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议会在争吵“英格兰传统和党争”问题的这段时间，大顺在直布罗陀的驻军们一直在很有韵律地进行着围城。
  工兵挖坑。
  散兵点杀。
  炮兵每天闲着没事干就来几炮。
  海军不是在抓犹太走私贩子，就是在抓胡格诺教徒或者摩尔人，弄得跟天主教的宗教审判所似的。
  参谋部制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引蛇出洞计划，就是在围困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和法国人一起建造炮艇，做出一副准备要总攻的态势。
  因为地峡方向的进攻其实很难,直布罗陀的石山横亘在那，使得从地峡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非常狭窄，英国人在那里修了炮台和要塞。
  反倒是看起来从海上的西班牙港口进攻，正面更宽大一些，也更容易展开。
  铁索连环的智慧，变化一下，取其精髓内核,用在海上，也差毬不多。
  军舰太贵,而且太大，舍不得用来和岸炮对轰。
  那造一些浮动炮台，目标小一些，上面堆积上沙包，把重炮部署在这些浮动炮台上，即可解决岸炮和战舰对轰的问题——性价比。
  当然，未必用得上。
  参谋部的思路，还是延续着总参谋部给的战术指导思想，即：假装要进攻，迫使敌军在进攻发起来反击，从而拖延进攻时间，为他们赢的援军可能明天就来的希望。
  这些浮动炮台,最好就是假装进攻用的。
  要是实在不上当,非要强攻的话,那也用得上。反正造起来很便宜,和造军舰完全不是一个价格——74门炮的战列舰炮台,要几十万两白银，而同样的浮动炮台均摊74门炮，也就万把两银子。
  兵力配置方面，大顺这边的精锐战斗工兵，和一部分陆战炮兵，都部署在地峡方向。
  也就是紧靠着西班牙的德拉康塞普西翁小镇，小镇上正常生活，军队也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补给品。
  而法军和假装要发动全面进攻的大量兵力，部署在了和直布罗陀有五里之遥的海湾对面的阿尔赫西拉斯。
  已知直布罗陀方面已经没有啥军舰了，所以假如守军要选择进攻前反击打乱进攻节奏的话，能也只能选择地下的德拉康塞普西翁方向。
  而那里，就是大顺为直布罗陀的守军布下的陷阱。
  大顺的战斗工兵，是特化了堑壕、围城、斜坡等特殊战场的战斗技能的。压根不是为了做列阵野战的精锐掷弹兵的。
  这相当于把战场变成主场作战，只要英军敢反击，那就消灭其有生力量，达成人亡地失之目的。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1月份，天气渐渐冷了起来。
  大量的大顺商船，做好了回去的准备，季风时代的航行,只能尊重季风和时节，距离人类依靠煤炭烧热水而不鸟季风的日子,可能还要一些年。
  十几艘要返程的商船，泊靠在了直布罗陀附近的港口。
  他们来这里，一是为了送信。
  二是为了拿汇票，把一些白银交到这边驻军的手里，从这里领汇票问朝廷要钱。
  总的来说，这钱花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毕竟大量的银币，都是从加的斯换的，从加的斯那拿到西班牙银币，在相隔百十里外的直布罗陀花掉，连找犹太金融商换币这个步骤都省了。
  这是这些商船的官方任务，除了这些官方任务外，这些商船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就是把一些“战利品”，在这里低价卖掉。
  大顺的倒逼英国把舰队集中在海峡的战略，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这不是中英之间的战争，而是英法唱主角，英国必须防备法国登陆。
  实际上，在直布罗陀海战发生之后不久，即大顺这边的在印度参加完战斗的工兵援兵们还在南非休息的时候。
  封锁北方商路、背风群岛的舰队被召回，加强海峡防御。
  原本计划远征加拿大的杰弗里·阿默斯特的步兵，也被召回，做好全面防备法国登陆本土的准备，这极大地缓解了法国在加拿大的压力。
  其实威廉·皮特的战略，和大顺当年下南洋的战略类似：消灭敌方海军，利用海洋作为分割，使得敌军的陆军无法相互支援，在某一方向始终保持以多打少的局面，各个击破。
  包括大顺伐日本，也是这样的策略，精髓就是以多打少，各个击破。至于海军到底是快速战略机动用的，还是分割封锁用的，那不过是以这个战略精髓为基础的灵活变化。
  战争嘛，打的就是钱钱钱。
