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你又怎么能跟那番妇打上交道?”
  “说来很巧!”赵守信笑道，“有个番妇出来汲水，失足滑倒在河里，我拉了她一把，就这么便结识了。”
  “喔，以后呢?”
  “以后她就关照我在外面等候愿意为我去通报。我告诉她说：如果她愿意帮我的忙，只悄悄告诉她的主人，不能跟别的人说。如果她不愿意这么做，不妨很坦白地告诉我。那番妇很守信义，答应我一定只告诉大阿娘——她们这么叫策妄的母亲。大概有一顿饭的工夫，那番妇带来两个同伴告诉我说，大阿娘愿意接见我，不过先要搜一搜身。我就让她们浑身搜过。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的，一把短刀，已经丢掉了，所以搜查的结果，让她们很满意。”
  当然，延信的书信，是再也无法隐藏了。因为已到了可以说明真相的时候——既有五色宝石之献，又无乘隙行刺之虞，加以他言词谦抑，深得番妇的好感，所以顺顺利利地就见到了大阿娘。
  “你说你是蛮子?”
  满洲、蒙古等地，常称汉人为蛮子。赵守信早就自承不讳，而大阿娘却奇怪，这样的大事，何以独独派个汉人来办，所以首先要澄清这个疑问。
  “是的。”赵守信答说，“不过我在塞外已有十来年了。”
  “延将军相信你，比对他自己人还要相信?”
  听这一问，赵守信恍然大悟，从容答说：“不是格外相信我，是因为我有一样本事，跳得高，能够跳过网城，这样便可不致于惊动大家。”
  “那么你是跳网城进来的吗?”
  “不是！”
  “为什么?”
  “我想，我是来献珍宝的，又不是来行刺，何必那样偷偷摸摸地进来?”
  大阿娘微笑说道：“你的口才很好！”
  “大阿娘以为我撒谎?”
  “不是说你撒谎，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相信你?”
  “那容易，我拿证据给大阿娘看。”他望一望撑住牛皮的横梁，随随便便一长身，手就攀住了横梁，但稍一停止，随即飘然而下，怕横梁不结实，系得太久，吃不住分量会断。
  “我相信你了!不过，”大阿娘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儿子不会投降的，我想法子劝他回去。你请延将军过几天再走，我们会让路。”
  这好像是一个可以令人满意的答复，但何以不肯投降，却肯让路?似乎情理不通，也就无法信任她的话了。
  赵守信深知率直相问，会引起怎样的反应?所以陪笑说道，“大阿娘，就让我这样去回复延将军?”
  “对啊！就这样说。”
  “我不敢，我怕延将军骂我撒谎。”
  大阿娘勃然大怒，似乎满头纷披的白鬓都竖了起来，本来是一张肉红脸，此时更如旗人崇信的“关老爷”的塑像。赵守信知道失言了，但相当沉着，且看她如何发脾气再说。
  “你这个狗蛮子，你是骂我撒谎?来，替我把他轰出去！”
  骂，甚至于打都不要紧，这一逐出帐外，便成决裂，不但大阿娘再不会实践诺言，而且自己的性命都会不保，所以赵守信这一急，非同小可。
  谁知真的逼急了，自会逼出意想不到的妙着——他突然伏身一窜，钻到一名番妇的脚下，“汪汪汪”地一面学狗叫，一面双手乱抓她的裤脚，就像恶犬咬人似的。
  大阿娘吓一跳，那番妇则莫名其妙，只是往后闪避。而赵守信缠着不放，便听大阿娘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赵守信回身说道：“大阿娘不说我是狗吗?”说完，向旁边另一名番妇又是“汪”地一声，龇牙咧嘴地作势欲扑。
  这一下把大阿娘逗得又好气，又好笑，盛怒尽解，笑着骂道：“你们南蛮子，真是奸诈不要脸!”
  “大阿娘，”赵守信此时已相信她的话不是瞎说，但必须得一信物，才能向延信复命，所以又陪笑请求，“你老人家看我路远迢迢，到这儿来扮狗叫，光凭这一点，也得赏我一点儿什么，让我好回去跟同伴夸耀夸耀啊!”
