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这才明白，李师长的出现和不出现都是她无法控制，也无从追究的。她和他接近，是他允许的；他不允许，所有的接近都会立刻中断。曾经那些接近积累的熟识，那各自心里有数的缱绻之情，都会随这个中断而不作数。她一个小包袱闯进大上海，路从来都是通的，她却闯不进这个荒芜的院墙。孤单单闯荡了几年的我年轻的母亲，第一次感到自己原来是多么孤单。
  她湿淋淋的像只小野猫，调转头慢慢离开那座洋房。它是黄褐色，原色该是乳黄的，墙根生着碧绿的青苔，墙上贴了一张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标语的红纸被太阳和雨水漂白了。它在我母亲眼里是一座城堡。可能比那还宏伟坚固，是座宫殿。女性都是向往胜利者的，我母亲在这方面尤其典型。或许从修养到性格再到人品，李师长都不及刘先生，而刘先生不是从几个大战场驰骋过来的胜利者。我不知刘先生在失去我母亲时是否意识到这残酷的天条：女人眼中的胜利者总是英武骁勇的，总是最雄性最可依附的。
  我母亲回过头向三楼望一眼，真的像在膜拜了。她原本只是无意地一回头，一抬眼，却一站站了很久。等她感觉到雨水已打到骨缝里，她才收回目光和颈子，打算离去。这时却听有人叫她的名字。叫她的正是曾经在医院见过的那个小卫兵。他青光头皮，两个赤脚一路溅起水花从楼里跑出来，边跑边喊她，一手拎一只黑布鞋。
  我母亲跟着两手拎鞋的小和尚头卫兵进了楼门。小和尚头告诉她上三楼去，师长正在等她去帮着起草一份报告。她上着潮湿气味浓郁的楼梯，心脏在里面撞着一层薄薄的胸腔，非要撞出来似的。
  李师长见了她就说：洗把热水脸吧。
  他叫卫兵打来热水，拿了一条崭新的毛巾。又叫他去拿一套干净衣服来。我母亲在浴室里洗完脸，又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她发现李师长给她换的是一套家织白布的衬衫和军裤。衬衫是细针细线缝的，是个从来没见过西式衬衫的人想当然地在一件农夫小褂上安装了袖子、翻领、胸袋。胸袋上还用红线绣了李师长的名字和一颗五角星。我母亲用很宽的牛皮带凑合束紧裤子，衬衫大得如一顶小帐篷。
  她走出浴室时，李师长说：你这样穿也怪好看。
  我母亲说：要不是太大，恐怕蛮好看的。
  李师长说：像我们队伍上的女小鬼。
  那我能不能到你们队伍上来呢？
  你想来？
  嗯。
  李师长不吱声了。起身脸对窗子点了一支烟。他刚才就从窗子看见她怎样被挡驾，怎样灰溜溜调头离去，又怎样回头眼巴巴看着这个窗。他和她脸对脸相峙了好几分钟，只不过她在明处，他在暗处。他对着窗外说：你怎么站在雨地里傻挨淋呢？
  我母亲一声不吭。她看李师长端起茶杯，凑到嘴边，发现杯里是空的。她提起茶壶，走过去。茶杯和茶壶都是粗大的物什，我母亲却把茶倒得细声细气。她把茶端起，递给李师长。那种默契，像俩人前生百般恩爱过。
  我一直怀疑李师长这时还是否坚持不碰我母亲。她纤巧地捏着杯把，李师长是连同她那双手一块儿接过去的。那时李师长那么绝望，活到这时才明白女人真正能给的甜头该是什么滋味，却刚一品尝，就要他戒掉它。我有道理推测这个场面：他顺势把她的手握住，茶杯不知怎样就被搁下了。他把她顺势拖进他怀里，感到她娇滴滴的曲线即将化在他手掌里。
  我母亲吃惊地看见李师长鬓角有三四根白发。她绝对没记错：他不曾有一根白发。
  也完全可能是这样，除了他的身体，他其余的一切都触碰了她，紧紧拥抱了她。那个时代这样来历不同的男女间，一步到下一步之间，可以隔千山万水。他们自己把自己和对方相隔开，荷尔蒙只会更汹涌，感官只会有更充足的快感或痛感。谁也不碰谁，感官却一潮接一潮地升涨，却永远够不着岸，那感觉当今的男女是没有福分去享受的。当今的男女牺牲了太多极棒的感觉。
  李师长声音苍老地说：坐吧，我有话和你谈。
  我母亲看着握着生杀大权的男人仍是面朝窗外站着。她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张气味老旧的沙发上。她总是坐在这个位置，今天头一次发现它的弹簧顶出坐垫儿，如同竹园里梗出地面的竹鞭。她一点催促他的意思也没有。
  他说：我看你是个不错的小鬼，我有个下级人很好，就是你在医院见过的马团长。他是胶东人，个头大大的那个，记得吧？
  李师长此刻已转过脸来。但我母亲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窗外雨停了，晚照黄黄的，因此李师长的表情完全在黑暗的影子里。
  我母亲平静地看着她两脚前面的地板。地板上深红的漆已斑驳。她摇了摇头，表示她不记得这么个马团长。
  李师长说：马团长很快要提拔，恐怕我这一师人，就是他来带了。
  我母亲问：那你呢？
  我要走了。
  南下打仗去？
  军队的事情，多半是秘密。
  还是去剿匪？
  李师长打断她的思路：这些事你不要问。
  我母亲像那种顶懂事的孩子：受了委屈，却一点都不想让大人们察觉她在全力忍受。而大人看见的，就是她克制力之下的冲天委屈。
  马团长是个好人，家里也没人了，都让鬼子杀光了。原先有老婆儿子，现在他就单身一人。
  我母亲点点头。她已经明白她穿在身上的这件衬衫出自谁的手。李师长夫人的手艺。
  李师长闷声的长叹给我母亲注意到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明天是星期天，你跟他来我这里见见面，坐一会儿。
  我母亲一声不吱，一动不动。
  你要愿意，可以参加队伍，做个文书，说不定会派你做个宣传干事。
  我参加了解放军，是不是还能见到师长呢？
  见不到了。
  我母亲猛地向他转过脸。她这时的脸全在光亮里，白得半透明。湿漉漉的头发环绕这个小脸蛋，让李师长五脏都疼她。她的模样这时要搁在我身上，摆在翰尼格教授眼前，一定把奖学金弄到手了。
  这没办法呀，小丫头。
  我母亲就让李师长看，他怎么把她伤成这样，让她心碎成一串接一串的泪珠子，噼啪噼啪往地板上砸。一会儿，地板上就聚了一小池泪。
  李师长哪里吃得消这个？他快步走进浴室，拿了那条新毛巾。他把毛巾递到我母亲手里，一面说：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母亲的泪越擦越多。她有个奇特的本事，哭的时候鼻头不会红，因而掉泪绝不影响她的美观。
  李师长走过去插上门闩。又走过去，反剪双手，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地叉得很开。
