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欠任何信用卡公司的钱——额数很大的钱？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官员都有清白的信用记录，也希望他们的配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信用上的问题。信用对美国国家的官员极其重要。你无法想象有多重要。没有信用记录，你这个人等于不存在。”
  “我就没有信用记录。”跟我这么个不存在的人，你费什么事。
  “你没有信用记录？”我打赌：他肯定暗抽一口冷气，“可是，为什么呢？”
  “你看，好几家信用卡公司动员我申请他们的信用卡。可我一申请他们都回答我：非常遗憾，我们无法查到您的信用记录。”
  “当然！换了我，我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但并不是我主动想要他们的信用卡，是他们找上门来，甜言蜜语硬拉我进他们的信用公司。”
  “拉一个客户，他们得一笔佣金……”
  “可我费半天劲，填完表格，他们马上说：对你这样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所以你必须建立信用记录。”
  “没错——这得先贷款，然后按期偿还。”
  “对，你得很守信用地按期还款。这样信用记录就建立起来了嘛！”
  “为了证实你的良好信用，你得先借钱；可你跟任何人借钱，他都得先看看，你是否有良好信用。你看，没有信用记录你不能贷款，可不贷款你又没法建立信用记录。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
  “啊。”
  “你对这本书什么看法？”他整个人显得有了点精神。
  “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只记得读不太懂。”
  “你不懂的是什么？”
  “除了懂的那一点，剩下的都不懂。”
  他瞪了我一会儿，心想：究竟是她的英文不地道，还是她对我的态度不地道？他很快决定，我两方面都不够地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欠信用卡公司的账？”他提起笔打算去填表格下端的一项栏目。
  “我压根没信用卡。”
  “就是说，你不打算借钱？”
  “没人肯借钱给我。”我看护刘先生挣的千把块钱，在劳拉的积极帮助下，买了一件TSE的开士米羊绒衫，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琉璃糖罐（是碎裂后用胶黏合的，但是真正的古董），一副“GUCCI”太阳镜，分别送给安德烈的三位长辈。一千块到此时还剩一百来块，劳拉很头痛地思考了一阵——这么小的数目在她看来是太难花了，实在花不出手，而安德烈的礼物还没着落。她突然眼睛一亮，说她想到了绝对妙的礼物：华盛顿“菲力甫画廊”的会员证。这样高品格的礼物加一瓶“Hennessey”，最后这一百块被她花得丰富多彩，雅俗兼顾，成功地使我再次一贫如洗。
  “你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吗？”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说。
  “不知道。”
  “很简单，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没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远不会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连汽车加油站这样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远甭想在美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那可不。”
  “没有信用档案可查，在美国就等于没你这个人。”
  “没错。”
  “想想看，那不就等于我无从下手吗？”
  “嗯？”你要下什么手？！
  “你想想我们怎么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资料呢？它压根就没存在过。你没有借过钱，请问谁来证明你会准时还钱？不能弄清你是否会负责任地还清债务，将来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会有个清白的个人信用记录？而没有清白的信用记录，谁又能担保你在经济一旦陷入困境时能够回绝一切叵测的经济援助——我这里讲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一切敌视美国的国家对你进行的收买。”
  “您是说：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没门儿的？”
  “谁说没门儿？你应该花些力气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么建立？”
  “跟他们借钱。”
  “不借钱就不清白？”
  “不借钱怎么能证实你借了钱会负责任，守规矩地还钱呢？”
  我绝望地慢慢笑起来。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让人绝望。这绝望更深奥、更广茅。
  “你说我们怎么证实你的信用良好？无法证实。”他说。
  “可不。”我说。
  “不过我相信我帮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时前一样不关痛痒的面孔。原来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严密。
  他说：“我可以向你的房东打听，你是否拖欠过房租。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回答。这样，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审核了吗？”
