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差不多肯定，唐站长就是在火车站救我的人。唐站长一出现，我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蛋：为什么要去嫉妒孙煤？那些眼泪实在淌得冤死了。徐北方跟谁好就跟谁好，我干吗要难受？他跟孙煤私下里手拉手，就惹得我那样想不开，淌了那么多眼泪，真活该。
  说真的，当时唐站长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火车站富有传奇色彩的邂逅改变了我的命运。从那开始，我朝思暮想地要当兵。我认为军人是正义的使者，能对邪恶与强暴那样满不在乎的只有军人。人们都敬畏军人，不论好人坏人都怕他，而被人怕着该有多了不起。反正，从此我脑子整天转念头，想当兵。
  我不知凭哪点认为唐站长很像那个军人。其实我一点也想不起那军人的模样，但我感到唐站长像。我武断地认为唐站长像我心目中的军人，同时又觉得记忆中那点依据靠不住，当时我就这样矛盾。
  那天夜里，我们被兵站的车拖回洛桑。因为唐站长接到电报，下半夜有暴风雪，我们不可能继续前进。这样，演出队被一座雪山、一场风雪劈成两半，大部分人在洛桑小站住下来，等待雪住。
  我们锣齐鼓不齐地为洛桑兵站演出，说实话，演得糟透了。一个舞蹈缺人，就让徐北方顶替。结果他把一颗造型逼真的海绵手榴弹扔到观众里去了。观众起先大惊，但很快照准他扔回来。动作因此乱了套，好端端个集体舞，搞得像打群架。刘队长只好在幕后喊“一二三四”，统一节拍。节拍不知怎么慢下来，音乐一个劲出怪腔。原来这个兵站自己发电，一台小马达不胜其累，所以录音机速度不对了，曲子沉重得像哀乐，舞蹈动作也成了电影慢镜头。一个舞蹈跳了半个钟头，大伙简直像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辛苦。
  在洛桑兵站住了三天，我和唐站长仍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相认，相反，他连正眼都不对我瞧。演出在饭堂里，演员和观众面对面。唐站长坐头一排，一到女演员跳舞他就显得坐立不安；我动作优美，感情奔放，反而搞得他头也不敢抬。但我越来越觉得他像。他天天衔着哨子指挥车队进站，骄傲地挥着小旗，每当这时我从他身边走过，就冲动得不得了，认为他忘了我是不对的。有时我真想来个干脆的：先让他把我看个仔细，然后谴责他那坏透了的记性。但我没这么干。我不是干那种勇敢事的料。我窝窝囊囊地走近他，心里像有人放“二踢脚”，没等和他照面，我就悄悄溜了；事到临头，我忽然对这事一点把握也没有。
  有一天我们一帮女兵替兵站劈柴。原先柴场有专职劈柴的战士，见这么多女兵来抢斧子，顿时溃不成军地散开了。我刚劈一下就拔不出斧子，唐站长正好走过，便替我拔，一边说：“小同志精神可嘉。”我张口结舌地傻笑，事后为这副傻样我直想扇自己耳光。他走了，什么也没发生，我倒在几秒中里经历了一场死去活来。
  后来……就是在洛桑的最后一天，我们赶上了当地的跑马节。兵站山后是片草地，藏民们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牛铃声遥相呼应，男人女人很原始地吼着，草地上挤满花花绿绿的帐篷。真奇怪。这个寥无人烟的地方，一下子不知打哪儿冒出这么些大活人。
  我想不起当时怎么产生那股奇怪的兴致，钻到一顶帐篷里去了。我一进去立刻被按住。是个老人，又固执又热情，又慈祥又凶狠的老人。老人嘴里一颗牙也没有，脸上一根眉毛也没有，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就这样一位老人按住我，要煮茶厚待我。帐篷里充满又膻又香的热气，老人将袍子上半身脱下去。我大吃一惊：两只皱巴巴的Rx房在我眼前乱晃，我原以为这是个老爹哩！