  威廉·皮特的想法，是自己这边一边打仗，一边不妨碍做生意，这样经济也能好点，至少能比法国撑得久。
  而大顺这边，掐的就是英国贸易。
  掐贸易，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我没有，但我把你掐死，大家都不好过。
  另一种，是你有，我也有。我把你掐死，然后我鸠占鹊巢，把你的贸易品给替代了。
  无疑，大顺因为自身的特性，以及此时欧洲的局势，理所当然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
  其实，很多东西，大顺的商品是不足以满足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的，也无法做到完全的替代。
  比如烟草、棉花、靛草的销售；比如生铁、蜜糖、糖渣、牛马的运输。
  不管怎么说，荷兰人经历过巴达维亚蔗糖危机，大顺要是从南洋往这边运糖卖，肯定是要把资本家的那点家底子都赔进去的。
  这也是大顺为什么会选择扶植俄国的玻璃业生产，提供全套技术的原因：俄国和东欧地区的玻璃产业，大顺怎么也分不到一杯羹，扶植俄国的玻璃产业，打击的是英国的玻璃制造业。
  延伸下去，就是英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和北美十三州的玻璃制造业，为了愈发狭窄的市场，而不得不出现激烈的对抗。
  放在此时，其实还是一样的道理：欧洲，是不是只有一个叫英国的国家，能够提供多样的商品？
  的确，大顺不能提供蜜糖，因为赔钱。
  但是，法国的蜜糖难道就不是蜜糖？难道法国的蜜糖因为没有被圣公会牧师开光，所以不能给北美十三州酿酒？
  西班牙哈瓦那的烟草，就不是烟草？难道因为哈瓦那的烟草，没有弗吉尼亚神话，便不好抽？显然不是，神话在这里。敌不过哈瓦那的气候。
  所以，大顺不能提供的商品，或者说大顺运过来利率不足的商品，比如铁棒、玻璃、烟草、蜜糖、铁钉等等，自有西、法、瑞、俄，以及北美十三州提供。
  而大顺则补足这些产业的短板，比如廉价棉布、高端奢侈品茶丝瓷等等。
  故而，大顺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战略，在北美和加勒比，相当的成功。
  北美的酿酒商，不会因为这蜜糖是法国产的，就爱国热情迸发，宁可用贵一倍的祖国糖，也绝不用便宜一半的法国糖——因为法国要保护本国的葡萄酒和谷物酒产业，所以法国不准酿造甘蔗酒，而海上最出名的朗姆酒，就是广义的甘蔗酒。就像是广义的德国酒，在19世纪多半指的是土豆烧，这和德国的容克贵族农奴制绑定。
  北美的普通消费者，也不会因为这些茶叶是直接运来的，没经过伦敦茶叶交易所加了一倍的关税，就弃而不用，宁可喝高价茶也不喝低价茶——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纯粹的精神力量，那倒也不必搞用军舰和大炮等物质基础搭建的航海条例了。
  终究，世界是物质的，不是靠念经就能解释、并且指导世界运行的。
  因为念经不灵，所以北美十三州才会去喝走私茶。如果念经灵的话，大家应该宁可喝两倍高价的……呃，其实还是中国茶，只不过在伦敦茶叶交易所转了一圈的“英国”茶。
  所以只从贸易的角度，实际上，这一次是英国……准确的说，是英格兰加半个苏格兰，再加上个现在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和大顺四川省（如果加上川南井盐区显然不如）差不多的普鲁士，对抗剩余的整个欧洲和印度、东亚。
  英国此时真正能够“独一无二”的东西，除了圣公会牧师之外，其实啥也没有。
  欧洲大陆缺乏的东西、或者说没有竞争力的东西，大顺这边都能补上。
  应该说，大顺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品，或者说科技树，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互补的。
  因为始皇帝后后续汉朝的缘故，大顺继承了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虽然其内部存在诸多的钞关，但相对于此时的欧洲而言，是统一的——故而大顺的纺织业、轻工业、日用品等产业，依托于这个形式统一和货币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相当的发达。