  我的心成了一个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声从谷底一圈圈升上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牧师夫妇。”我心想，我这时来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维斯告诉我的。”
  “哦。”
  “你还想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
  “你想告诉我，FBI跟他们打了交道，令他们非常反感？”
  我看着他。原来你全是装的——你假装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这件事。
  “我并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这件事。但我可以推断，FBI一旦插手，该不该搅和的，他们都搅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断定你的房东烦死了他们。”
  “没错。FBI把我房东的尿都快烦出来了。”
  他的脸头一次出现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读为惊愕；为我这样素素净净、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惊得舌头堵在了两排被矫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齿之间。假如他的牙齿不那么整齐洁白，他的面孔可能会多一点表情，多一点活力。
  “你会什么时候给我的房东打电话呢？”
  他看着我，自认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没准我不打电话。换了我，FBI也会把我的尿给烦出来。”他慢条斯理，像是要跟我赛一赛，看谁把粗话讲得更雅，谁能在讲这类时尚脏话时更时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误认为我跟一般美国人一样，到了交换脏话的地步，就等于知心了。他以一种哥们儿的口气说：“放心，你和戴维斯一点问题也没有；FBI瞎掺和，我的上司会给他们颜色看的。”
  我眼里肯定浮现出狗一般的信赖目光。我拼命把这副目光留住，看着他不紧不慢将摊散的纸张归拢，在茶几上跺跺齐，塞进皮包。他要我看他多么烦这份差使，屎都快给烦出来了。他这样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烦，纯粹为了糊口。他还让我看出，他多么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烦够。他动作的松垮和疲乏还让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烦，好好的非闹出这么一场恋爱，害得多少人陪着烦。
  我拿出移动电话，想跟牧师太太打个招呼：国务院安全部万一去她那儿打听我是否拖欠房租，请她撒个善良美好的谎。我拨到最后一个号码又忘了我刚刚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断电话，重新组识句子。可电话拨通我又觉得不妥，年轻的牧师太太祖祖辈辈纯真到今天，我怎么可以教唆这样的女人撒谎？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谎，多半是没恶意的，往往是为别人和自己行个方便。因为一旦说开真话难免触到自己或别人的痛处，难免让自己把别人看得太透或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难免费许多力气、口舌才能最终说到究竟上，最终说出个是非来。像我这样没时间没精力因而对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计较，对绝对的是与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变得马虎的人，说谎早已不存在任何动机；说谎在于我是自然而质朴的，那就是对于省事省力省时的贪图。而我不能拖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让她为我的谎言做伴。我不能对她这样灌输：没有一份真实是绝对的；有时谎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实有时相当凶残。在我发现母亲跟关押父亲的军代表之间有了层暧昧关系时我疯狂地渴望了解真实。而在这位军代表对父亲开恩，父亲突然获释的那天，我开始懂得谎言的美好。我是惟一知道我的母亲和军代表之间那桩丑恶交易的人，也是惟一懂得母亲爱父亲爱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时我六岁，从此我心里有了一个有关母亲深恋父亲的黑暗、温暖的秘密。六岁的我发誓说尽天下谎言，来杀死一个最凶残的真实。我想我比母亲自己更了解她的感情世界，她对父亲的咬牙切齿、恨声恨气全是谎；她对刘先生的绵绵怀恋也全是谎。凶残的真实，就是她无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场殊死爱情；它就发生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位李师长跟那个美丽的小看护目光头一回接上火的刹那。
  此刻，我这个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瞎混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要拉拢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在真与谎之间陪着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师家，见到正在厨房烤巧克力饼干的牧师太太，心里划过一道罪过感。她穿着连袖子的大围单，面颊上、鼻尖上都蹭了面粉，两手举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酱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见了我就说：“你没忘吧？”
