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赤子》的外景结束了，陈冲从海南岛回到上海。黑瘦的陈冲扔下行李便冲上楼。
  “妈的信在哪儿？”她大声问。
  “喏！”外婆跟不上她，良久才步上楼梯，拿着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和一盘磁带。
  在外婆念念叨叨叙述母亲在美国的讲学、居住和其他琐事中，陈冲拆开了母亲的信。信中母亲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了磁带的歌者艾奥佛斯（猫王）。
  陈冲立刻把磁带放到录音机上。
  渐渐地，唱词开始对陈冲发生意义，旋律和节奏也扣住她的好奇心：“Lovemetender，Lovemetrue……”
  这音乐对于陈冲是彻头彻尾的新异。她从没听过他这样粗犷到极至又细腻到极至的歌唱；他的柔情中总有种她不懂的痛苦；她的激情又往往被愤怒催发。“这人真棒！”她想着，赶紧找来母亲的信，更用心地把有关歌手的评价读了一遍。
  陈冲突然有些坐立不安。
  一直朦胧的对于国外的向往，这一刻清晰和强烈起来。似乎她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求知欲，就在这时，被这首歌一发不可收拾地诱引出来。
  “我要出国！多好的歌……”
  外婆和陈川不是头一次听她咋唬“出国”。但他们没太当真过，因为陈冲自己似乎也不是认真的。那次陈冲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到上海她也兴奋得什么似的。好几天里都听她在谈日本的街道多么干净，日本人多么有纪律，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公共汽车，她还告诉他们，日本的演员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是社会的最富有阶级。那时她也嚷过：“出国去！”
  都以为陈冲不会真的就出国去，扔了这儿所有的优势：名气、地位、观众的宠爱。父亲从美国来的信已给她泼过冷水：“这里不会有人需要你来演电影。要来，你就踏实地学些东西，争取更高更完善的教育。”父母觉得女儿应该以知识充实，而不是以名气地位。在父母的观念中，演几部电影还称不上事业。在他们看来，世上最不能胡弄的是科学。他们主张陈冲去美国学医。
  陈冲动过心。因为她感到自己的处境有些进退不是。一个中国电影演员所能及的最高荣誉，她已拿到；从形式上看，她已登了顶峰。往上走，她看不见路：似乎惟一可见的路，是向下的。似乎有如此一个规律：上来快，就下去得快；有上，就势必有下。不管她走到哪儿，总有记者簇拥，总有年轻的仰慕者相随。人们大声小声地叫着：“咦，陈冲！”从他们脸上，她似乎看到一种急切的期盼：我们等着你更好的一个角色！她已愈来愈感到一股压力——更好的。“更好”是不易的：像是她起了个很高的调门，她的观众自然期望她持续这个调门，最终能高于这个调门，如果她高不上去，就辜负了他们。
  陈冲这时真的体验到“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道理了。高不上去，甭管你起调多高，都令人失望。而再那么一路高上去，一则太吃力，二则不太可能。这种情绪中她读到父母信中的“劝学篇”，她便会在外婆和哥哥耳边叨咕几句：出国喽。
  激起陈冲出国向往的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她的学院。在“上外”陈冲的主修是英美文学，两年时间，她泛读和精读了大量英语文学经典。她已体会到英文的妙处；它的精致与丰富。她渴望到这种被最广泛运用的语言流域，去听，去说，去感受。她渴望到海明威狩猎的山林，斯坦贝克的海滩及杰克伦敦的草原去走一走，去探索和历险。每当她读完一本英文原著，家里人也听他叹息般自语：该出国……
  十九岁的陈冲有着巅峰状态的求知欲，她渴望了解生活的更多形式，更多的可能性，她感觉假若再死守这些已获的荣誉，所有可能性都会慢慢死掉，包括荣誉本身。