  而欧洲则因为分裂、战争等，从17世纪开始，其金属加工、火药化学、力学等和战争相关的技术，超越了东亚。但其日用品，轻工业等，和东亚，甚至南亚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差距，很著名的“提花机”和“珍妮机”并未抹平，一直到骡机和拿破仑时代的改良提花机才算抹平。
  在19世纪之前，欧洲和东亚的区别，更类似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达的欧洲”，与“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发达的东亚”。
  大顺抄欧洲，抄起来很容易，尤其是此时也没有领先多少或者有极高技术壁垒的金属加工、军火工业，尤其是大顺这边有个懂这些基础学科的“先知”。
  反过来，欧洲抄大顺，真的就挺难抄的。这个难点，倒是不在技术层面上，因为大顺抄欧洲的也是在抄技术层面。真正的难点，在于，大顺那碾压的人力、穷困而贫瘠的银铜贵金属缺乏、以及因为土地等生产资料不足而劳动力过剩导致的生产力停滞。
  就好比……法国在北美的移民，为啥不够多？因为法国太他妈的富庶了，要是法国的农民混到去河里捡船上扔下的动物死尸吃的地步，保准这百年间北美殖民地的法国人翻几番。这是念再多的经也无法改变的物质现实——富兰克林这个时代就在感慨德国人太多，要污染北美的血统了，难道此时乱七八糟、加军营国家的德国竟比此时的法国更进步、开明，所以德国的“乡巴佬”才会多到让富兰克林警惕北美换种？
  故而，大顺这边抄欧洲，真的很容易；而欧洲抄大顺，就真的很难。
  正如老马讲的那个澳洲故事，把英国的技术复刻到澳洲，很容易；但把英国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人均资源、土地情况复刻到澳洲，很难。所以，那个在澳洲试图开纺织厂的人，很快破产，因为大家都跑路去当垦耕农民去了，而在英国本土的话，往哪跑、去哪当农民、去哪垦耕？
  一样的。
  欧洲的技术，在大顺开始交流后，可以很快的复刻到大顺；但大顺的人口、人均耕地、私有制土地制度、季风气候、白银缺乏、距离此时的世界印钞厂南美最远的物质基础，却不可能复刻到欧洲。
  故而，在这场封锁、围堵、走私、替换的战略中。
  货物，实际上只有两种。
  一种，是大顺的。
  另一种，是大顺这边可以生产，但是加上运费、耗损等，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比如玻璃蔗糖生铁棒，靠欧洲其余国家生产。
  这里可以将休谟的“广袤的大洋保护了欧洲工商业不被中国冲垮”的思路，延伸一下，即可清晰地了解什么叫“大顺可以生产，但是是加上运费、耗损等，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
  比如经典货物。
  蔗糖。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件事，即地球是个大致的球形，而不是长得跟个倭瓜似的。
  是以，同等质量的白银，在欧洲和亚洲，重量是基本一样的。不存在在欧洲是一斤，跑到亚洲就变成两斤的情况。
  第二个前提，是在伦敦、巴黎、彼得堡、哥德堡、加的斯、塞维利亚、德里、锡兰、松江、北京，都可以用白银作为货币。
  在这两个前提下，大顺占据的爪哇的蔗糖生产成本，以白银计，略高于孟加拉，但绝对低于加勒比群岛，包括那些使用奴隶的岛屿。
  之前爪哇的白糖成本，和孟加拉基本持平的前提，是甘蔗园园主和蔗部负责人，在自己的庄园内发行劣质铅币、发内部消费券、控制货物和日常用品在糖厂售卖。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这个“自行铸币”的大一统国家的原则性问题，自然是被取缔的，这也就造成了爪哇的白糖成本略高于孟加拉糖。
  但是，依旧低于加勒比地区的白糖成本。
  然而，是不是成本低，就一定会造成贸易价值？
  显然不是。
  因为，假设运爪哇的白糖去欧洲，那么需要在今年的正月起航，大约今年的八月份抵达欧洲。
  而因为大顺和欧洲的贸易是畸形的，如果不把白银视作商品货物，而把白银视作货币，那么大顺和欧洲的贸易基本上可视作是单趟贸易。
  八月份抵达欧洲，十二月份返航，大约在明年的六月份返回大顺。
  整个贸易周期，为一年半。
  这里面，假设英国的航海条例不存在、假设去了之后直接就能卖出去、假设没有被英国或者法国或者西班牙的缉私船抓到……等等、等等的假设，就假设整个过程，一帆风顺。
  这里面，假设水手都是机器，一分钱不用花；假设船只不会遇到风浪，一点都不用修补；假设船上的货物没有任何损耗；假设全程的船员都不需要吃喝拉撒还要吃水果防止坏血病死亡。等等、等等。
