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似乎齐东野语，而确为实情，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国》败明朝。这部《三国》还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满洲之有文字，始自万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译成满文的少数汉文书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国演义》。太宗熟读此书，且颇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战略至战术，往往取法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计杀袁崇焕，则脱胎于"蒋干盗书"。兹接前续引《东华录》如下：
  先是获明太监工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工人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东华录》据清朝官文书所记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何，仍引《石匮书》袁传以见当时的情事及舆论：
  崇焕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
  按：张岱此传可取，即在叙事公正，并不因为其时对袁崇焕皆曰"可杀"而一笔抹杀。袁崇焕料敌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单弱的警告，兵部即应事先防范；而留难不予王威，全然不符当日平台召见，事事应手的许诺，则追究北骑入口的责任，全在"本兵"。应斩者实为王在晋，而非袁崇焕。
  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次早直趋京师，崇焕尾其后，亦至京师城下，即上疏，请入城养病，俟病稍痊出战。上不许，召崇焕陛见，劳以裘帽，即命归营。是日北骑绕城北，山海总兵满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骑袭之，大败，全军覆没。满桂侄杀入阵，救出满桂。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城，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利，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弹药)者。
  以上所记，得诸传闻，颇有失实之处，如谓袁崇焕奏请"入城养病"云云，已涉于离奇；以下所记，亦复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不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即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谓袁崇焕不敢陛见，以及见满桂色变，皆为必无之事。满桂并未"全军覆没"，创亦不甚重；否则，崇祯不致"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事实上是袁崇焕与祖大寿同时奉召陛见，事先毫无迹象显示此去有何危险，因此召对时骤缚袁崇焕，使得祖大寿股栗无人色。既退，闻山海关、宁远将卒不肯受满桂节制，祖大寿乃引所部兵出山海关。如关宁将卒愿受节制，以祖大寿的本性而言，还是会跟满桂合作，共御北骑。及至祖大寿既奔，满桂营于永定门外，为清兵所破，满桂战死。
  其时已复起孙承宗督师，驻通州收容溃卒。当务之急自然是安抚祖大寿，孙承宗与袁崇焕皆于祖大寿有恩，因而孙承宗请袁崇焕在狱中作书，召祖大寿听命于孙承宗，仍遣出关守锦州，关外局势暂时可以稳住了。
  关内则永平沦陷，由阿敏领重兵驻守，其余清兵于崇祯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孙承宗督师攻复滦州，阿敏怯敌不敢赴援，屠永平官民，偕迁安、遵化守将弃城而遁，孙承宗部将张春追击，斩获甚众，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皆复。阿敏则因此被罚，免死幽禁，他与他的儿子洪可泰自关内所夺得的人口、奴仆、牲畜，俱给阿敏的胞弟济尔哈朗，镶蓝旗从此易主。时为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六月。
  八月间，袁崇焕被难。阉党本拟借此翻案，目标还不止于袁崇焕，而是借袁案株连钱龙锡。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云：
  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于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为龙锡所扼者。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
  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按：崇祯即位，整肃阉党，此案名为"逆案"。所谓"前案"即指此。)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
  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
  按：崇祯即位之初，诛魏忠贤，定逆案，撤九边监军太监，罢苏杭织造，用钱龙锡、刘鸿训、来宗道等入阁办事。来宗道虽有"清客宰相"之称，钱、刘则皆为不附魏忠贤而于天启朝见斥者。崇祯初政，确有一番清明气象；所惜除恶不尽，且乏知人之明，于是温体仁值经筵，周延儒为礼侍，而刘鸿训不旋踵罢去，逆阉流毒复起，可为扼腕。
  袁崇焕死得很惨，《石匮书》本传：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此段记载，似有言过其实处，但必有其事，则毫无可疑。其家属在辽者，流贵州；在籍者，流福建。史书皆谓其"胤绝"。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诏查问袁崇焕后裔下落，广东巡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入继为嗣，见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峡江县丞。
