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非仅官僚作风。既称主义则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凭借。笔者根据李老著作及谈吐，综录这些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下列数端：(1)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如以“褒贬”写历史，作为千古定论，墨守“原始的假说”，即出于这种自满的成分。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自然法规，须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才能不断地展开，迥然不同。(2)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中国君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面目为“天颜”，发言则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做人间组织的主宰。因之君臣务必合作，融和为一体。强有力的君主，以官僚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则成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组织的权威，才有道德的陪衬，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辩驳，相当于自然法规。(以上万历与群臣不协，才成为朝代的危机，以致两败俱伤。)(3)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4)这制度总以上级的理想为准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如实施困难，则由上级向下级施加压力。因之其整个制度上不尽不实之处，通常经年累月，积滞于下端。其最需要发生作用的地方，反成为顶不实际的地方。有时整个制度因之崩坏。传统历史家，惯称这局势为“腐化”。其实所列举证据，多无关大局。有时所列者实为结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则系本身机构设计欠周全，环境变化，上层无法继续以压力强迫其下级，掩饰其组织上不合理之处。(5)基于以上条件，中国官僚主义有其独占性。因在思想上这种制度声称“天无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无力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因其要保持其“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立场，总是希望能闭关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国，对外接触则以外夷进贡的方式管制都是见费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乐帝朱棣，以遣派郑和下西洋闻名，早在1404年已经通令民间之海船，全部改造为平头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498，参见《太宗实录》，页0149。，都不出这种闭关自守的姿态。也即是其心理上为内向(introvert)。
  中国官僚主义在对付此际问题时，起先已产生两种弱点。其一是思想上带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趋向。其二则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针对下层实况改革。而自称“体”与“用”不同，承认不合体制为当然；亦即是姑息违法。今日中国仍有此现象的遗型，是为传统习惯作祟，与社会主义无关。
  以上所述，抽象的辞句为多。必须举出例证，以实际情形阐述，才能得其真髓。笔者在阅读《明实录》时，发现《太宗实录》内年终统计数字，可以解释前说官僚主义的真相，并可以揭露统计数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实际意义。和以上理论陪衬，尤足将李老博士的见解，广泛介绍于一般读者。
  《明实录》为朱明王朝根据原始资料撰集。明朝十六个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钰，被后来继位的皇帝视为非法，无庙号也无实录外(他们朝中的事迹则附录于继任的实录中)，最后的皇帝崇祯朱由检，身死国亡，也无实录。其他十三个皇帝，共产生了十三部实录，合称《明实录》。现在通行的台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册。如稍为留心地阅看，即需要两年半以上的时间。
  实录的撰修人虽想保持前后一贯的作风，这事实上无法办到。除以上所综叙的官僚主义思想在这一百三十三册文献中表现无余外，各部实录叙事有详简，着眼也有差异。有如初期以极严峻的态度，组织其帝国，中期以后，行政多显捉襟见肘的状态，作史者概须自圆其说，即不能贯彻始终。
  实录内引用行政上统计数字，也因官僚主义的关系，前后不一贯，取舍无定则。例如《太祖实录》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国耕地的面积，当系造《黄册》时的统计数目。此后各朝实录，即未继续。又例如全国军屯在1487年至1504年间，所记载的屯粮，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后十四年，则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数字，毫无增减。自1519年后即或记或不记；至1571年后即不再记。而自1522年至1571年间前后五十年，每年数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则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数字表列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1965)，页215~216。摘录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记载含糊不明之处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铸铜钱，较各朝为少，较北宋为远甚。全汉升先生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本文作者估计只有八百万贯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页364。笔者《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 7∶1(1974)，页135。现收入本书，见页1~32。。而《世宗实录》则称1533年皇帝“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世宗实录》(台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会典》，又针对上文注释：“每锭五千文”《大明会典》(台北影印，1957年司礼监本)，1949《明史》。。按1 000文为一贯，则上述共9 500万贯。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内，发令铸钱数量，超过以上估计朱明王朝276年前后所铸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经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指出《中国货币史》，页426，444。。笔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铸钱，其成本则为当时北京现款收入20年的数量。而当日铸钱的厂局，也必扩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达到所述的数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然笔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劝说读者，将所有数字，全部视为具文。而是指出统计数字间表现其官僚作风之处，官僚作风追根到底则起源于官僚主义。因此证实李老博士所称有根据；而不是对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处，滥称其为“主义”了事。
