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潜意识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维，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内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会有这么最贱之人的思维方式？
  待这种心思消退，皇帝却还是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
  缺钱。
  户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够。
  内帑今年也没有多少剩余，很多钱要投入到南洋贸易之中作为股本，而且之前还收购了一批肉桂槟榔宝石，现在还没出货，押在仓库呢。
  外加对官窑瓷器作坊的投入、对西洋贸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就不得不等着这些钱慢慢生息。
  这时候是取不出来的。
  对南洋战争，花的是内帑的钱，这些钱肯定是赚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连本带息都回来了。
  刘钰引用太宗皇帝的话，说人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而大顺的记忆里，太宗皇帝确实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荆襄之战后确实没活几年，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故而皇帝是想着，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刘钰既说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借点钱用也不是不行，周转一下子，也好过加增“淮饷”，引得天下出乱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运停了。
  趁着冬天，治理淮河的钱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这些钱也得出。
  全算下来，可就不是三千万两这么简单了。
  不借钱的话，就得一点一点地攒。攒到啥时候呢？攒十年后，假设一切风调雨顺，钱够了，万一自己嘎一下没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税的话，确实也能赚钱。
  但刘钰坚决反对在印度上冒进，这时候全力进印度，就是在和英法为敌。
  这玩意儿还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现在打印度意味着贸易停滞，大顺好容易在欧洲打开的贸易局面也就全毁了。
  英法合力，能让大顺的货船，连非洲都过不去。
  对内加税、或者对内改革呢？
  加税是不考虑的。加税意味着出事。
  对内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边建议试行十一税的好处。
  但一来，这种事难做。
  二来，这需要大量的新学学子，进入官吏系统，对抗本地士绅。这会引发儒林的极大反感，并认为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学来对抗圣人弟子。
  三来，这是挖天下士绅的根。
  士绅靠的是免役、免摊派，不是免税。
  所以对士绅来说，税率越低越好，因为他们合法地纳税、理论上没有坑国家一文钱。
  但这么低的税率，国家到底够不够用、基层要不要摊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摊派，和他们无关，本来也不是“合法”的税收，他们大义在握。
  地方官随便加税，当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渔杀家》都知道，收税得看户政府的文书。
  如此种种，借钱也不失为一种考虑。
  虽然说，历朝历代，问商人借钱这种事，要追述到汉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样，开历代之先，借钱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钱，就得还呐。
  刘钰也说了，盐商和其余工商与海外贸易的区别，意思便是捐助什么的，找特殊地位的盐商；而盐商之外，只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还嘛。
  正想着呢，廖寒辉进言道：“臣以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变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这劣田，原本价值二两银子，如今变为水浇田，价值增至四两。”
  “二两变四两，其中二两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内加诸于上，或许拿不出，那么将这一半的增值地钱，分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废漕改海，民间劳役减轻，漂没耗损的负担也减轻了。是否可以增税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亩。确定田亩数后，若真能保证十而税一，或者八而税一，民间负担反倒比三十税一要轻。”
  “如此，二三十年内，这治淮费用，当也收回了。”
  “臣以为，治淮需三五千万两，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着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将全部的钱都投入淮地。”
  “今日补淮，明日增淮之税而补他处，未为不可。”
  “只要治好淮河之后再增，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运，即便加税，百姓的负担也是减轻了的。”
  廖寒辉这些年一直在黄淮区，对皇帝诉说的“朝廷做鸵鸟”的说法，当真是理解的相当透彻。
  百姓的负担到底是不是国税？
  廖寒辉自是清楚。
  他觉得自己这个办法，算是跟松江府那边试行的印花税学来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据交易的时候，按照交易价格来交税。
  那么，土地从劣田变为水浇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亩税之外，完全可以视为朝廷投资的一部分回报。
  把土地从劣田变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给国库，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治淮的钱，是各个省凑的。国库没钱也不行，将来别处遭灾了，也得用国库的钱赈济，让淮民偿还各个省凑出来的治淮钱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这和后世不一样，这三千万，就是大顺一年官方的财政总收入。后世治淮河也好、治黄河也罢，没听说有投资需要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廖寒辉也知道这个数额对大顺来说，着实是大了点。就算大顺如今还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工商业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会留下一个顶大的财政窟窿。
