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的女孩们一打听，知道他是管俱乐部的，玩和上班区别不大。
  他叫起来：“你个小丫头，拐着弯骂我！”
  小丫头咯咯地笑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嗓音笑声都讨他喜欢。所以下午四点，他提前让自己下了班，到总机房外面的球场上又是投球，又是阻截，风沙都挡不住他的威猛。
  五点左右，几个复了员的女孩子出现在门口。她们大多数穿着暗淡的旧军装，不军不民，看起来一般齐的没有曲线没有魅力。只有两个穿便装的。一个穿红黑格子呢外套，另一个穿白色厚毛衣。他向她们叫道：“来玩呀！我当免费教练！”
  他希望穿白色厚毛衣的就是在电话上讨了他欢心的女孩。这女孩是她的群体里最打眼的一个。那个站在最前面的高个子女孩开口了。她一开口他就认出了她。这是个北方农村女孩，当兵三四年，村姑的单纯加上女兵的单纯，细看确实讨人喜欢。她剪了齐颈短发，眉毛上漆黑的刘海，旧军装干干净净，谈不上漂亮，但那个岁数的女孩没有不美的。
  “你个儿高，不打球是浪费！”他拍着球说。
  “你个儿高，快上去吧！”其他女孩起哄，把那女孩往门廊外面推。
  “讨厌！”高个儿女孩真的又怕又急，而不是扭妮作态。
  “小方说‘讨厌’！温干事听到没有？”一个河北口音浓厚的女孩叫道。
  温强想，她到底是“小方”还是“小芳”？不久他知道她叫方小芳，玩字眼游戏似的。小方和他正式交谈，是在电话上；他心血来潮地给小方打了个电话。她当了夜班，白天在宿舍睡觉，被他的电话叫起来，跑到走廊上接的电话。温强问她是河北哪里的人。唐山附近。哟，没有口音嘛。当兵那阵儿就改了，唐山口音招人乐，再说，电话兵得练普通话呀。
  小方反过来问温强，为什么不留在下面基层，其实机关挺没意思的，难道他不觉得？那基层又有什么意思？大家处得近呗，和首长都能天天见面，吃得也比机关好——基层都自己生产。温强觉得她真的单纯极了，单纯却还装得挺老道，挺有见解。第二次电话，小方就问他难道还没成家，都多大了。他说基层千好万好，就是没女兵，没有象她小方这样的女兵。第三次电话，他说他要送她两张电影票，她可以请她最好的朋友一块看。第四次电话是小方主动给他打的，说她买了两张话剧票，文工团演的话剧，问他有没有空。到了晚上，他老远就看见小方站在俱乐部礼堂门口，穿了一件长风衣，大红色，侉气十足。他差点想转身逃掉，但小方从台阶上跑下来，火炬似的一身红。从她脸上都能看出她飞快的心跳。
  “俺俩坐一块儿！”小方心跳得喘气都浅了。
  她的快乐让他心里怜爱。他接过她给他的戏票，跟在她后面入场。她的大红风衣新崭崭，布料被折叠压挤出道道硬伤，还浮着一层腊光。她似乎给自己刚上了一层红漆。
  进到场内，小方往左走，他看看自己的座位号，是双号，便叫住她：说他俩的座位该在右边。小方说不对吧，该在左边呀。他把她的票根拿过来，一看，两个号码是紧挨的“47号”、“48号”，但两个座位一个在礼堂最左边，一个在最右边。小方楞住了。他说售票员捉弄了她。小方快要哭出来，说是她自己要求买47号和48号的，她捉弄了自己。
  到了温强和小方的关系密切起来，小方一提这件事就要笑死。他们用了三个月才开始蹓马路。七月的一个傍晚，小方和温强在蹓马路时闲扯，扯到了李欣身上。小方说门诊所的小李大夫早晨吃西餐呢。温强装腔作势问是哪个小李大夫。就是某副总长没过门的儿媳妇李欣啊。温强又问小方是怎么知道人家早饭吃西餐的。她们全体电话小姐都知道！因为小李大夫太漂亮了，太奇怪了，大家就乐意知道她的事。总机合法监听只有三秒钟，三秒钟听一个句子都听不完整。小方笑起来，说她们监听小李大夫电话，那“三秒钟”可以很长很长。还听到什么了？多了！说来听听。
  从小方嘴里听到的李欣几乎是个外国人，接电话的时候，“喂”完了就说“你好！”不管对方是谁。熟人生人她都先“你好！”有一个跟李欣熟得起腻的男人，一天她至少接他三次电话，每次还是“你好！”那个男人是个记者，要不就是报纸的编辑，姓霍，就是这位霍记者早晨用电话把小李大夫叫起床，说：“小兔子，大灰狼走了，该起床了。”把很长很长的三秒钟连接起来，小方她们拼凑出小李大夫的生活图景，她有个在国外当武官的未婚夫，时不时也会从国外打电话回来。未婚夫的任期一满，就回来和李欣结婚，然后就把她作为中国的国色天香带出国去。在小李大夫变成武官夫人之前，李欣不愿意住到某总长的城堡里去，就在门诊所宿舍占了一间房，装了一台电话。