  老奶奶很想跟我交谈，但她的话我句句不懂。她失望一会儿，突然用汉语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惰大”来，边唱边得意地点头，表示终于找到一种沟通方式。她在歌里加进他们民族独特的颤音，使这歌变得好听起来。
  这时帐篷里闯进一个姑娘，背上还驮着个小男孩。这男孩约十岁，一下地就满地打滚。老奶奶不唱了，脸上露出愚蠢的爱怜。
  “得去叫医生！你们这里的医生呢？门巴？”
  姑娘说：“我们没得门巴。”她用生硬的汉语说。我见男孩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白斑，估计他是让蛔虫闹的。
  老奶奶此刻拿出一块什么肉劝极度痛苦的男孩吃。大概她认为世上一切不舒服皆因吃得不够。我奔出帐篷。等我回到帐篷时，身后跟了一大群毫无医疗知识的演出队员。
  团支书胸有成竹的样子，主张灌那孩子姜汤。他们村里都用这法子治肚疼，很灵的。伊农狠狠白了他一眼，仿佛说：竟有这种无知无识的东西。
  伊农向老奶奶要了根缝衣针，又在一碗水里放了盐。然后把针在火上烧了烧。他用自己的手帕蘸着盐水在男孩黑乎乎的肚皮上猛擦，顿时这块皮肤颜色浅了，但手帕却脏得一蹋糊涂。他用缝衣针代替银针，针灸止痛。谁想到，刻板的伊农在这方面却有一手。
  男孩的姐姐发出一声惨号。见弟弟肚皮上竖着一根针，她一脸恐惧和不解。突然，她扑过去咬伊农的肩膀，从声带深处发出报复的低吼。我玩命去扳她的头，可扳她不动。于是大家都来扳。
  伊农倒蛮镇定，随她咬。事后他说幸亏穿了棉衣，不然胳膊就被她啃下去了．那男孩果然安生多了。
  许多藏民也涌进帐篷，围住伊农，显出拥戴的样子。“现现现、现在暂时止疼，”他结结巴巴地说，“虫不打下来，闹个胆道蛔虫，死活都难说。得马上找个医生来！”
  我说我回兵站去找。人群里出来一条汉子，用重浊的低音说：“我骑马送你！”
  汉子穿褪尽颜色的蓝制服，口袋上还插了钢笔；腰间缠着藏袍，并挎有尺把长的腰刀。最滑稽的是脚上竟穿一双内地时兴的北京松紧口鞋。
  我坐前，他坐后。马跑出去时，我看见同伴们都用生离死别的目光盯着我。我忽然害怕了。进藏前听到各种不可思议的传说，其一就是这里的男人会用牛皮口袋把汉族女人装到老山沟去。我要是被装进牛皮口袋，可是自找的。
  马颠得我浑身不舒服。我越想越怕，尽量把身体前倾，想躲开那汉子强悍的胸脯。那胸脯热气扑人。有股生羊肉、熟羊皮、鼻烟与汗混合的乱七八糟的气味。我就这样把小命交给了这个带有陌生气味的壮汉子。快上公路时，我稍松了口气，因为公路上常有道班巡路，或有军车过往，他要收拾我，也不会太省事。
  不料他一抖缰绳，马拐了个弯，绕开公路，朝山坡跑去。这下我完了。
  “哎！哎呀！”我叫道，“你要带我去哪儿？！”
  “走近路！”他答道，“莫动，坐好！”他用魔鬼般有劲的胳膊钳紧我。我觉得这股劲来自一种古老的欲望。天蓝得有些失常。太阳完全融化在自己的炽热里，使人感觉不到它本身的存在、它的形状和位置。山坡上长着乱蓬蓬的草。完全是一片蛮荒时期的宁静，危机四伏的宁静。我被他钳得一动不动，脑子在想那些糟透了的对策。
  大黑马上山之后，自动走“之”字形。这牲口也搞这些拐弯抹角的名堂，它也会搞鬼，它站在他一边。我想，我要带着枪多好。这时我突然恨起孙煤来，班里发一把“五四式”她整天挎个没够，除了上厕所让别人挎一会儿。我要有那把“五四式”就全解决了。在那家伙张开牛皮口袋的当口，我猝然亮出枪来，然后我便像女英雄那样冷笑：“哼哼！”坏就坏在我手无寸铁，倒是他别了把刀在腰里。我见识过那种刀的锋利，割起牛皮来比裁纸还省劲。