  民初东莞人张江裁作《东莞袁督帅后裔考》，据云：袁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间，后依祖大寿，其子名文弼，以军功编为宁古塔正白旗汉军，后居黑龙江瑷珲。传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丰六年官至副都统，从钦差大臣德兴阿辗战江南，为满洲名将，光绪八年卒，年七十六，官至吉林将军。富明阿多子，长子寿山、六子永山皆显达，但惜隶于旗籍。袁崇焕地下有知，不悉其为欣慰，抑为遗憾。
  ***
  袁崇焕一死，最大的影响是不复再能用祖大寿。《清史列传·贰臣传》记祖大寿云：
  (崇祯)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军)克永平，下迁安、滦州，各留师镇守。(孙)承宗檄大寿率兵入关规复……四月，大寿同总兵马世龙、杨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等袭滦州，以巨炮击毁城楼。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迁安者，皆不能守，弃城出关而归。大寿仍镇锦州。
  能"以巨炮击毁城楼"，则城何可守？阿敏弃四城而遁，事非得已，于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蓟州四城，实为借刀杀人之计。欲除阿敏的动机，早肇于太祖新丧之际。《东华录》崇德八年八月，召责阿敏旗下大将傅尔丹时，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谕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由是不复与闻。"
  阿敏请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迟早必成肘腋之患。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小于太宗七岁，情谊如同胞，故太宗思夺镶蓝旗予济尔哈朗，为理所必至之事。蓟州四城本由济尔哈朗占守，两个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时祖大寿由孙承宗慰抚，将领兵入援，事先遣谍潜入永平侦察，为清军所获斩于市，乃知锦州明军将入关。祖大寿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济尔哈朗，借攫其锋：胜则损其实力，败则以此为罪。其为借刀杀人，情势显然。
  收复蓟州四城后，孙承宗逐渐整顿防务，由关内扩及关外，崇祯四年七月，命祖大寿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锦州以东，在此筑城，即为向前推进，是采取攻势的明证。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而以德格类等率偏师出锦州以北的义州，遥为呼应。八月，师至城下，城内军民工役三万余人，粮食是一大问题，太宗因定长围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东西每一面三路，大将在前，诸贝勒、台吉在后，佟养性率包衣跨锦州大道而营。其时清军已有红衣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即由佟养性督造，亦由佟养性为炮兵指挥。围城的工事，规模浩大，据《清史稿·祖大寿传》：
  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
  因此，朽山、锦州两路援军，都未能到达大凌河城。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祖大寿的姊夫。吴三桂为祖大寿的外甥)，合军七千人赴援，亦为太宗亲自领兵击退。
  太宗长围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则曰："(明)善射xx精兵，尽在此城。"二则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俱见《清史列传·祖大寿传》)尤以生致祖大寿为志在必得，所以设围之初，即再次致书招降，第二通中有这样的话：
  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唯望将军指示。
  这不仅是请祖大寿当他的"军师"，直是请祖大寿发号施令。这当然是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得来的灵感；而此后之善视祖大寿，则参用曹瞒之于关云长的故智。当大凌城中"粮尽薪绝，杀人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时，祖大寿终于投降，事在崇祯四年十月。
  祖大寿初降，太宗与之行"抱见礼"，亲以金卮酌酒慰劳，赠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寿策，奇袭锦州，《清史列传》本传载其事云：
  命贝勒等率八旗诸将及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大寿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趋锦州，炮声不绝，为大凌河城中人突围奔还状。会大雾，人觌面不相识，军皆失队伍，为收兵而还。
  如果没有这场大雾，我很怀疑，一入锦州，此作汉装的四千清兵，恐将不复再得回辽东。祖大寿始终无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证以此后情况，事实确是如此。
  或谓："然则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泽润、亲子泽洪、养子可法在内，又将如何？"我的答复是：祖大寿知道太宗不会因他的归明而杀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杀，亦符大寿之愿，其部下终不为清所用。
  《清史列传》本传又载：
  十一月庚午朔，谕诸贝勒曰："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朝)别令人据守锦州，则事难图矣。自今纵还大寿一人，而携其子侄及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益。"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与崇祯在位同为十七年，何以此胜彼败？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祯则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传续记：