  一九八0年夏天，一个来自美国的电影艺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陈冲充当翻译。那是她对自己口译水平的初试。团员们感到与陈冲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他们发现陈冲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都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她不像东方国家（长期对西方封闭）的女大学生那样孤陋寡闻；更不像一般女演员，仅专长与感兴趣电影艺术。陈冲几乎可以就一切话题参与对话和讨论。看得出她的紧张，她的不胜其累，但她的知识范围使团员们惊讶。她也会这样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听了解释，她往往再追一句：“给我一个上下文好吗？”接下去，她会将它记在自己的小本上。不久，人们便发现她的句子里开始出现这个词，并用得十分巧，十分确切。陈冲从不愿省力，找不到恰当词汇就用手势来拼凑表达力。她从一开始就养成习惯，控制手上动作，尽量找最准确的词。
  这个电影代表团一位电影教授问陈冲：“你对美国有兴趣吗？”
  “太有兴趣了！”她答得直截之极。
  教授又问：“那你考虑过到美国发展吗？”
  陈冲憨憨地一笑，说：“那儿不会有人需要我演电影的。”
  教授说：“我不这样想。你已经有好多的基础，才十九岁。许多美国演员在这个年龄只是做做上银幕的梦，甚至连银幕梦还不敢做。你没有意识到你的优越吗？”
  陈冲想，我的优越？我的优越大概就是少年得志，得了番运气。
  教授接着说服陈冲：“美国有很好的教育系统；美国也有非常好的电影传统。电影在美国被作为一门重要的学问来研究，来教学的。相对来说，你到那里会有更大发展。”
  陈冲在听这盘“猫王”磁带时想，不管怎样，我要去看看世界；看看世界的那一边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歌和歌手。我要去看看那样一种令人费解的疯狂。
  当陈川听到妹妹这番由一首歌引起的奇想后，沉默一阵说：“那就不能拍戏了，你想过？”
  陈冲道：“想过！”她仍在激动和莽撞中：“想想看，有这么多东西，我看也没看过，听也没听过！”她的表情在说：那我不太亏了？
  陈川问：“你想去美国学什么？”
  陈冲手一划：“随便！”
  陈川看着这个长大了却仍不成熟的妹妹，感到他似乎比她自己更懂得她这个人。她对自己目前的名气、地位十分矛盾。一方面她明白这一切之于她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另一方面她不甘心马上就告别这一切。对于她已拥有的观众，她生怕自己的断然谢幕成为一种绝情。做了演员，观众对自己的好恶，永远是重要的。观众很少能从一而终地对待一个演员；他们是多变的，不易捉摸的，也往往由了他们对一个演员的爱戴而变得严苛，冥冥中希望她不要长大变老，不要当婚当嫁；他们在她（他）身上维系一份理想，她（他）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失望，从而收回他们的宠爱。从一个女孩子的天性来说，被众多人宠爱，似乎是幸运的。却也十分吃力，因为她并无把握自己总能合他们的理想。在最得宠的时候告辞，似乎颇得罪人，却也就不必吃力地去维系他们那份理想。
  陈川与妹妹玩笑道：“到美国大家都不来睬你，日子不好过哦！”
  陈冲明白哥哥的意思。她的成长过分顺利，对另一国度的境遇，她该有足够思想准备。她将从零开始；从白丁做起。
  “我早晓得！”陈冲用颇冲的口气答道。
  陈冲很看重哥哥的见解，却习惯地要与他较量几句。每次争论，她希望哥哥在说服她的过程中暴露他的思考程序。