  那么，大顺现在国债的年平均收益率是8%、且有一定的朝廷耍赖不还钱或者还超发纸币的风险；《大顺律》规定的贷款最高利息，是年利率36%；在东北投资垦荒种黄豆去苏北贩卖做肥料的收益率大约是20%；在南洋垦荒种植靛草的年收益率大约是25%……
  由此可知，一半年的贸易周期，即不考虑任何意外情况、风险情况、船员支出、假设运费为零。
  那么，欧洲白糖和爪哇白糖的价格要相差多少，才会让资本选择不去装更赚钱的大黄瓷器丝绸香料，而失去选择白糖？
  显然，加上那些风险，如果低于50%的周期性毛利润，也就是一年半的贸易周期毛利润，那么资本不会傻呵呵地往欧洲卖白糖的。
  再低的话，去买国债好不好？去囤地收租好不好？去东北垦殖种黄豆好不好？
  所以，考虑到这些，再想想东方棉布能顶着68%加4.5%合计72%的关税和奢侈品税，依旧让东印度公司销售到让笛福等人痛骂的状态，那东方棉布和欧洲棉布，此时的生产成本到底差多少？
  是差72%这么简单吗？
  在东亚的利息普遍高达10%以上的情况下——朝鲜国的青苗法还米制，理论上依旧是仁政善政——一年半的贸易周期，如果毛利润低于50%，干点啥不好？
  所以，这就是此时大西洋上的贸易品，只有“大顺的”和“大顺能产但是运过来没竞争力”两种。
  “巧合”，或者说并非巧合的是，大顺能产但运过来没有竞争力的商品，俄国、瑞典、法国、西班牙、荷兰、甚至土耳其，都能产。
  这里面，是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英国的商品，便宜到足够碾压欧洲各国，那么英国为什么需要《航海条例》呢？
  这个例子，在大顺也有类似的事。
  即，海州的晒盐场。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不是刘钰在两淮实行的、行政上的盐政改革。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是刘钰在海州兴建的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扬卤设备——淮南的小盐户们，你们随便煮私盐，但凡你们用柴禾和芦苇草煮的私盐比海州大型晒盐场的盐还便宜，那就算刘钰的改革反动、遏制了生产力进步。
  当海州因为生产力进步而生产的盐，在加了盐税还比淮南的煮私盐便宜时，自然也就没有了私盐的市场。
  反过来，既是说，假如英国的生产力，强悍到足以形成对其余国家生产力碾压的地步，那么英国便无需坚持《航海条例》，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会试图废除《航海条例》，拥抱自由贸易。
  而历史上，《航海条例》是哪一年废除的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也就是1859年，正式废除了《航海条例》。
  换句话说，19世纪50年代，英国凭借工业革命，正式完成了对其余国家的生产效率碾压。
  同样的道理。
  北美十三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感到不满的？
  1750年。从这一年开始，北美对英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重商主义，和《航海条例》，不再是保护北美十三州工业萌芽阶段的利器，而是成为英格兰资本家试图霸占产业链高端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由此可见，北美十三州的人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
  而这一年，从唯物主义的史观去看，也就是老马说的“英国基本消灭了自耕农经济”的一年。
  故而，实际上，很多问题，拨开迷雾，很简单。
  既没有什么平凡伟大的民族性，也没有任何的神圣性，俗不可耐。
  大顺这边的战略，恰恰是拨开了这些迷雾之后而制定的。
  很多东西，不过也就是“逆练”的成果而已。
  比如这一次在直布罗陀停靠的几艘商船，原本是跑日本贸易的。
  因为刘钰知道，如果放开贸易管制，那么跑日本的商船，就到了拼航运成本、拼皮薄馅大的阶段了。
  而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即便对日贸易，增加足够的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比如培养注册水手、比如强制要求采用大型远航重装商船——其利润，依旧高于买地囤地收租。
