因为洪武年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不可能这么多年开垦下来，田亩不但没增加，反而还变少了。
  万历三十年的“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八十一亩”，更加符合实际。
  但是，想是能这么想，朱由检却不敢这么说。
  当年张居正清丈田亩，都有人说官吏为了讨好他把田亩给量多了，很多是虚报的。
  以大明现在的吏治腐败程度，如果朱由检说一定要清丈出十一亿亩土地，官员或许能清丈出来，但税赋具体是压到谁头上，那就不好说了。
  像是隋朝的时候，“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官府按这个田亩数字收税，隋炀帝是收得粮食满仓，带领大军三征高句丽、修大运河、建洛阳城……都没把仓库里的粮食吃完。但是农民却纷纷揭竿而起，推翻他的统治。
  朱由检现在清丈田亩的结果，很可能就像隋炀帝，能清丈出一个很高的数字，却也可能引起被欺压的百姓造反——
  他对大明官吏的操守，没有丝毫信心。
  可以说，只要朱由检敢大亩改小亩，地方官员就敢胡作非为，引起天下大乱。
  所以那些人打着井田制的旗号，改变亩制的提议，在朱由检看来当然不可行。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井田制他只打算在关外实行，在关外直接按里计算，不再用亩收税。
  里这个单位虽然很常用，在关内却和税收没有多大关系，改变了影响也不大。
  因为关内的亩是按步，有五尺一步、有六尺一步。有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有四百八十步为一亩，还有更大的，七百二十步为一亩。辽东的田亩数字那么小，就是因为用大亩。
  大小亩这个事情，是朱由检在发现辽东土地问题后仔细查问的，这让他更加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复杂性，以及统一度量衡的必要性。
  需要先把度量衡统一，才能清丈田亩。
  在朱由检看来，辽东的开发潜力很大，如果认真开垦清丈的话，能有几千万甚至几亿亩耕地——
  后世整个东北的耕地，大概是五亿多亩。
  如果大明能收复辽东，把土地开垦出一半、甚至五分之一，就有可能解决粮食问题，渡过天灾危机。
  可以说，东北这片尚未开发的大平原，被朱由检视作救命稻草、渡过明末乱世的关键。
  这也是他不惜把整个东北用井田制分封出去，激励天下人恢复辽土的原因——
  相比大明社稷、亿万生民来说，区区东北算什么？朱由检未来分封的地方还会更多，想尽一切办法减轻人口压力。
  否则以大明现在的人口，只要遇到天灾，随时就能有百万流民汇聚，让朝廷镇压不下去。
  这种人口和粮食的根本矛盾，可以说是无解。灾民吃不饱饭，他们就会造反。
  朱由检只能让他们吃饱饭，才能解决危机。
  大明现在的户是九百八十三万五千四百二十六户，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口半。
  但是这个户口数字和田亩数字一样，根本就不能信——
  相比洪武二十六年的“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都少了八十多万户、八百多万人。
  而按后世的估算，大明现在的人口，大概有一亿五千万到两亿人。
  这个人口数字，让朱由检感到心惊，也意识到历史上大明数次击败农民军、却始终无法完全镇压下去的原因。
  这么多的人口，你就算杀了一百万，只要天灾存在，还会有下个一百万。可以说根本杀不完，流民无穷无尽。
  唯有让流民吃饱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让流民吃饱饭的办法，一是从分配上解决，二是增加粮食。
  分配制度的改革，会触动大明所有阶层的利益。朱由检现在没有这个权威，也没有靠谱的官吏。所以这种剧烈的改革在他脑海中转了一下，很快就抛开了。
  相比于改革分配制度来说，增加粮食反而更简单些。尤其是东北这个大平原，是现成的待开发土地。
  这个地方距离中原很近，大明的人能够很方便地移民过去。相比于生死未卜的移民海外来说，他们更愿意接受。
  历史上清朝在东北开禁后，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有三四千万人闯关东。
  朱由检想到这个数字，就觉得东北的开发潜力很大。只要能把辽东收回来利用好，完全能让大明渡过天灾和人口爆炸带来的危机。
  大明造反的流民主要在西北，其次就是中原。这两个地方的人口估计下来约三千万，只要能移走一半，剩下的人就能活下去。
  同时因为是移民，这些人不但能在东北生产粮食，还减少了内地的粮食消耗。流民造反的事情，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同时，东北开发后带来的税收，也能缓解大明的财政困境，减少从受灾地区收税。
  所以东北是必须要收复的，后金的建虏在朱由检看来，就是争夺生存空间的大敌。
  而且东北的制度，在朱由检看来也是必须变更的。免得大明的官吏把陋习都带过去，朝廷收不上税。
  在关外这样一张几乎空白的纸上作画，相比调整关内的分配制度，难度要低很多。
  朱由检打算以井田制的名义，让所有人一体纳税。除了按田亩缴纳的十一税外，不再收任何地丁银，相当于摊丁入亩，不再收人口税。
  他相信，在这条政策下，井田的主人一定会多生育、多从关内移民，让这些移民做佃户，帮他们开发土地。
  这一切的根基，就是从改变里制开始。
  因为亩制太复杂，朱由检在关外分封土地直接就按方里。对他来说里的长度很重要，关系到税收问题——
  以后哪一家有多少土地，该交多少赋税，只需要在地图上测量就行了，根本隐瞒不下去。东北平坦的大平原，也支持他做到这一点。
  所以里的长度，朱由检打算和子午线长度挂钩，仿照后世的米制，以通过京城的子午线为标准，把北极点到赤道的距离，定为两万里。
  那么一里就等于五百米，以此来确定米，以及相关的分米、公升、千克。重新制定一套度量衡制度，更加精确规范，而且方便计算。
  以后，他再按一里等于三百步、一千五百尺，把标准尺给定下来，丈量关内土地，让官绅一体纳税。
  所以现在就有了一个问题：钦天监能不能把子午线的长度精确测量出来、确定里的长度？
  米的定义：
  通过巴黎的子午线上从地球赤道到北极点的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
  由于误算了地球的扁率而错算了弧长，第一个存档米原器的长度比子午线定义的米少1/5毫米。但这个长度还是被当作了标准。也因此，最后地球通过极点的周长要比4千万米多一点（40，007，863m）。
  1983年国际度量衡大会（CGPM）重新制定米的定义：“光在真空中行进1/299 792 458秒的距离”为一标准米。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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