  哥哥是这世界上最使她清醒、明智的人。他鼓励她，保护她，却很少一味地宠她。相反地，他总在兄妹玩笑逗嘴时刺她一记，让她对自己的明星地位看得更轻淡些，更重视内心的充实。哥哥还常把陈冲带到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这些朋友都年长于她许多，他们谈读书，谈政治，也谈社会和人。陈冲明白哥哥的用意是让自己在这里洗涤演艺阶层中常有的空泛、虚荣，让她受到朴素、智慧的人格影响。于是陈冲总穿着比上海一般女学生更朴素的衣裳，和哥哥一块骑车到这样的朋友聚会中去。她会一连几小时静静地听他们谈话，悄悄留意他们提到的陌生的书名、人名。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要洗盘子……”陈川说。
  “那你呢？”陈冲瞪着陈川：“你自己不也想去美国？”
  陈川笑道：“我洗盘子有什么要紧！”
  陈冲不服地：“你能做什么我一样能做！”
  陈川停顿片刻，说：“画家不同。画画不受语言和种族限制。人类的许多感觉是共通的。画家和音乐家的幸运，是他们能用共通的语言表达共通的感觉，甚至把不共通的感觉让它共通起来。对吧？大概只有画家和音乐家有这份幸运。”
  陈冲懂得哥哥的言下之意，那就是：演员是被语言和种族局限的，陈冲此一去，很可能意味着永别银幕。
  陈冲告诉哥哥，这回她走定了，不管前途是什么。
  陈冲的行李让外婆很不得要领：除了精减再精减的必需品之外，便是一箱子书和一只纸箱，纸箱沉得出奇：里面盛的是几百只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它们是陈冲和哥哥从小搜集的。外婆问陈冲：“带这些做啥？”
  陈冲只回一句：“我需要。”
  外婆听说美国的衣服很贵，许多出国留学生都整大箱地装足起码二年的寒衣夏衣。而这个倔头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
  陈冲到末了也没向外婆解释那个莫名其妙的“需要”。她自己对这“需要”也不全然清楚，答案是她在美国开始生活后才逐渐出现的。
  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多日后她在美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与美国学生、台湾、香港的学生相比，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还想，不管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春。
  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荒诞，她仍尊重它。
  她之所以将一箱子红色像章带过大洋，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便是这份对自己青春的尊重了。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抛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穷困，她会正色告诉他们：“你们不了解我们。”
  在这些同学面前，她甚至自豪：我们的过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毕竟不卑琐。我们不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礼物哭。我们或许不曾有生日礼物，但我们也不曾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哭的缘由。
  陈冲担心那一箱子像章过美国海关时会受阻，却没有。只是因为它们太沉重，纸箱承受不住，刚通过海关便裂开，所有像章随一声巨响倾落到地上。人们朝狼狈而忙乱的陈冲注视，全是不解的眼神。
  连来机场接应的母亲也对陈冲的这一份行李感到好笑。