  他们就那样把一整头牛刹时割零碎了，全数填进肚子。惟一能降住腰刀的就是枪。炸弹也行，拉下导火索，听那“嗤嗤”声该多过瘾。我生来头一次对各种凶器生出渴望。枪，是个多么可爱的东西，有枪我现在就照后头来一下。
  眼看大黑马向山顶走去。山那边一定更荒凉，有个洞穴什么的。马走不动了，踏空好几下蹄子，要不是那汉子挟得我死紧，我说不定能趁机跳下去逃掉。可我不想喊，只有傻瓜才毫无作用地哇哇乱叫；我也不挣扎，因为那是白搭。那汉子恶狠狠地咒骂着马，用大巴掌拍它屁股，拍得比鞭子抽还响。翻过这山顶，这家伙就彻底得逞了。我完了。我等于自己送死。
  我漠然看着自己淡蓝色的血管，它像地图上的河流标志。我的胳膊很年轻，血管也年轻，不像我的脸，步步紧追着我的年龄。我一生气或激动，鼻梁上的血管，就是扯住两只眼睛、怕它们彼此失散的那根，它就会鼓起来。它已不像胳膊上的血管这样柔软。不知从何时起，我变得不那么好惹，甚至爱生气了。
  她把注射针头抽出去。这段时间里，他们把一管又一管莫名其妙的液体往我体内输送。我胳膊上大概留了无数针眼，他们像在那上面刺绣或纳鞋底。我只剩一条好胳膊了，那一条给绑了夹板。他们带来的全部夹板给我一个人用还不够，在我小腿上，就捆了两条板凳腿。我被他们捆绑得不成形状。据说我全身有五处骨折，两处外伤和内出血。我偶尔睁开眼睛，孙煤却不睬我。她戴着大口罩、白帽子，以为我就认不得她了。自从知道她和徐北方有一手，我就不怎么怕她了，尽管表面上还很顺从。由于我的坚持不懈，终于搞清了她的秘密。那是个能置人于死地的秘密，当时把我也吓个半死。我蹑手蹑足地跟踪她，本不是想刺探她什么秘密，我最讨厌小探子。我深夜跟踪完全是好心好意，想调查她的“梦游症”临床表现。我居然始终把她当作“梦游症”，我蠢就蠢在这里。事实证明我不是探子，我没有出卖孙煤，尽管她后来欺人太甚，给了我一个嘴巴，我还是守口如瓶。在她被选去演电影之后，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扇了我一巴掌。那时电影里的女主角差不多都有这个动作。
  我说我爱徐北方，她就给了我那么一下，就这么回事。其实我也是心血来潮，成心要气气她。正式跟徐北方建立情侣关系，是在那一巴掌之后；也就是说，我没什么对不住她的，我是先发宣言后付诸行动。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看透自己。对徐北方，我到底是什么感情。他与我心目中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
  救护车里就躺了我一个。四周有很多架子，还有很多瓶子、管子，它们通向我体内，有出有进，川流不息。
  车并没有如期开出。路被堵住了，那些石头仿佛从天而降。雨点打在车顶篷上，使车内有了点活力。医生焦急得要命，他们断言我拖不过今晚了。有时我闭上眼，他们就肆无忌惮地讨论我的大致断气时间，以及断气前的一系列麻烦。其实我只是闭闭眼，并没睡着，他们的话我全听得见。我的确长了一对过敏的耳朵。好在人到了我这份上，就不在乎那些话刺耳了。那些话他们不说，我也有数。
  一小时之前，蔡玲代表全队来看我。孙煤没让她上车。他们认为，一切可能引起我情绪波动的事都该避免。情绪波动会让我出意外。所以他们不许我讲话，尽管我还有说点悄悄话的力量。蔡玲在车外雨地里站了好大一会儿。昨晚蔡玲劳苦功高，全仗了她把我发掘出来。多年前在雪山洼里扒出一些搪瓷碗，打那以后她落下了毛病：一逢刨坑挖洞这类事她就特别来劲；不论在哪里、刨什么，她都十分留神。不负她苦心，这辈子她刨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
  我极想从蔡玲那儿得知团支书王掖生的情况。我相信他不会死。可他现在在哪里，我却不敢去想。
  我说了句：团支书……
  他们马上制止我。孙煤轻轻伏在我耳边：“别想那么多……”
  车总算开了。它跌跌撞撞像个醉汉。
