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熄，一会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作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跋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〇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秉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
  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茨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栖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
  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一九四四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做“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贺叔叔回来的时候我正提着他的暖瓶下楼去打开水。
  在楼梯拐角碰见了他。我坐在楼梯的木扶栏上，两条腿挂在一侧，一只手提个大暖瓶，另一只手把持平衡。你看，我们就那样长大的，随处可以冒险和娱乐。贺叔叔两手背在身后，一只脚跨两格楼梯，嗔怒带笑地看着我的本事。
  他让我拎开水回来时别做笨蛋，给开水烫了脚。我点着头，上下门牙小心地衔着两分钱的边沿。他没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块来的；他断定是的。进门看到在他客厅里坐得如闺秀一般矜持的我母亲，他肯定吃一惊。我妈妈从来没去过他住处。我妈妈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种生人。没有我爸爸，他们之间的熟识会顷刻不算数。贺叔叔肯定在一进门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我妈妈一看就是武装好了，从内到外。
  我拎着一暖瓶开水回来时，两个人同时向我笑：可把他们从艰辛的闲聊中救了下来。我妈妈起身，找到两个干净杯子，又轻声讨得贺叔叔的口头向导，找出茶叶筒、杯垫子，她旋来转去，为使那裙子不时怒放一下。我来了。
  她开始勇敢地施展自己、贺叔叔突然和我对视一眼。他，和十岁的我。
  没有。
  那是下一年的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止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于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自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
  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馨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我奶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只耳朵上。
  我妈妈拉紧我，她的嗓音和吐字从我脑后进入，穿透了我再出来；她藏在我身内，拿我讲她的话演她的动作。
  她一说，就是——那本长篇小说。要是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把她爸爸名字添上去了吧。”
  贺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后背上，嘴角开始发紧，向下撇。眼光移到一边，移到我妈妈看不见他眼睛的地方。他说，你是说我那部三部曲？
  我妈妈说，她爸爸写它写得犯十二指肠溃疡了。有时候吃了饭痛得太凶，直出黄汗！夜里给痛闹醒，要连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没事，只有家里人晓得他。你问问他女儿！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来。我当时只明白她在夸大爸爸的病，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无赖式的苦肉计腔调。她把我爸爸的脸丢得很干净。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积攒在人们印象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撤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
  他说，这不行，生病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作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Rx房的乞妇。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功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的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祥，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祥。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啧一番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
  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站姿？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摒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之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的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工具。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尤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
  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
  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俩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槽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徉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了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也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的，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上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她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