  同母亲来迎接陈冲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陈冲自乘飞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机场相逢。曾经的每回机场迎送都是一场重头戏。先是镁光灯，然后是一涌而上的记者，再就是被这阵势惊动的人们。她总得四面八方地端着笑脸，尽量不口误地回答提问。她害怕这阵势，厌烦这阵势，存心用孩子气的唐突语言来削弱气氛的郑重，不然这气氛中的氧气太稀薄了，她几乎不能呼吸。她曾常常想：就不能不把我当回事吗？她甚至想过悄悄改换班机，不宣而至，不辞而别，偷份自在闲散。
  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她头一次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地走出关口。像是长期被迫收敛的她，此时放开来活动活动筋骨。
  “妈！……妈！”
  这时的陈冲可以像一切十九岁女孩一样放任姿态，一头向母亲扎来。
  不久，她便独自待在朋友家了。母亲比在国内时更忙，连花出半天时间陪陪女儿都不可能。
  陈冲打电话给曾在北京拍电影时结识的朋友，竟没有一个人能马上抽出时间见她，所有人都翻着自己的小日历本，数着排满的日程，告诉陈冲他们将在某日某时和她会晤。
  “但今天不行，抱歉。……”
  所有人还提醒陈冲：一个人别上马路；纽约对一个陌生国度来的年轻女孩往往是狰狞的，甚至危险的。
  陈冲却怎么也待不住。一个人试试探探朝繁华的市区走。看，投人注意她，没人跟随她，真的像轮回转世一样，她似乎在经历一次新的身世。她高兴一路走一路大啃巧克力，就去啃；她高兴穿一身宽松无型的衣裙，就去穿。然而，在天性得以伸张的最初快感过去后，她感到了心里的一点不对劲。她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心此刻也想得到伸张：任何东西，一旦有过，就不想失去。曾经的那套排场真的从她生活中消失时，她隐约感到失落。
  陈冲走在这条拥满异国面孔的街道上，她想他们中最穷的人大约也比她富有。她衣袋里只有薄薄几张钞票，她的生活就要开始从这几张钞票开始。
  乘几站汽车就花掉这几张票的相当一个百分比。
  想着，走着。一张瘦削肮脏的手陡然伸到她面前，她惊得吞一口气。是个女人，有双干涸无神的眼和半启的嘴。她向陈冲说了句什么。请她重复，她说：“给两个小钱吧。”
  陈冲没料到，在纽约第一个来测试她英文听力的是这句乞讨。她告诉她：抱歉，她也没钱。
  女人突然说：“你是日本人。”
  陈冲马上说：“我不是日本人！”
  女人端详了她一瞬，说：“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急于脱身，她却拉住陈冲的手。“你没有钱，可我有。这钱给你。”说着她硬将一枚二角五硬币塞到陈冲手里。“再见。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呆呆地看着这个半人半鬼的女子飘然远去。她想，要学的太多：不仅语言、生活方式，还要学会和这类失常的人打交道。
  她把这个奇怪的邂逅告诉了朋友们，也写信告诉了他。
  他不十分高大，有着端正的脸容和聪慧的、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口俏皮的北京话。陈冲是在北京认识他的，那是她出国前夕。很快发现他懂古文、通音乐，画也画得不错。他是在艺术环境里长大的，他对于艺术的敏感和造诣，很快吸引了陈冲。他身上没有陈冲见惯的学者子女的严谨，他的气质，随和中带有潇洒。当俩人发现一场恋爱已开始时，陈冲已不得不回上海收拾出国行囊。
  陈冲的家庭影响，以及她对自己的要求，使她一直在爱情上严加看管自己。尤其十六岁以后，她有了名气，便更视爱情为禁果，她明白一个出了名的女子最容易被人议论，私生活上的一点不慎，便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她的父母和家庭给她的警语是：在这方面早熟的孩子多半没出息。读过大量古今中外小说的陈冲有足够的幻想来消耗她的情愫，来浪漫化她的内心。
