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晕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
  “她可以为我作证，不单单在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欢乐起来。他们这个民族很会夸大自己的一点好心情，一点儿小小的得意。这个民族的情绪高昂得令人怀疑。
  果然，半小时后，理查·福茨又打电话给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师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头的无线电话递给我。我啐出牙膏沫，听见理查·福茨说阿书的说法和我出了分歧。我来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问他哪里出了分歧。他说根据阿书的记忆，我们当时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的咽气地点以及我和外交官员戴维斯的邂逅地点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那是条美丽、透迤、枫树密集的小路。我听着他突然变得诗意起来，不知他想干吗。我抓紧时间漱了漱口。刚才不当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正在我喉管里划一根清凉微辣的线。
  “那好吧。就算是在马里兰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油水给你捞。“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讲过的一句话，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认账，我利用记忆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识破。一条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条是树荫隐蔽的幽静小路，对一场可疑的邂逅，难道能让他相信，只是记忆的误差？只是记忆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书、安德烈和我？
  我说：“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这时我已在一答一对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来，打算换下身上的绒布睡衣。
  “你认为她的记忆没有花招？”他问，听也听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认为呢？”
  我脱下睡衣，一条胳膊绊在餐馆的制服袖子里，大半个身体晾在空气中，马上冷却了。这点也体现了牧师夫妇的勤俭美德。他们在进被窝之前必定关掉暖气。
  “我认为？”理查·福茨说，“要你是我，你会怎么认为——你、戴维斯、你的女友，说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当中，必定有两个人在说谎。”
  “噢。”
  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无力。受挫的感觉从电话线传过去，理查·福茨在那边觉得很来劲儿。他冷冷的兴趣也顺着电话线传过来。我说：“对不起，我正在换衣服。我马上给你打过去行吗？”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气再来好好同他周旋。他说：“你换吧，我可以等着。”
  他的意思是绝不给我缓冲、调整的间隙，他宁愿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话筒放在写字台上，脱下另一只睡衣的袖子。我看见自己肌肤白里透青，一粒粒鸡皮疙瘩又大又饱满。在冷空气中，餐馆制服的假绸缎质料显得僵硬而冰凉。那是国旗的大红色和暗金色交织的图案，假得实实在在，一点儿冒充真货的企图也没有。这样的廉价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特色。一切低品格、廉价的东西都被当成中国特色而允许存在。你可以低俗廉价，只要你自己对低俗廉价认账，就随你去。我打工的餐馆就让我们大胆地俗艳，让它自己坦荡荡地廉价，以俗艳廉价收买浩浩荡荡的异族食客。我真不愿意去触碰它——那经纬里渍透了低档菜肴的气味。各民族的低档菜肴都是这股油腻得让人反胃的气味。
  这时搁在写字台上的话筒轻轻响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么，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个盛麦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换衣服。理查·福特真的一声不吱，眼睁睁等着这个中国女人更换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断断的裸露，闪闪现现的私处。气氛中的侮辱使我动作更加缺乏准确。我脱下绒布睡裤，却找不到合适的内裤，赤裸的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在特务福茨轻慢的冷冷神色下，它们你掩护我我掩护你，陷入了绝望的慌乱。
  我忽然想起洗净烘干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内裤都在那里。我只得找出一条原打算丢弃的短裤。它是浅黄色，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假如任何人对我的穷困尚未彻底信服，这件短裤足以除去他最后的怀疑。我尽量缩小动作，怕难听的之声从话筒传过去。这场面已相当狼狈，特务理查实在够损的，居然就这样稳稳地守着，等着我又脱又穿，手忙脚乱。他面带寻开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缎子宽腿裤怎样一次次从我腿上滑落：餐馆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两个极端之间的尺寸做的，因此谁穿都费事，谁穿上它看去都长了副十分马虎的身材。黑色话筒不动声色地看我在裤腰上别一根巨大的别针，总算阻止了裤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就这么干巴巴等我从内到外地脱衣穿衣。
  “换好了吗？”黑色电话沙沙沙地说。声音好狎呢。
  我停止了一切动作，看着它。不能想象执行保卫国家的正义使命的理查·福茨会有这样的见鬼声音。那声音从送话器细密的小孔里“咝咝”地冒出来。将浮在桌面上那层极薄的灰尘轻微吹动。
  “哈罗？你换好了吗？”
  黑色电话里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语，同我挤眉弄眼。我觉得他一定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赤裸，我的羞耻，我的最不该示人的女性动作，我的丑陋的浅黄短裤。
  我抓起话筒：“哈罗。”
  “你们三人间，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挣钱。”
  “其实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这绝不是正式讯问。”
  我不语，对着墙上的椭圆镜子飞快地梳着头发，梳了一半，再把电话换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头发。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国人一样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图用一只手把头发绑成马尾，却一再失败：“噢，美国有不少人把你们看成反派？为什么？”
  “他们选择好莱坞的操蛋编剧、导演的立场。这些编剧和导演实在没丑角了，就弄出两个FBI到他们的故事里去。”
  “对不起，我必须赶八点的地铁去上班。”我说着，一只手挖了点儿底色抹在脸上。餐馆老板对化妆化得好的女雇员没那么凶恶。
  “……如果我让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声音诚恳起来。“我个人对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我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不算数。”他既诚恳又婆婆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赞同你和我们的优秀外交官戴维斯恋爱。”
  我拿出袜子，用一只手往脚上套。这个唠叨得没完的电话非常碍手碍脚：“谢谢。谢谢你的赞同。”
  “哪里的话。”
  我出了地铁站就狂奔。不过还是迟到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的迟到在餐馆严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旷工。只有一半工资。理查·福茨该对我的经济损失负责。老板暂时没注意到我的迟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岁，从来不肯把长波浪束到脑后。老板在一盘菜里扯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弯弯曲曲的头发，要她赔那盘菜的钱，她自然不肯赔，俩人便由此吵闹起来。由于他俩的吵闹，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难得的清静而变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点，每张餐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一眼看见一个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里。理查·福茨装得极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让他过度惊喜，以至他明目皓齿的笑容里出现了一丝放肆。
  我捧着的托盘上放了六盘菜和六杯饮料，对他撇一下嘴。他穿着米色风衣，紧紧束着腰带，因而从肩到腰的形状极见棱角。得承认，脱离了杰克逊街×××号的大背景，单单来看理查·福茨，他相当英俊潇洒。他的笑容该属于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像是刚结束繁重的学习，尚未来得及长起美国式的膘，浑身是年轻的敏捷。他以那敏捷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负责的四张桌。他微笑地从领位小姐手里接过菜单，从他嘴蠕动我读出“谢谢你。这是个迷人的餐馆。”领位小姐欠身，他对她说了一句颇长的话，一只手不太经意地挡在嘴旁。领位小姐突然转脸来看我。她脸上的神情带淡淡的醋意：你要打听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