  小丫头，你知道，大军一进上海，就开始整肃军纪。我不能只整肃下面，自己作风上不清不楚。我有老婆孩子，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我是老共产党员了。你说我能咋办？
  我母亲点点头，完全是个打掉牙往肚里咽的乖孩子。
  李师长又说：名义上是调任，其实我他娘的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处罚我。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就是眼红，我一颗枪子儿没挨过，打一仗升一级。还有上海小姐送上门给我搞！……
  我母亲觉得这话实在粗得可以，相当王八腔的。但她这个当口儿上也顾不上挑粗拣细了。
  她说：你为我受处罚了？
  李师长冷笑一声：表面上还升迁了呢。派我去淮北，领导治淮，副省长级别。
  我母亲一听“副省长”，心里一亮。
  她说：那我跟你去。
  轮到李师长不吱声了。他想，妈的，未尝不可——我没犯王法呢就按犯王法论处了，不如就犯犯这王法。反正老子已经折了兵，夫人赔不赔进去，全在我。
  李师长顶恨戏文里的陈世美，他这时候突然觉得陈世美有陈世美的三分道理。
  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满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
  他却埋下脸，嘴唇在我头发上触碰一下。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碰碰头发，我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也问题不大。他却把手移到我脸颊上来了。我想，看来九千块钱奖学金不会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双想往我脖子去的手。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却以为我这双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拎起来，然后揣进他的五短胸怀。这油可揩得大了点。
  我不伤和气地挣了挣。翰尼格还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实，便放开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岁的脸羞臊得通红。我的估计没错，他身上还是有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质朴。
  我母亲这时在我心里嘀咕一句：别把事弄得太僵。她通过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还嫌我不够惨？
  翰尼格教授良心还是无可指摘的。他越发羞愧，低声说：我只是想安慰你……对不起，我忘了你是个东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个晚辈，想给你些安慰和鼓励。千万别误会我。
  他果真不那么难看。
  我说：我不是责怪您的意思……我该向您道歉，今天有点失控。真的，请您原谅。
  他抬起又长又密的深褐色睫毛。眼睛充满真诚的感激。或许是感思。每个教授都签署过一纸文件：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对学生有性骚扰嫌疑的动作，不讲有同样嫌疑的话。他在我这儿揩的这点油要真落在一个厉害角色手里，说不定会让他失去教书资格，至少也会让他给她一学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讹诈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远比“A”实质。我得要那九千块。
  他说：系主任那里，你放心。
  有他这句话，我放心了。他会把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夸大地向系主任汇报，反正系主任不会瞎耽误工夫去找那两篇玩艺儿来读的。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话还有点作用。系主任那张严峻凛然的面孔会出现一种厌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审学生奖学金资格时，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出现。他是系里出版书籍最多的人，认为这个系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几块料也没有作家必备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严谨、精致地从头写到尾。他却对我吃不准。有次系主任来我们班上听课，正碰上一个同学在读我的书信体小说。他一举手，翰尼格叫那同学停下来。系主任问那同学：这是你写的？回答说不是，是他代我读，因为我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即席写作，英文发音就变得很差劲。系主任请那同学继续读。读完后他问全体学生：有没有让你们谁打瞌睡？同学们说：没有。系主任说：为什么没有呢？没人答得上来。系主任说：因为她不写陈词滥调。她不写陈词滥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同学说：因为她还没学会陈词滥调——她不是美国人。系主任说：有一点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写作很当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当真。这所艺术学院给不了你们任何人天赋，但拿教授当真的人，至少能从教授那里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桩事讲完而不会把别人屎都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