  他这想法，也只是一地一府的视角。
  皇帝对此不置可否，并没有斥责，也没有称赞，而是问刘钰道：“兴国公不知治水事。但于钱上向来看的紧。”
  “若朕真欲废漕运、治淮河，爱卿可有什么策略？”
  刘钰多少年前就琢磨着废运河、走海运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准备？
  如今皇帝不问他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而是问他这件事要做该怎么做好？
  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于是他便将这些年对于漕运、海运、漕工等等问题的考虑，一一陈奏。
  总结起来，无非两句话。
  漕工组建厢军。
  漕米买扑承包。
  这两句话可以概括的策略，让皇帝陷入了沉思。
  说起来也简单，听起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总结起来，无非还是之前的老办法，旧瓶装新酒。
  既然要治理淮河，那么反正要找人干活。
  找人干活，又不想征发劳役。
  那么就得给钱。
  同样是给钱，为啥不把钱给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影响生计的人呢？
  将他们编入厢军。
  不发盔甲、不发火枪、不发鲜艳军装，一身装备行头也花不了几个钱。
  按照每个月二两银子的饷银，再保证能吃饱饭，让他们专门干活去呗。
  编入二三十万厢军，专门做工程。
  挖掘河道，主要用这些人来挖。
  找靖海宫培养的工兵军官生来做军官。
  当然，要赶时间的话，农闲时候，可以募役当地百姓去大堤干活。发钱就是了，反正是照着3000万两花的。
  原本，雇人挖人工河、水渠，是一趣÷阁钱。
  遣散安置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无疑谋生的人，又是一趣÷阁钱。
  而如果编制厢军，就可以用一趣÷阁钱，解决两件事。
  此外，就算治好了淮河，日后维护用不用人？淮河治好之后，海河、辽河等，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治理？黄河长江是不敢动，挑软柿子捏不行吗？
  日后维护、治水延续，直接可以用成为熟练工的这批厢军。
  另一句话，漕米买扑，则是在确保海运没有问题、海军可以控制南洋、实在出事了可以运江南米南洋米的前提下，完全也是一个花一趣÷阁钱，解决两件事的办法。
  江南地区，白银充足，完全可以支撑完全的白银货币化。
  那么，原本要缴纳实物租的漕米，直接换成银子缴税不就行了？
  朝廷把漕米折算的白银，交给商人。
  按照价格，承包给商人。
  然后，朝廷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比如台湾、南洋新垦地，十年免税等等——反正这些地方原本也没有税。
  由此，以政策性引导，让这些豪商去南洋、台湾去办稻米种植园。
  而兴办稻米种植园，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因为运河被废导致的运河两岸经济下滑、以及后续的经济下滑导致的贫苦农民，外加水灾等年年都有的灾荒，就可以让大量的需要朝廷赈济的人口，下南洋。
  在稻米种植园当苦力、奴工。
  一来大顺的人力便宜，也就与荷兰人用的泰米尔奴隶差不多。
  二来，大顺的这些人，多半本来也会种田。
  反正肯定是比荷兰人在爪哇推行种靛草要强，当地人根本不知道咋种。
  这样一来，原本每年要给百姓带来大量负担的漕运，便可承担三项责任。
  其一：保证漕米供应。
  其二：代替一部分朝廷赈灾。
  其三：充实南洋人口，如两晋隋唐开始的对江南的开发，假以时日，南洋华人众多，亦可为天朝的基本盘。
  其四：促进南洋发展，由大量种植园，带来小买卖繁荣、消费品消耗增加、定居成本降低等等，也可以长远地保证大顺所理想的小农经济在天朝内的稳定，缓解人地矛盾。
  而且，爪哇土地肥沃，一年确实多熟，粮食产量肯定比两淮地区要高的多。
  同时，因为人口南迁南洋，兴修淮河水利设施，南洋米产量增加，以及不再需要缴纳稻米实物租而缴纳货币税等等因素，运河地区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趋势也会增加。
  而增加的这些棉花，又恰好可以提供对外贸易所需的原料。尤其是在荷兰谈判很顺利的完成第一步、在南洋被大顺所得的条件下，纺织业肯定是要大发展的，这又可以给朝廷带来更多的赋税。
  原本是害民害的两淮崩溃、运河两岸恨死漕运的漕米，若行此手段，不但可以缓解运河的苦难民役；还能当做朝廷赈济灾民下南洋的手段。
  单这几点，就比继续走运河要强。
  其中朝廷并没有多花一分钱，因为漕米本来就是要的。
  至于说考虑承包种植园需要时间，那也不是问题。
  只要有银子，大顺有海军，有足够的货船，几百万石大米，在南洋随便就买得到。
  从爪哇买到暹罗、再买到锡兰印度，只要海军能在南洋称雄，就根本不存在买不到的情况。
  再不济，还有辽东的粮食呢、日本的粮食呢？日本既然为了搞了大米期货交易，钱到位，军舰还能继续去那边转圈，日本的各个封建主巴不得大顺去买米呢——日本百姓是交实物税的，可不是交银子，这些大米得换成钱，才能买开埠之后大顺带去的大量货物。
  所以，刘钰觉得，现在完全废弃过时的运河漕运、废弃经济最发达的江南还有实物税的时机，已经到了。
  要说在北方还收实物租吧，也能理解。之前北方白银确实不足。
  但不在北方收，却在白银存量最多的江南收实物租，这就说不过去了。
  伐日本、下南洋、驱逐西洋势力确保海运安全的同时，其实也确保了大顺的粮食安全。至少，是京城的粮食安全。
  从全局考虑，刘钰并没有去琢磨治淮之后的加税或者土地增值的问题，他觉得这倒是细节。
  他支持松江府尹搞十一税的原因，不是为了朝廷收更多的税，而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降低松江府的买地收益，从而降低松江府的工商业贷款利息。
  真要是大顺爆种改革，李淦疯了搞激烈改革，真一年能收大几千万两的土地税，刘钰反倒郁闷了，这庞然大物得让新兴阶层长到多大才能推倒？
  要是在淮河刘钰搞均田，刘钰是支持的，增加内需购买力。
  但不动最基本的所有权问题，搞这种修修补补，除了户政府能多收点钱外，对工商业发展意义不大。
  他的目的就是让皇帝花钱，并且花钱之后还能感觉到非常爽。
  并且这钱一定是从工商业赚来的。
  刘钰觉得，真要是去借债，一年五六十万的利息，根本不是事，他也丝毫不琢磨着在土地上往外挤。
  欧洲即将结束战争，国债利息趋于稳定，暂时看也没啥好的投资方向。他们也不会急着要回本金，而是会更倾向于每年收利息。
  这钱，等于就是白拿的。
  还不还的，真要是大顺对外扩张了半天，竟到一千万两都要赖账的地步，也根本不用还了，来大沽口武装讨债吧。
  而要是能稳定十年都没有引发挤兑，证明大顺已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还差这一千万两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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