给李欣接电话的女孩们都常常为李欣陪不是，说：“她还在线路上，真对不起，您等一会再打吧。”小李大夫的电话线路常常让武官和记者窄路相逢，一个总是把另一个堵在外面，堵得另一个心焦上火。记者先生人短话长，总机姑娘们见到过李欣和一个矮个男人并肩出门。但他一个人能把一群人堵在线路外面，常常把武官的母亲都堵急了。副总长夫人打电话总是那一件事，就是问未来儿媳周末“回不回家”，回的话就让小车绕一绕，接大孙子、二孙子的路上捎上李欣。李欣总是“谢谢阿姨”，告诉未来婆婆她乘地铁非常方便，用不着车子来捎她。编辑先生的话可真长，好象听不出李欣一边接他电话一边在织毛线、看电视、烫脚，或者吃饭、记笔记，给未婚夫写情书。记者先生在早晨总是先问：“吃早饭了吗？”李欣“嗯”一声，懒洋洋，娇滴滴，都在那声“嗯”里面了。“吃的什么呀？”李欣懒得回答，又“嗯？”一声。霍先生便问：“又是土司抹黄油？……我给你买的老莫的水果蛋糕爱吃吗？”“爱吃啊。”“那我一会再去给你买。”“不用了，太多奶油，该胖了。”“把土司烤一烤，夹一片起司、一片汉姆，可以当三明治吃啊，不然抹点沙拉酱，代替起司……这样又营养又好吃，又顶饿。”“就是在吃三明治啊。”于是总机姑娘们得知，小李大夫天天拿西餐当早餐。霍先生三十来岁，团头圆脸，鼻梁象个木偶，眼睛又圆又亮，一天到晚脸蛋赤红，心里总揣着高兴事似的。对于霍先生的存在，武官是不知情的，而霍记者却清清楚楚知道他正与之“慢性决斗”的是谁。所以他会替李欣掩护，比如提醒她，在去未来公婆家之前，千万别忘了把手表调换过来。电话小姐们猜测出来的局势是这样：霍先生送了李欣一块“浪琴”坤表，18K黄金表面，武官先生从国外带回一支女式“欧米嘎”，所以李欣一定不能错戴了手表去探访未来的公公婆婆。小李大夫有一次露出坏脾气来：霍先生堵着线路，连一个求她治病的电话都被堵在了外面。那个病人是个十七岁的女孩，从四川乡下到北京西郊一个沙发工厂做工，怀了身孕。小李大夫是在地铁上碰到她的，当时她用了土药坠胎，在地铁上突然出血，李欣让一个男人用自行车把她驮到门诊所妇产科。后来的三天，李欣让那个小同乡和她住在一起，脱离了危险才让她走的。十七岁的小同乡打电话找李欣，正碰上霍记者嘘寒问暖，一直挤不进线路，等了半小时，在高烧中站在酷热的公用电话亭里等了半小时。为了十七岁的小老乡在高烧酷暑里等待的半小时，李欣跟霍记者提高了嗓门：“什么都不想吃！天热得烦死人了！”监听的总机姑娘对同伴们说，小李大夫特别会借题发挥，骂天烦死人，其实骂的是人。骂的是人短话长的霍记者。
  也是从那些被延长的“三秒钟”里，总机姑娘们得到一个隐隐约约的“李欣小传”。她父亲是个工厂的厂长，在重庆江北，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李欣是老四。
  在小方对李欣流长飞短时，温强漫无边际地想着，他和这个漂亮女人命里注定是怎样一种遭遇。
  从那之后，温强对傍晚的蹓马路无比期待。他带着小方往西走，西边的天颜色好看，马路也都是情人的马路，宁静私密。他的话讲讲、讲讲便讲到李欣身上。他总是装作漫不经意地问小方，是不是又利用合法的漫长三秒钟，听到了什么给自己解闷的事。小方也总是李欣长李欣短。这天武官先生打电话到李欣宿舍，惊险地跟记者（或编辑）先生失之交臂。他们谈了几句，武官先生说他好久没听李欣唱歌了，李欣说那她就唱一支给他。她唱的是一支“阿哥走我也走”，武官在欧洲（或非洲或美洲）轻声跟着哼。李欣问他难道在国外也能听到这么新的歌？武官说比这更新的他们都听过呢。然后武官对李欣说，唉对了，你到我家的时候，少吃点零食。李欣问这是谁告的状。武官说甭管谁告的状，吃零食总是坏毛病。李欣说她一共就想保留两个坏毛病，一是吃零食，一是睡懒觉，还让大嫂那么挑眼。武官说不是大嫂不是大嫂！……李欣说只因为大嫂二嫂是门当户对的将门之后，她李欣就怎么看怎么有坏毛病。武官说等李欣做了武官夫人，想保留多少坏毛病就保留多少坏毛病。李欣说那她有那么多好毛病他怎么不提？比如她爱读书，讲卫生，跟人打招呼不说“吃了没有？”或者“出去呀？”而说：“你好！”武官先生说好毛病在婚后必须痛改，因为见了中国人你打招呼说“你好！”把人家吓一跳。听上去武官那个三十分钟的越洋长途把李欣从记者先生那里拉回来一点。
  听完小方这类学舌，温强总是在她肋骨上或肩夹上杵一记，说她们这些电话小姐太没有职业道德，偷听人家电话象听书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