  是故，可知，在贸易管制的情况下，即便增加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其利润回报率依旧可以促进中日贸易繁荣。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放开贸易管制，哪个资本家会选择对日贸易的时候，用昂贵的柚木做龙骨、用桧木和橡木做甲板船身、去个日本琉球为什么需要商船随时可以改装成可以装备16门重炮？
  为什么不去造更廉价的福船沙船？为什么不学荷兰造皮薄馅大的马车夫商船？为什么要为海军培养实习水手海军一毛补助都不给？
  我这么做。
  别人不这么做。
  是我会破产？还是上天能大发慈悲觉得我为国计长远让我发大财，叫那些皮薄馅大的破产？
  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看，大顺对日贸易的管控，比满清有段时间对日贸易的政策都落后，甚至落后的多——专营、垄断、强制军事义务、高价强迫购买威海造船厂的标准化重装商船。
  但这个落后的结果，就是二十年后，当大顺需要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
  大顺可以从东洋贸易公司，征调30艘左右的重装商船，和大量的注册后的水手，毫无滞涩地开往欧洲。
  就像是中国以市场经济和国内消费大市场，把火药用在烟花爆竹上，塑造了几个知名的鞭炮产地；而欧洲则用贵族投资、政府干涉、给伽利略、拉瓦锡等额外补助金的手段，逆市场而动，去研究弹道、火药配比、化学。
  完美的世界之下，大顺、哪怕大明的商品，都能把欧洲消费品的屎打出来。奈何，世界并不是完美的理性人真正的无干涉市场。
  相反，英、法等国，相继在1720年左右出台了严苛的关税法令和行政保护工业法令。
  所以也就造就了这种非常啼笑皆非的局面：大顺以非常落后的专营贸易管制，打造了一支可以干涉欧洲事务的舰队，并且很可能靠这种反动管制打造的舰队，来塑造真正的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
  而如果大顺一开始就拥抱自由贸易，那么大顺的商人，连马六甲都出不去，会在南洋被荷兰打出屎来，扣押商船、强制降价——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已经证明过了，大顺的商船在巴达维亚被扣押了大半年，强逼降价。
  故而，这些原本应该只是福船沙船、但现在却是军舰造船厂出品的标准重装商船的、原本隶属于东洋贸易公司的商船。
  在抵达了大西洋之后，除了“正常”的贸易之外，还干了很多事。
  抢劫英国商船，为了自由贸易。
  走私法国蜜糖去北美，为了自由贸易。
  炮击巴巴多斯，为了自由贸易。
  偷运北美牛马去瓜德罗普，为了自由贸易。
  从英国海军那买通行证去北美送货，为了自由贸易。
  总之，至少，在“大义”上，大顺的这些武装商船和巡航舰，还是站得住的。
  而这背后，则造成了两个结果。
  其一：
  大顺的水手们，赚的盆满钵满，鉴于他们抢劫的货物不是东家的，而是归他们分配。
  所以，一方面，他们把蜜糖、甘蔗酒、呢绒、谷物等一些抢来的战利品，低价售卖给了直布罗陀的大顺军队。
  另一方面，不少人，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决定回家后不干这狗都不当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赚钱的水手了，可能会去扶桑或者南大洋买地垦殖，极大的促进了人类总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
  威廉·皮特的“战争和贸易两不误”的战略，彻底破产。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西非市场和印度波斯，濒临崩溃。
  30万英国家庭，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当初忽悠买的国债，怎么还？
  北美的走私集团，迅速和大顺这边接洽，甩开荷兰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极大地改善了北美人民的生活，茶叶降价、棉布降价。
  英国西印度商会，损失惨重，希望政府能够把海峡决战的海军，抽调出来护航西印度，否则他们就要兑付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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