  朱棣于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称永乐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为永乐二十二年。除最后一年之记录列于《仁宗实录》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终数字统计见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见《太宗实录》，页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193。。是《明实录》中形式上最为详尽，而形式上最为前后连贯的一套统计。兹将其中最重要的七项数字列表检讨如下，以追溯其来源与出典。
  (A)赋税粮《太宗实录》中最重要的数字，为“赋税粮”。其单位为“石”，米麦不分。永乐朝内，其记录通常保持在3 100万石至3 300万石之间。特别的例外为1407年，为数不及3 000万石，1412年超过3 400万石，1419年的数目则在《太宗实录》的原始抄本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虽其第三位与第四位数字次序排列不同，两者都较前后各年之3 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差极大。
  图表一永乐年间
  赋税粮数额
  （单位：百万石）按：其实“赋税粮”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县摊派之数额，理不应如此骤增骤减。学者考究之余，认为1419年之低额，应系抄写错误。其原始抄本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由于档案上字迹模糊，而抄本的校对未精，更无话说。所以多数日本学者，在和田清博士领导下集体作《明史食货志译注》，须要引证1419年数字时，即径改前数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东京，1957)，页145。，大刀阔斧地为之添入千万。
  至于1407年的突然降低，则有事实上的根据。因为1405年及1406年，永乐曾三次下令开豁地主户绝的赋税，据计算影响的田地达7 345 097亩《太宗实录》，页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区全在长江以南，以富庶的府县占多，全国赋税因之降低5％，至为可能。 1407年下降之后，又逐渐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万石的纪录，以后才稍稍下降。据考证乃由于明帝国此时征服安南，并交阯为中国行省之一。永乐并于1408年派黄福前往定赋《太宗实录》，页 1043。。以后或觉得所定太高，才修正于图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释，仍不能阐明赋税实情。永乐年间数字，必须与明代全期数字一并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乐之赋税粮，继承于洪武数额。洪武开国未久，即于1381年酌定全国税粮为二千六百余万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余万石《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提出赋税米数于次：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 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见《太祖实录》，页 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数字有上开的变化，尚未获得确切的解释。，永乐间曾有数次调整诸如上述。其调整率仍不算过剧。在明代赋税粮额有最大的减削者，则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间明帝国内外交逼，征安南既骑虎难下，而南直隶各府县亦逋赋。苏州一府，赋额二百七十余万石，积逋至七百九十万石，近于三年额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丛书)，611；《明史·周忱传》作八百万石。见《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弃交阯，又派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于是全国赋税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万石，减至两千七百万石左右。自兹之后，全朝代二百余年再未有剧烈的增减。如《大明会典》所列1502年为26 782 259石，1578年为26 638 412石《大明会典》；2512。是也。
  然则此2 600万石或2 700万石数字，仍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无绝对的价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赋米入仓，为国家收入之数量；也不能代表税粮之缴纳，为人民担负之数量，明代税制，赋税粮应由付税人缴纳于指定之仓库。此仓库或为附近之仓库，或为几千里以外的仓库，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如原定税率过高，地方政府无力征收，则以低于时价的折换率折银。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拟局部增税，亦不必宣扬增税，只是将其折换率提高。中国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经理上缺乏体系。此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独立之国家，决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据笔者估计，16世纪末叶，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其赋税粮“米一石”，最轻者，值银026两，最重者值银191两，亦即最重者为最轻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换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内所称：“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史》(中华书局1976标点本)，1744213。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北京，1957)，页221。。可见这办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经理的统计，也多名不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