  大阿娘沉思了一会儿接纳了他的请求：“好吧，我把这支镯子给你。”
  她从左腕上脱下一支镯子，是用深山中百年老藤所制，其色如栗，名为“风藤”，据说能平肝顺气，老年人戴了，能免风眩之症。通常，风藤镯接头之处，多以银镶绾合，而大阿娘的这一支，独用金镶，格外名贵。赵守信非常满意。
  不独赵守信，延信亦很满意。认为大阿娘的这只风藤镯，确是信物。不过疑团仍在，何以不肯投降，却愿让路?
  “只有一个可能，”毕竟还是熟谙六韬三略的延信能作解释，“策妄的后路有变，不能不回师去救根本之地。”
  “是的，”椎椎的心思也很机敏，立刻联想到了，“也许兵败回准噶尔的策零敦多布，背叛策妄，想取而代之。”
  “果然如此，可真是一报还一报。”延信神色肃穆地说，“这件事我得好好想一想。”
  “不妨先派人去打听，或者，”椎椎自告奋勇，“我去一趟。”
  “不，不，”延信赶紧拦阻，“何须你出马，我另外派人去打探。”
  言出即行，立刻下令多派哨探分两路侦察，一路查明策妄的动向；一路往西深入，打听准噶尔方面，可有什么叛乱的消息。
  非常意外地，罗卜藏居然亦会知道，策妄有撤退的意向。延信认为他的消息来源，应该问个清楚。
  “你是从哪里来的谍报?”
  “将军不必追问这一点。”罗卜藏说，“只请将军告诉我，有这回事没有?”
  “我何能不追问?易地而处，你倒想想看，这样重大的情况，我何能不彻底查明。”延信提出交换条件，“你老实回答了我的话，我也老实告诉你想知道的事。”
  罗卜藏想了一下答说：“将军一定要我说，我自然不敢违令。不过我请将军允许，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你这一说，我知道了，是什么人告诉你的，责任我可以不追究。不过，你得告诉我，赵守信跟你是何关系?”
  “将军真是明察秋毫!”罗卜藏笑道，“赵守信是早就认识的，他善相马，我常请教他。前两天我要找他，说他奉命差遣，不知到哪里公干去了，今天看见他忍不住查问，他被我逼得没有办法才说了实话，我想，这虽是机密军情，但像我这样的地位，似乎也能参预。”
  “不错，到时机成熟，自然非向各位公开不可。”
  “将军所说的‘时机成熟’，不知是不是指等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而言。”
  “是的。”
  “那可晚了!消息证实，策妄已经远走高飞了，”罗卜藏很认真地说，“将军，你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怎么?”延信想了想，懂了他的意思，很沉着地问，“请你告诉我，机会是什么?”
  “是歼敌!”罗卜藏很起劲地说，“如今有两策，一策是设伏狙击策妄；一策是助策妄击平策零敦多布，藉以收服策妄。”
  “你这两策都不错，无奈，扦格难行。先说第一策，我们奉到的旨意是‘安藏’，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新达赖送到拉萨去坐床，策妄果然肯让路，我们不应节外生枝，自己多事，反生阻力。”
  “那么第二策呢?”
  “第二策更不可行，孤军深入，兵家所忌，而况粮食不足，不说打仗，困都困死了。”延信又说，“再者策妄与策零到底是一族，一看召来外患，反促成他们和解，前后夹击，岂不危乎殆哉?”