  因为出国，她成了普通平凡的陈冲。十九岁的女大学生。除了她一米六三的个头，一百零四斤的分量，“陈冲”二字不再有任何额外的意义。也就是说，她不必再对陈冲这名字负额外的责任。她写情书，发誓言，都只意味着一个叫陈冲的普通女学生的私人事物，丝毫不影响那个属于公众的“陈冲”的形象。
  离开中国之前，他将陈冲紧紧拥在怀里，热烈的吻着，他轻声许愿：“雪中的圆明园很美，以后我带你去圆明园。”从此，陈冲便把一个雪中的圆明园当作他们爱情还愿的所在。它神圣，像这些深而长的吻。这些吻之后，陈冲便有了以身相许的感觉。
  “我在美国等你。”分手时她说。
  他说他正加紧办理出国手续，正等一所艺术院校的硕士奖学金。他保证决不让陈冲等太久。
  很忙很苦的第一学期，陈冲用给他写信来慰藉自己。她向他描述纽约的第一个秋天的美丽，也讲起自己为谋一份学费和一份生活费而打工的艰辛。她头次感到钱在生活中的位置。她的家庭是朴素而温暖的，她从小到大几乎不懂钱为何物。在上影表演训练班得来的那一小笔工资，她总是如数交给母亲，一旦需要开销，朝母亲摊开巴掌便是。而美国是这么不同：
  等在你面前的这张脸只在你打开钱包，递出钞票时才会真正地笑；所有的机器在你填进硬币后才会运转，提供你饮料、邮票、洗衣服务。是钱使这世界活了。是你不断喂进的一笔笔钱使这活了的世界将你载入它的正常运行。
  在写给他的信中，她还告诉他，自己如何成了个家庭教师。这份工资收入要高于打餐馆，而且不必对付老板娘的刁钻以及顾客的难缠。她只有一个学生，是个美国小男孩，在她教中文的同时，她也从他那儿得到英文口语的练习机会。
  她还告诉他，她第一学期的成绩——四门课，四个A。一些她并不熟悉，并无兴趣的自然科学课程她也拿了五分。这是个证明：她或许可使父母如愿，做个医生。她拿到成绩单（它是封死的，像国内绝密的档案袋），拆开它的封线时，她感到一点儿晕眩。她看见齐齐地一溜排下来的四个“A”，她躺到床上，流了很长时间的泪。那么多苦，那么多个彻夜的学习终于都被回报了，却仍感到一股说不清的委曲。
  也许这委屈来自社会地位的落差。
  也许只是因为思念。“……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结识的朋友也比原来多了，生活也比较习惯了，但思念之苦却丝毫不见好转。”陈冲在一封家信中写到：
  我所思念的不仅仅是家庭的亲情、朋友们的友情，而是整个文化——与我有关的一切。……我参观到特别好和特别美的东西或地方，总是在心里引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和嫉妒。到了美国，我才知道，我是那么爱中国。我从生下来就属于那儿的土地，一会说话就属于那儿的文化。这种联系，这种关系不是想要来就来，要断就断的。
  在另一封信中，她把自己的这份思念更写得具体：
  ……我现在居住有各种设备的屋子，但我却仍想念国内那种“乱七八糟”的生活。……还想到以前在家里常常吃大饼油条，现在回忆起来，却引起我的一种渴望，似乎那才是我自己的生活。
  他没有食言。半年后他出现在陈冲面前。
  他的到来缓解了陈冲那股对故国故人的苦苦思恋。
  陈冲和他一起去看了纽约的艺术博物馆，又走遍SOHO区每一家画廊，出入了无数新、旧书店，也狠狠心去吃了几次中国餐馆。生活再苦，孤独总算被他分担了一半。
  当她依偎在他肩上时，她想：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写爱情的痛苦呢？爱情彻头彻尾是件开心的事。有了爱情，她和他那么穷那么苦却是充满快乐和自信的。
  后来，他去芝加哥上学去了。繁密的情书往返又开始了。
  第二学期陈冲收到一份邀请书，发自在洛杉矶举办的中国电影节。电影节里有一部她主演的片子。让她意外的是，这个电影节结束了一个普通陈冲的生活，她再次被人注视了。当加州大学北岭分校打听到陈冲就在美国，便动员陈冲转学到该校的电影系，并提供她一份奖学金。