  我本想溜过去，这下来不及了。我当然没忘：两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我前前后后对她下了多少次保证——我怎么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脸。“圣诞前你就保证过。”
  我笑了笑。那种对自己的无赖行为完全认账的笑。我想告诉她，圣诞前我揣着一千块钱，差点就把欠的一屁股债全还清了。我当时就是一念之差，感觉怀揣一千块去过节多少气粗些。完全没料到劳拉在几小时内就灭除了我那菲薄的宽绰，将我还原成一个本色穷光蛋。但我想还是算了，这时拉个劳拉来垫背，只会在年轻的牧师太太眼前更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无赖形象。
  “再往后延一个礼拜，行吗？”我说。
  “不行。”她真动了怒，脸迅速红起来，鼻子红得最饱和，使蹭上去的白面粉显得更白。这样的喜剧面孔光火颇滑稽。
  “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讲定了。”她一步不让。
  “两天，好不好？”我想两天内只要能找到那个“人类脏器掮客”，说服他先预支我一笔钱，我说不定还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师太太的关系，摘掉我的“无赖房客”帽子。当然，说服那位掮客，也将是天大的难事。他可能会迫使我在将来的卵子交易上给他一个丧权辱国的折扣。不过有两天时间，我总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房租补交上。
  牧师太太的样子是要哭出来了。她把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去看自己的手。然后她开始搓手上干固的巧克力污垢。她在想：我当时可真瞎了眼，竟会挑中她做房客，竟没看透她会文绉绉地持续耍赖。
  “可是，可是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准备了一下午！哦不，我准备了好几天！从星期一我就开始给我表姐打电话——她那里有最棒的巧克力饼干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话。”
  我想我怎么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般我在自知理亏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变得极其差劲。眼下我不仅自知理亏，而且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厚着面皮再将理亏的局势撑持下去，至少撑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个好结果来。这样我只听得懂牧师太太话语的所有单词，完全不懂这些发音串连起来所含有的意义。我这人就这点好，所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指控性的话都在我急剧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产生意义。比如在圣诞前夕碰到那个老太太，她请我“滚回亚洲去”，这一串语音进入了我的左耳，通过我徒劳却奋力蠕动的知觉，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状地从我的右耳被排泄出去。因而“滚回亚洲”这个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语言。我此刻听着年轻牧师太太的指责，她那红唇白牙吐出的最基础程度的单词，同样是囫囵地进入我一个耳朵，马上又润滑地出了我的另一个耳朵。在她眼里，我这个信誉扫地的异族女房客对她大瞪着眼，像个努力读人嘴唇的聋子。
  我的理解力是随一声淬然的电话铃康复的。
  我得救一样扑向电话。或许牧师太太张了张两只沾满巧克力的手，表示她无法接听电话，因而拜托我替她去接。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给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总之我从那密不透风的指责中突获大赦。电话自然不是打给我的。我把话筒递到牧师太太手里，便趁机往外溜。原本我从外面横行的风雪中逃进屋内，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进风雪。还有两天就是我的期终作业限期，但我必须穿越整场稠密的风雪去找“器官捐客”，即使和他的勾当一时成交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风雪，混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得依赖牧师夫妇的准时性：他们在没有黄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昼的芝加哥冬天，做爱时间一般迟不过十点。
  但我在门厅里穿衣蹬鞋时，听见牧师太太以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敌意的嗓音说：“是的，没错，你的确很打扰我。但我不介意，只希望你别去烦她。”
  我立刻停下所有动作。我的英文听力这时棒极了。这时我才突然悟到，刚才打电话的男人是谁：那个自己都嫌自己烦的平板嗓音三小时前刚给我来了一场人格与信用的教育。
  牧师太太又说：“是的……”
  我想弄清什么“是的”。
  “她跟我们相处得不错。作为房东和房客，我想我们这是相当不错的关系了。”
  我一只脚在半高跟的靴子里，另一只脚在潮湿冰冷的袜子里，就那么一脚高一脚低，稳稳地跛立在那里，我的右手撑住墙，近一百磅的体重其实全在五个指尖上。如果把我眼下这副身姿原版搬到字典上，就是对“听壁脚”这个词最准确的诠释。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