  乃遣人传谕，询大寿曰："今令尔至锦州，以何计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寿对曰："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来。锦州军民，俱我所属，未有不信者。如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再闻炮，则事已成，上可以兵来矣。"遂以其从子泽远及厮养卒二十余自随。既渡小凌河，舍骑徒行，遇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语其所属诸将曰："锦州兵甚众，将从密图之。尔诸将家属，已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
  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
  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夹击，断其归路，清军岂能幸免？现在有孔有德带来的战舰，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军，旗帜虽以白镶皂，为镶白旗汉军，而号为"天佑军"，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获知旅顺的虚实。在此以前，清军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几即随岳托征旅顺，大获全胜，因而导致尚可喜来降，《清史列传》本传：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于楼子山。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值皮岛兵乱，总兵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岛斩乱者，龙镇岛如故。及龙以旅顺之战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诬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岛。舟发广鹿，风大作，不克进；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媢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众数千户，携军器辎重，航海来归；命安楫于海城，赡给糗粮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顺时所获可喜亲党二十七人与之。四月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从征朝鲜，朝鲜既降，转攻皮岛，《清史列传·英亲王阿济格传》：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鲜，令驻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贝子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军，令都统萨穆什哈率护军前进；都统阿山等率锐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车尔格督八旗及汉军、朝鲜等兵，乘巨舰逼其城；都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北隅督战。敌不能支，遂克皮岛，斩总兵沈世魁，败诸路来援之兵，俘户三千有奇，船七十，赀畜无算。
  此所谓"汉军"，即指天佑、天助两军。尚可喜因与沈世魁积怨，尤为卖力。其时孔、耿、尚均已封王：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
  皮岛既克，清朝在关外已无敌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将，而最重者为祖大寿，打算着到与明朝全力周旋时才用他；此时便是时候了。《贰臣传》本传：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将世成、泽润(以侄而嗣为大寿长子)三等子，泽洪(大寿第三子)、可法(大寿养子)一等男，皆任参政。二年以蒙古输诚、朝鲜底定、廓清皮岛诸捷音敕示大寿，使密陈征明之策。大寿又不报。
  祖大寿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伐明时，在关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师，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实际上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鉴纲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师再举，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关，而令睿亲王多尔衮，由密云县北，毁墙子岭而入，会于涿州，分兵八道，由卢沟桥进趋良乡，下四十八县。
  又：《贰臣传·祖大寿传》：
  (崇德)三年移驻中后所，邀阻征山海关大兵，互有杀伤。上亲临以敕谕之曰："数载相别，朕谓将军犹在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将军乃驻此地！出城一见，是所愿也，至去留之意，唯将军是听，朕终不相强。若曩则来而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见疑。"寻命移师攻其兵之列营城外者，至则大寿已收兵入城矣。
  由于祖大寿挡住山海关一路，太宗又不欲力战，因而这一次侵明，复又变为"饥来趋附，饱则远飏"式的大掳掠。细考纪传，太宗的战略是，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领重兵破边墙为先锋，而太宗则由祖大寿为助，公然入关，与多尔衮分道完成对北京的包围后，会师涿州，大举进攻。及至山海关被阻，此役即成了多尔衮的重头戏，而他唱得有声有色，《清史列传》本传：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东登山，毁边墙入，掩其无备，取青山营，遣人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运河，长驱并进。自北京西，千里内，明将卒皆溃，略地至山西界而还。复东趋临清，渡运河，攻济南，破之，还略天津、迁安，由太平寨出青山关，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降者六，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四年四月凯旋。
  按："河西"者，通州张家湾以南的"河西务"；所谓"右翼兵"，当是太宗长子豪格所率领。《清史列传》本传：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毁桥拒我师，列阵诱敌，潜渡绕其后，败之。还，下东光县，又遣骑二千败郭太监兵于滹沱河，破献县。四年四月凯旋。