  在赴洛杉矶的途中，陈冲在芝加哥停了几天，与他再次见面。这次更亲昵的相会，使陈冲更加笃定了信念：他就是她的终生之伴；她也将伴他终生。她体会到她从不曾体会的欢乐和幸福；这欢乐与幸福源于彼此的坦诚和说不完的“我爱你”。她想，文学家为什么只记述爱情的不圆满和苦涩呢？它明明是甜，可以无限度甜下去的一种感情。
  而就在她将离开的一个上午，他出去打工了。陈冲见他房里头零乱，便着手替他收拾。无意中，她发现自己写给他的所有的信。从她与他初识，她的每封信都被他保存着。她开始阅读自己的信，为自己傻里傻气的情感表达笑起来。她随惯性一封封信读下去，忽然发现一封信的字迹不是自己的。而信起端的亲昵口吻使她略有惊异。
  她赶紧停止阅读这封信。无论她与他什么关系，陈冲认为自己是不该干涉的。
  但陈冲感到自己有权力了解这个写信的女子。因此，当他回来，问她何故闷闷不乐时，她便开始发问。
  他否认，陈冲的疑惑却更甚。
  他说他只爱陈冲。她却流泪了。难道真有人把“我爱你”当句顺口溜？把她虔诚以待的事当游戏？
  他不知所措，问她究竟怎么了。
  陈冲压抑住一股莫名的失望与委屈，渐渐恢复了表面上的常态。她但愿这只是多余的猜忌。
  然而她有直觉，有女性的本能，一切都告诉她：她的猜忌不是无理取闹。果然，他谈到他与一个女性的关系，并暗示：这没什么呀，我们只是一同去了“圆明园”。
  陈冲痴然听着“圆明园”。他不止一次向他讲起圆明园，说它的日落，它的月照，以及它的雪景。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讲到它的各种季节各种色调中销魂的美丽。他不止一次向她许愿：一旦回国，他将带她去那里。对于陈冲，圆明园已只属于她和他，怎么这样轻易地就和另一个女子同去了呢？
  陈冲发现，原来他并不把这事看得同样重。他长她八岁，经历比她丰富得多也繁杂得多。她仍爱他，却不能再百分之百地信赖他。
  又从别人口中，她确证了另一个女子的存在。但陈冲不愿刨根问底，她的骄傲不允许自己像一个无见识的小女人那样计较。
  她去了洛杉矶。爱情不再是纯粹的快乐和美妙。她初次尝到了苦、痛。她明白，爱情的荫庇下，会存在欺骗的游戏。她还意识到她明朗无瑕的心里竟也存在着妒嫉，也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妒嫉这种人类最卑琐的情感对她的折磨。她有足够的理由去妒嫉；她的妒嫉也占有正义，但她是那么厌恶这份妒嫉。
  妒嫉杀掉了她身上的天真和无私，陈冲缅怀那个只晓得一味去爱，尚未萌生妒嫉的自己。总之妒嫉是太不好受了。
  陈冲在回忆她的初恋时写下这段文字：
  ……我们毕竟年轻……我当时也许还属幸运的那部分，因为我心里有爱情。……我需要有一个知心的人谈一谈。但是，去中部的长途电话已经不管用了。因为我的爱情在崩溃的边缘。原来一度伟大、神圣、甜蜜的感情变成了庸俗的，甚至丑恶的欺骗、妒嫉。在觉得受骗、委屈、绝望之时，心里却忍不住还在苦苦地爱着……在恨的同时爱着。……真和诚实带来的不全是花朵和小提琴的乐声。
  陈冲想尽力挽回这场恋爱。有它痛苦，一旦彻底失去它，那痛苦将不堪想象。当她和他合作的电影剧本发表之后，她惆怅地想：即使我和他分开，我们俩人的名字毕竟并肩站立着；我的初恋毕竟有一颗小小的、惟一的果实。
  陈冲终于确证了另一个女子存在于她和他之间。她对他说：“你杀害了一个人。”
  他吃惊问：“谁？”
  陈冲说：“我。因为过去那个我已经不存在了。”
  他对她如此的宣判感到冤屈。他并不了解她纯情和痴情的程度，以为一个从小就在电影圈子里“混”的女孩在男女之事上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他并不完全相信，在他之前，陈冲从情感到生理，都是一片处女的洁白。
  陈冲仍是如常地打工和学习，区别是不再能从他那儿得到感情上的安慰。她不时感到苦闷和无望，同时发现自己仍在想念他，不愿最后放弃他。
  一次，在留学生组织的话剧排演中，她认识了一个很谈得来的青年。他善解人意，热情淳朴，与中部的“他”截然不同。他对陈冲的尊敬和爱慕使她感动。
  她便一点点地对他谈起自己，自己刚经历的爱情挫折。
  他没有想到一个像陈冲这样优越的女孩会把感情看得如此之重。他认为她被人欺负了。
