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搬出去的第二个礼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飞路560弄来了。是闺中女友把我的地址卖出去的。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摊子上的熏鱼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里的大号热水瓶。就在我提着一瓶热水走进弄堂时，父亲从一个剥毛豆剥虾仁的厨房竹凳上站起来，“布克兄弟”牌的风衣被风掀起，活脱脱一个潇洒倜傥的便衣。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东不忍心了，请他进去等，遭他谢绝后，让娘姨端出这个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个黏糊糊的太阳。没有那个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种父女关系，非常非常坦诚，也非常地相依为命。
  我拎着热水瓶，他敞着风衣，相对而立，刹那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形影相吊的父女关系。谁也帮不了我们。再坚强再洒脱，在别人的国家成活下来，都是创伤累累。凯瑟琳是不会懂得这些创伤的，做了亡国奴也不会懂。
  他说妹妹你吃饭了吗？
  我知道他一定没吃，所以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高兴地说那么一块儿吃饭去吧。我们去国际饭店，还是梅龙镇？他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
  父亲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对所有菜都是门外汉，上海菜只知道个梅龙镇。
  从那晚之后，父亲有空就来和我吃一顿晚饭。有时把我的坤包拿过去，问一声：可以吗？我不做声，他便打开包，往里面放几张钞票。如果我说“No，”他会尊重我的独立自主，把包还给我。每次收了他的钱，我都觉得窝囊，会好一阵不理他，他也会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的小夫人以为我真的硬碰硬独立自主了，而父亲却一直在我这份独立偷偷掺假。
  该是大批客人进餐的时间了，父亲转过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围怎么一下子如此热闹。如此的钢琴声大作。这琴声耳熟啊。等一等，那过分娴熟又总差那么一点力度的弹奏还能有谁？父亲站起来，往我这边看。一群美国水兵抽烟是链接式的，餐馆被他们抽得茫茫阴霾，所有人都让微辣的空气弄得微含泪水。所以我父亲更加不敢认黑丝绒旗袍上端的侧影。更不敢认，黑丝绒开了条“7”形缝隙，露出一整条腿的侧面。
  我弹着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给自己翻谱。我知道父亲走过来了。
  等我弹完，父亲“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旁边的人乐得有人带头起哄，便跟着喊了几声：“Bravo！”我爸爸刚才喝了两杯葡萄酒，伪装满不在乎、豪爽率性装得更逼真。他站立起来，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队。
  我借着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边。他的所有不满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发泄。
  我说我找到这个工作才一个星期。怎么样，我的独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脚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国水兵们个个在瞬间饱了眼福。
  我去你的亭子间找了你好几次。父亲不理会我的挑衅。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身体吃得消吗？
  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裕，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糊口的钱。他是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插在上海，可是这房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点了捻儿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说。我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更喜欢说中文的我，那个我带着我故去的母亲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种大人跟孩子说话特有娃娃腔。后来我学了英文，不管怎样，背后都有了一个说英文的庞大主流社会，人就变得老三老四。而讲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让父亲觉得一个不可视的私密空间，那里面只有母亲、他、我。
  为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弹琴。
  你没有回答爸爸为什么呀。父亲个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个头。但他这时跟我说话是用不着佝身歪头，仿佛哄劝的对象十分弱小。他把身体摆出这个角度完全出于习惯。正如他和我最亲的时候，就称自己为“爸爸”，“你没有回答爸爸呀”，‘你听爸爸说”，“不是爸爸批评你”。
  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必须等一个人。我一吐为快地告诉父亲。
  父亲问：等谁？
  我说：等一个在这里遇到的人。
  父亲明白了。什么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本来还有一句训诫，但想到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就不说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钢琴前面，凭记忆弹了一支中国的沪剧小调，居然没惹恼谁。大概也没谁在听。一边弹我一边看父亲跟人吵架。他上前台来和我谈话时，侍应生以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给了四个日本人。父亲本来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现在和别人吵去了。四个日本人见父亲对那侍应生（大概是个法国留学生）张牙舞爪，把会说的所有法语都拿了出来，赶紧嫌恶地离开了莫里埃餐馆。老板走过去，马上就站在了父亲的一边，对侍应生伸出一个瘦手指，指着厨房的方向。等我再转过头的时候，老板陪坐在父亲对面，隔着一瓶白葡萄酒。老板知道父亲这种人大有培养前途，可培养成为他的老主顾。
  父亲等到我十一点下班，才和我续上四小时前中断的对话。中间他到酒吧台上用了一次电话，向他的小夫人告假。
  刚才我们断在哪里？对了，断在他瞠目结舌的一刻。他听我说我在此地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
  餐馆还有几个客人不声不响地坐着，希望醒了酒好开路。我和父亲走出餐馆，在门口，他说：你等了他多久了？
  我说：没多久。
  父亲说：你算了吧。
  我现在有资格评论你的私人生活了吗？我装成很经打击很经伤害的样，笑嘻嘻地说：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
  过去我反对他娶那个小女人，他说等你懂得这种感情的时候，再来评论我的私人生活。
  他问我等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这很难说。我耸耸肩。看好莱坞电影看坏了，学到一系列程式化形体语言和面部表白，包括我现在微笑着的伤感。好莱坞流行的表情有那么几种尤其典型：微笑着残忍、调侃着抒情、争执着浪漫等等。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父亲哼哼着说。连他在哪里做事，做什么事都不知道。要不你就找到他公司去了。
  他不做事。正在找事做。我说。
  父亲不做声。他在某些方面跟我开洗衣坊的亲戚们差不多，假如我的某个表姐和唐人街蔬菜铺或杂货铺的男孩儿来往过密，我的伯母们会说：找了那么个穷鬼！
  只要父亲再逼问我一句，我就告诉他，我找了个穷鬼，并且是个无国籍寄居此地的穷鬼。
  父亲很明智，一直不安地沉默着，什么也没再问。他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回家，自己在餐馆门口等他的司机开车来接他。他在此留了心眼：假如司机看见我，小夫人就会知道我没出息到了做餐馆琴手的地步，也会知道他和他女儿在外面接头。我也不愿那小女人知道这些，把事情看得不三不四。父亲在黄包车走出去十多米还跟在车后，满脸自责：他不能在这样混乱凶险的大上海把女儿护送到家。何况是个正在饱尝恋爱苦涩的女儿。
  就在那一瞬，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袭来。他突然停住了，一只手紧拉住车帮：他是不是犹太难民？
  我差不多能看到他下面那句话：我真是白养了你！假如知道你在二十岁的豆蔻年华去和一个没钱没国没家的难民厮混，何必要花那么多钱培养你跳芭蕾、弹钢琴、骑马？何必挥舞戒尺左一声“为你好”右一声“为你好”地做你的死敌？……
  为了他这一夜能睡个好觉，我说：爸爸，放心，我不是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