  ……大黑马耸肩扭胯，还是前进不了。我被它弄得几乎要跌下来。那汉子不再用手打马屁股，他跳下来，继续对马进行诅咒。我豁出去了，连滚带爬地下了马。这下我可以逃了。不料我第二条腿还未及脱镫，那混账马猛向前窜了几步，我顿时倒挂，由它拖去。
  汉子及时拉住马缰，对我说：“叫你莫动！”
  他轻轻一抬臂膀，我就重新被扔上马背。
  我斗不过他俩：他和那牲口。
  这时他牵着马在前头走。这样就有希望了，我悄悄把两只脚从鞍镫里抽出来，以免重复刚才那个愚蠢动作。我打不定主意往左还是往右跳；不管我往哪边跳，都有跌断腿的危险。
  马终于上了山顶，我还在磨磨蹭蹭。可怎么回事呢？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绝对不敢相信。兵站魔幻般出现在山的这一面。我感到一下从阴间还了阳。
  没错，那的的确确是洛桑兵站：两排红房，半个球场；那不是一队军车在进站？那小不点儿的身影不就是唐站长？我简直激动得要哭，哭得跑进兵站，扑到年轻的站长面前：我这一扑也是无可非议的吧？虽然什么也没发生，可我比死里逃生还索。在这时，我更感到唐站长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军人。
  这藏族汉子蛮够朋友嘛。凭刚才那一番胡思乱想，我也该向他道歉。
  我找到兵站卫生员，他听说给藏民瞧病，头摆得飞快。我说那孩子挺危险。
  “越危险越去不得！”
  “为什么？”
  “老藏民的事情……”他又飞快地摆头。
  我说：“他要死了怎么办？”
  “死了谁都知道怎么办。”
  “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就算是吧。”
  “你不管人民死活……”
  “就算是吧。”
  我气疯了。这时正好唐站长从卫生室经过，我叫住他。卫生员抢先说：“打死我也不去。”
  唐站长轻描淡写地说：“不去拉倒吧。”
  我想我这双分得颇开的眼睛这时肯定聚到了一起。我就那么把站长死死盯着。好哇好哇，这就是我打心眼里爱慕的形象！我就那么盯着他，用我的黑白分明、并不美丽的眼睛。我要盯到他害臊，感动，或理亏。
  可他一点都不在乎。“这种闲事你别管。”他好心好意对我说。
  我垮掉了。真可怕，人就能在一瞬间随着自己精心塑造的东西垮掉。我伤心至极，看着这个陌生人。他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那熟识感、钦佩感、爱慕感骤然消失殆尽，连同他的英武、俊拔一块消失了。我别提多失望了，费这么大劲寻找、并认为终于找到的，不过是个误会。我心目中那个标准军人的底版一下子全然曝光。望着站长走出去的背影，我想：他并不怎样魁梧高大。
  我自作主张拿了打虫药和其他一些药品，给了那病孩子。我这才知道，受那场惊吓太多余：这个藏族汉子是当地乡党委书记。坐他的马，就像在省城乘司令员的小卧车一样保险，同时应感到荣幸才对。
  当晚给兵站作告别演出。正唱“八路军来了……”忽然冲进一个警卫战士。紧张地对唐站长嘀咕几句什么。站长脸一沉，马上跟他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到饭堂，对演员们大喊一声：“停！”
  刘队长从幕条后探出身间：“啥情况？”
  “出事了！”站长挺凶地一挥手，“警卫班集合，都给我上岗楼待命！演出队找地方隐蔽！他们又要打兵站了！”
  我们哪见过这阵势，简直像爆发了世界大战。从窗口望去，山坡上一溜火把，隐约可听见杂沓的马蹄声。火把渐渐逼近，已能看见那些被火光歪曲的脸。
  电闸扳开了，一个温暖的兵站顿时落进夜的山谷。唐站长摸黑走到我们中间，让演出队连夜撤走。
  “那合适吗？……”刘队长道：“到底怎么回辜？！”