  “将军的话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似乎也值得一试。”
  罗卜藏的想法是，策妄既肯让路，拉萨又有岳钟琪接应，则延信护送达赖入藏，一路无阻根本不须多少兵力，既然如此，罗卜藏可以带回青海的队伍，往西追击，至于粮食，不妨就地征购，到底他是青海的台吉，在青海用兵，自会得青海土著之助。
  这话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可是，延信因罗卜藏心存叵测，很可能是想进占准噶尔，取策妄及策零而代之。旧患虽去，隐患又出，绝非朝廷国家之福。
  不过，为了士气，他亦不便峻拒“台吉”。他和颜悦色地说，“兹事体大，我作不了主，必得奏请上裁。”
  “将军这话我不敢苟同。岂不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以时机急迫，如果凡事请旨而行，必致坐失戎机。”
  “这不可一概而论，命将专征，非同儿戏，必有一个鹄的在。如今皇上付托我的是安藏的重任，为了这个任务，有时不妨从权。若说，不往南而往西，变成征准噶尔了，与安藏是两回事，我何能擅作主张?”
  罗卜藏语塞，但还是不肯死心，仍欲有言，延信却不容他开口，还有驳他的理由。
  “再说，兵凶战危，就算打胜仗，也得看看要怎么样才能胜。倘或得不偿失，还是不能去。至于落了败仗，损兵折将，有伤天威。这犹在其次，更有一层绝大的关系，台吉应该想到。”
  “什么关系?”罗卜藏有些负气的意味了，“索性请将军说个明白。”
  “你一定要我说，我就说。”延信的脸色也不好看了，“倘或你出师不利，策妄或者策零，会乘胜追击。岂不是自召其祸?本来策妄内外交迫，势穷力蹙，只有逃回老巢之一途。只为他人贪功反而给了他一个激励士气，卷土重来的机会，台吉，果然有此不幸的结果，只怕你会连累老父!”
  这是极严重的警告，如果罗卜藏不服节制，擅自行动，导致了兵败为准噶尔回师反扑，以致入藏大军，竟有后顾之忧，那就连他的父亲札什巴图尔亲王都会获罪!
  罗卜藏毕竟被慑服了。心里虽还不大服气，行动却很谨慎。不久，谍探报来，果如预料，准噶尔内部有不稳之势，策妄阿喇布坦，从老母之劝，悄然撤兵。于是延信安然无阻地护送达赖入藏，九月间坐床，正式成为第六世达赖，捷报回京，群臣以为会大奖有功将士。谁知竟无动静，自然要引起许多猜测。
  有个说法，皇帝明年登极六十年，必有恩典，并在一起封赏，热闹得多，所以此时暂不作任何处置。
  又有个说法，皇帝早有上论，不愿有什么繁文褥节来庆祝他登极六十年。为了示天下以清静简朴，所以有功不赏。但心中自有邱壑，谁好谁坏，施恩降罪，随时都可降旨，不必急在一时。
  再有个说法，藏事妆平，抚远大将军胤祯并未身临前敌，亦未见有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表现。皇帝是要等胤祯有了出色的战功，一并奖赏。
  此外还有个私下谈话的说法，皇帝对胤祯非常失望，因为他并没有杰出的表现，显示他并无足够的资格君临天下。对这次大征伐竟无封赏，正意味着皇帝对抚远大将军的不满。
  这是个相当深入的看法，但如以为皇帝对胤祯的失望是绝望，却是大错特错。而有些人看不清这一点，觉得又到了不能不谈建储的时候了。
  其中有个人叫王，江南太仓州人，康熙九年的进士，选入翰林院，一帆风顺，早在康熙五十年，便已入阁拜相，官居文渊阁大学士。
  其时正当朝中为废太子，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王冷眼旁观，感触特深。原来他的祖父叫王锡爵，是前朝神宗年间的宰相，力争建储，而后果非常之坏。王对于他祖父在国史上留下这一段挨骂的记录，痛心疾首，耿耿于怀，总想替祖父争个面子回来。所以早在康熙五十六年，便上了个密折，建议建储。
  自从太子废而复立，立而复废这两番大波折以后，皇帝已经想得非常透彻，身后之事，最明智的办法是暗中留意，择贤而立。所以很讨厌臣下谈建储，不过王年将七十，官已拜相，格外优容，只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以为置之不理，自然无事。
  不久，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嘉猷，邀集同官，一共是八个人，联名上奏，亦是请早日建储。皇帝疑心王建言没有下文，指使陈嘉猷等人为他接力，大为不悦，便将王的原奏，连同陈嘉猷等人的公折，一并发交内阁议处。
  当时内阁的首辅是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举朝皆知，他是拥护皇八子胤的。如今王主张复立废太子，与他心里的想法，形成冲突，所以马齐想借刀杀人，提出好些不准轻言立储的口论作根据，将王定了死罪。
  复奏送入乾清宫，王在乾清门外待罪，不敢进宫，皇帝却谅解了他，对另一个大学士李光地说：“王的话，原不能算错。不过，他不应该授意言官同奏，言官不能本诸良心、独立行事，成群结党、遇事要挟，是明朝最坏的习惯。你们把王的处分，拟得太重了，叫他进来，我有话开导他。”
  于是王奉召入宫，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说了好久好久的话，声音极低，定罪一事，亦就宽免。连陈嘉猷等八人，亦无任何罪过——猜想皇帝已将继承大位的皇子，必须年纪较轻，体格壮健这两个条件，告知了王。
  及至皇十四子胤祯封为郡王，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特准使用正黄旗纛，等于代替御驾亲征。满朝文武，皆知大命有归。如今安藏一事，已经收功。恰又欣逢登极六十年，意料中将会诏告天下，立皇十四子为皇太子，谁知一无动静，而且众臣上表，三月十八日万寿，请准朝贺，皇帝亦复不评，心境这样之坏，是为了什么?王认为是皇帝对皇十四子深感失望，仍旧想立“二阿哥”，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困，因而再度上奏，请释放二阿哥，话说得相当激切。接着又有广西道御史陶彝，纠合同官十一人，包括陈嘉猷在内一起上奏，与王所作的请求，完全相同。