  “你还爱他？”他问。
  陈冲点头。
  他的不解渐渐化为同情。又经过几次长谈，他向陈冲表示了爱。
  出于苦闷，也出于对他的爱的感激，陈冲默许了。
  也许还出于报复心理？陈冲感到并不完全懂得自己。而这报复心理是出于妒嫉吗？……她顿然清醒。
  “不行。我们不能发展下去。”她对这个可爱、但她不能爱起来的男友说。
  他问为什么。
  她告诉他：旧的爱不逝去，新的只能带给她混乱。
  他提出她已被旧的爱所伤；她应该主动来结束它，以新的爱来结束它。
  她也表示：她无能为力；尽管苦与痛，她的爱仍属于中部的“他”。
  她对新的男友说：“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
  她已看清一个坏的逻辑：猜忌——妒嫉——报复——背叛。她认为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他——她的初恋对象；更糟的是，她发现这个背叛，是对自己感情的背叛。
  陈冲回到自己宿舍便马上给芝加哥挂了长途电话。
  他很快答应到西部来看她。
  俩人都希望能有最后一次机会来挽回关系，来重新开始。
  谁也没想到一场斗殴的发生。新的男友打伤了刚从芝加哥来的他，打的动机自然是单纯的：你欺负了陈冲，你不珍重陈冲，因此你不配再得到她。
  陈冲万万没想到事情发展得如此不可收拾。斗殴事件后，她伤心地看着这份初恋彻底变质。一切都不再能够挽回。
  在他将离开洛杉矶，飞回芝加哥前夕，他约陈冲一同出去走走。那是一个下小雨的下午。
  洛杉矶罕见这样缠绵细雨的天。陈冲想，天也给我一个告别初恋的气氛。
  谁也不说一句话。他就要飞回中部，她明白这是个有去无返的航程。圣诞刚过，雨使空气湿冷湿冷，陈冲感到从内到外都湿透冷透了。
  而就在这时，他开口了。指着两株并生的小树说：“这种树，总是两棵长在一块的。”
  陈冲问：“开不开花？”
  他没有在意她的问题，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要是你砍了其中一棵，另一棵就会死。”
  陈冲又问：“叫什么树？”
  他也记不清它的名字，只说：“反正你看见这种树，总是一双一对长的。”
  陈冲潸然泪下。
  她意识到他的感伤。也许他渐渐意识到陈冲那份难得的纯和深，意识到如此纯和深的少女初恋是不能不郑重对待的。他或许还意识到他在陈冲身上所毁掉的。
  陈冲没有问他，他所指的树是隐喻还是真实。她不敢问，已经够痛了。
  这便是失恋，陈冲想。“我失恋了——”陈冲随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站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我意识到自己的许多劣处……这是痛苦的，但是我由于承认和接受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还会有爱情，但不再会有初恋。
  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又路过那一带，忽见两棵并生的小树已非常茂盛，并开了花。
  她停了车，缓缓走到树旁。她已成为好莱坞最初承认的东方演员，已是《大班》和《末代皇帝》两部片子的女主角，已拥有一切好莱坞明星所有的物质，初恋和失恋的感觉仍那样新鲜，宛若昨日。她在小树们身边沉思许久。她始终没有搞清它们是什么树。也不知他是否以即兴想象来寄托情绪。一切都无从知晓了，但一切都不是无关紧要。没有失恋，没有那个雨天，似乎也不会有今天的她。
  陈冲是很少缅怀的人。一是生活太匆匆，二是她不允许自己感伤，因为感伤会影响她做实际工作的力量。在人前她总有极好的克制，甚至被美国同行戏称为“ToughCooky”（坚硬的饼干——直译），谁会想象她有此刻这副黯然神伤的模样？谁会想象她站在这两棵并蒂的树下，凭吊她的初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