  多尔衮、豪格两传并看，战况如见。多传所谓"左沿运河"即指豪格所领的一路，沿运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阳谷，经寿张至曹州，由原路北归时，破东光，遣别军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献县，然后与左翼会合而还，历时凡七个月。
  多尔衮以天聪三年八月破董家口入关，较豪格早一个月，而战功远较豪格为多。董家口疑为潘家口之误。潘家口关在迁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东为青山口关，其南即青山营。如由潘家口破边墙入关，往东奇袭青山营，始可谓之"掩其无备"。既破青山营，其进取路线，当是由遵化而西，破蓟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务会右翼兵，至涿州后，复分左右两翼，而豪格为左翼向东经固安，沿运河南下；多尔衮为右翼，所谓"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汉路线，自涿州至邢台，路东路西各大城蹂躏殆遍。孙承宗籍隶高阳，即于是役中阖门殉难。
  至邢台折而往东，经平乡、威县即至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后，沿海边北上，略天津、迁安后，由青山关口出关。这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只花了八个月的工夫，当时清兵之强悍，可想而知。所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自然编入"包衣"。这一役的战果丰硕，对于清军实力之增强，有极大之关系。
  其时明朝正苦流寇，大学士杨嗣昌主与清议和，以期外患稍纾解，全力办贼；而廷议争持不决。主战最力者，为前宣大总督卢象昇，此人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慷慨有智略，作战奋不顾身，外号"卢舍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后，山海关一路有祖大寿，宣化、大同一带有卢象昇，足御清军。崇祯三年五月，卢象昇奔丧回里，八月间，遂有多尔衮破边墙入关，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朝廷急召三边总督洪承畴入援，起卢象昇于墨缞之中，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总督天下援兵。《石匮书》卢传：
  (崇祯十一年)九月，北骑由墙岭入，蓟督吴阿衡，椒香戚宠，侈兼何孟，厨设银铛百灶，客至，百肴咄嗟立办。以豪勇闻，仓猝出师，歼焉！国人汹汹，仍命象昇督诸援师，晋大司马；陛见，陈三可忧："山陵，国脉也；通德二仓，国储也；腹地空虚，国腑脏也。臣枕戈待战，唯中枢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寝；通州、德州为水路大码头，南漕北运，皆贮此二仓，而此诸处，皆为北骑所经；且腹地空虚，一遭侵入，如入无人之境，故觉可忧。
  所谓"中枢勿掣臣之肘"，即指杨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为杨嗣昌一党，"掣肘"不必在"中枢"，就地可办。《石匮书》卢传又记：
  监臣高起潜扼象昇，宣云一旅不盈万，兵力遂单；北骑挟二马或至三马，日行百里，不税。由易州走平山为一道，由新城入河间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兴者号最众……象昇战庆都，斩馘百余，顾默念敌深入锋锐，我兵自战其地，如内顾易溃，须厚集其阵，伺敌饥饱，疾力战可以得志。奉旨切责，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众至保定决战。
  此言高起潜勒兵不发，卢象昇所部只得宣化、云中(大同)兵不满万。相反的，清兵不但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每人有两匹或三匹马，疲则换乘。"税"者"税驾"，解鞍休息之谓；"不税"即换马不换人，故能日行百里，锐利非凡。至"庆都"当系望都之误，因为古今地名，并无庆都其名。
  按：卢象昇的战略是正确的。敌军势锐，而备多力分，徒然牺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实力，等到敌军深入，择适当时机打一场歼灭战；以弱敌强，不得不然。但有处处掣肘的杨嗣昌，必以怯敌畏战为责，于是卢象昇乃由望都北上，在保定决战。
  可是，行军所至，遭遇的情况如何？且看张岱所记：
  定抚(保定巡抚)闭关，不设刍粮，从女墙缒饷千金。时商贾道断，村民兽骇，持金无可籴买，进军藁城，象昇语监军词臣杨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战守计。"
  按：兵至保定，张其平拒而不纳，只从城头上缒下一千两银子助饷。回师至石家庄之西的藁城，一以觅食，一以邀击趋齐之敌。"恒"者恒郡，汉置，以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名"常山郡"，当今石家庄以南元氏县、赞皇一带之地，此地有驻军者，故嘱杨廷麟往商战守之计。
  卢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贾庄遇敌，手斩百余人，获小胜。第二天"北骑数万麇至"，力战而死，年三十九。壮烈殉国，而有"要人欲诬象昇不死；获尸群哗"。《石匮书》卢传：
  (杨)嗣昌遣帐下督三人往验，信；驳杖，裂肤断筋，其二人模棱。有俞姓者，原业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卢公实死行间，气英英不腐，必为神。我没其节，则受鬼诛，宁人诛。"卒杖毙。按臣仍驳验；顺德守于颖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门外洗泥土，抱其尸，左颐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容谁欺乎？"事乃雪……赠太子太保，赐谥忠烈。
  按：此"要人"自为杨嗣昌。既诬以不死，而忽然发现尸首，自然大哗。杨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验，确为卢尸；而巡按以为所验不实，用刑逼供，三人中两人改口，独"俞貂鼠"不肯没卢之大节。既已杖毙俞貂鼠，犹欲复验，得顺德县令于颖上言而止。
  据于颖所言，卢象昇死于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为直隶州，即今河北曲阳、深泽两县，在正定之北。当是转战败退，至定州力竭阵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