  这一下，激起皇帝的震怒。前后两次，事出一辙!头一次可以原谅他本心无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绝非偶然。在皇帝看，是王有意不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存心捣乱。其情可恶，其心可诛。再也饶不得他了!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痛责王，植党希荣，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锡爵的罪过，他说：“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儒，天下大乱，至崇祯而不能守。明朝之亡，锡爵不能辞其咎。”
  对王锡爵的指责，大致是不错的。明末的史实，在当时信而有证，神宗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生；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他的生母郑氏立刻进封为皇贵妃。皇长子之母恭妃王氏，诞育元子，而未进封，显然无宠。从来帝王之家，母以子贵，而子亦以母贵，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便很可能以幼夺长，被立为太子，所以宰相申时行等，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皇帝拒绝，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尚未有子，倘如现在立了东宫，将来皇后生了嫡子，又将如何?
  以后数年，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到得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便全力推动此事。皇帝支吾其词，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最后计穷力竭，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此时共有五个皇子，除皇子封为福王以外，其余三子封为瑞王、惠王、桂王。
  万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宾天，即为神宗。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在热孝之中，荒淫无度，以致即位十天，便得了病。有个鸿护寺丞李可灼，私下进了一服丸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皇帝服了一丸，觉得暖润滋畅，胃口大开，非常舒服。哪知再进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呜呼哀哉!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刚好一个月。
  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枝笔，一锭墨。王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
  他说：“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为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
  写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心里的气消了些，不过，最后一点，却还须细查——唐朝设御使台，所以御史称为台臣。王自辩，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这话是真是假，当然要查。
  查明王的话不假，同时建议同一事，只是巧合。其时王大臣议奏：王及陶彝等十二人，应革职，从重议罪。皇帝考虑下来，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
  “王跟陶彝等人的奏折，都说是为国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带，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应该有灭此朝食的决心。这十三个人，可以暂缓议罚，照八旗满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为额外章京，发往军前，交抚远大将军差遣，效力赎罪。”
  在文官来说，这等于变相的充军。十二御史，尚在中年，王年将七旬，鬓眉苍苍，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无疑。因此，皇帝又作了一个权宜的处置，命王的长子，正在当翰林的王奕清，代父从军。王家兄弟很友爱，老二奕鸿正在澎南做粮道，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认为老父获罪，长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所以变卖了自己的产业，与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话，号称“十三忠臣一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