  “我也搞不清！”站长说，“你们今天给一个小孩治了病？……肯定给他吃错了药，他们找上门算账来了！这事发生不止一次了……”
  我这才知道祸是我闯下的。这下我跑不掉了。
  以团支书为首的几个男兵说，要撤女兵撤，他们留下帮兵站抵抗。女兵们一向恨自己没生在战争年代，了不起的事全让刘胡兰等人干完了，现在好了，可出事了，怎么甘心撤？
  唐站长好歹把演出队弄上了车。车刚要开，又有人跑来报告，说他们的先头部队已堵了大门，车恐怕开不出去了。
  听说全国闹武斗的年头，这个兵站就出过一次事件。那次有个得严重肝腹水的老乡，已奄奄一息，卫生员送了药去，但第二天人就死了。结果他们就来包围兵站，并扬言要放火把兵站烧掉。最后兵站抵挡不住，让他们冲进来，混战了大半夜。后来他们打饿了，弄走伙房所有的馒头和熟肉，才兴高采烈撤走。这一仗伤了兵站不少人，幸亏卫生员藏在大米箱里，不然准让他们宰了。
  这时我才谅解了卫生员和唐站长。
  没想到我闯下这么大祸，把兵站和演出队全坑了。
  藏民在兵站门口越聚越多。一名警卫战士从岗楼跑下来对站长说：“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一个劲唱歌！”
  “发什么神经！谁唱歌？！”
  “藏民啊！把我们都唱糊涂了！”
  果然，歌声越来越响，听上去竟无敌意，甚至充满欢乐。但我仍感到恐惧。所有人都被这歌声搞得毛骨悚然。
  当年铁木真的部队进攻时，马队排成鳌齐的方阵，每个骑手都用奇特的喉音连续发出短促的吼声，那吼声可怕极了，先就把你的精神吓得溃散。
  但藏民只是唱唱而已，并不往兵站内侵犯。演出队陆续从车上下来，仍保持警惕。唐站长这时跑来宣布：解除战备！这群藏民是病孩子的姐姐领来感恩的！
  我一露面，就被病孩子的姐姐认准。跟着我就被藏民包围了。所有火把扔在地上，聚起几大篷篝火。他们力气极大，我被拽得东倒西歪。他们把我拉到火边，我看见一只血淋淋的整羊。
  乱哄哄的人群突然有了秩序。一个贼亮的女高音领唱，其他人团团围住篝火开始跳舞。不一会儿，兵站和演出队也加入了这种原始的舞蹈。伴奏的弦子是几根羊肠线绷在一只罐头筒上，拉起来尽管很动情，但总有些像羊叫。舞蹈永远绕着一个圈子，永远重复一个动作。我跟在唐站长身后跳，惊讶他的动作竟做得如此地道。我的心此刻充满宁静。
  奇怪的宁静。我头脑清醒了，眼前的唐站长是个挺不错的人，但他决不是我刻意求慕的那个男性，那个救了我，又把永恒的魅力留在我心里的标准军人。
  “不要想什么事，要平静。”
  这时孙煤对我说。她知道我在想事哩。她能看透我就像我能看透她一样。
  我还是想抓紧时间多想点什么。糊里糊涂、连总结都不做就死掉，是图省事，是对自己不负责。什么事都得有个总结，不然就没头没尾。我还来得及想很多事呢。
  车猛颠一下，孙煤马上紧张地看看我。我还受得住。他们说我脊柱受了严重损伤，因此我的下肢像不在了，但并不感到十分疼。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车停下来。外面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
  “让开让开！先让我们过去！”孙煤喊道，“我们有急救伤员！”
  吵嚷声越来越大，还夹着各种汽车喇叭。
  “让开你也过不去！……”一个人说，“前面舟桥连在架桥！”
  几个围绕我的医生一下散开，纷纷跳下车去：“怎么回事？这桥要架多久？”
  “他们讲是讲三个钟头，我们已经第五个钟头了，影子都还没有！恐怕还要十个钟头！”
  十个钟头我是无论如何等不及了。
  “我去找舟桥连！”孙煤说着就跑远了。
  紧接着，我们这辆车拉开刺耳的救护警报。我想，何必为我一个人把局势搞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