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安为“乱政”的罪魁祸首、东林为王安的帮手这个说法来抵消魏忠贤乱政及阉党这个名目，为阮大铖“七年合算”的主旨所在，目的是要搞成“一锅煮”，无所甄择，只好不了了之。其中最巧妙的一句话是“逆阉效之”，意指魏忠贤所做的坏事是学王安的样。阮大铖的奸狡，由此一端即已充分表现。
  到了崇祯二年正月，终于开始“定逆案”。之所以迁延到这时候，主要的原因是，魏忠贤虽败，阉党犹满布朝列，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来主持此案。《明史·钱龙锡传》：
  庄烈帝即位，以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榗皆忠贤所用，不足倚，诏廷臣推举，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这六个人都是新进，资望较浅，还斗不过阉党，同时也不能获得思宗的充分信任，于是崇祯元年五月，召韩还朝，十二月抵京。下一个月就有定逆案的诏旨，由韩主持其事。
  当时边患正急，而关中贼势已炽，韩和钱龙锡等人的意思，以阉党中的首要、次要分子斥逐已多，为了安定政局，不主张大张旗鼓来办，而思宗不允，《明史纪事本末》载：
  逆珰既伏法，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学士韩、钱龙锡不欲广搜禁锢，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大不悦，再令广搜，且云：“皆当重处！轻则削籍。”阁臣又以数十人进。上怒其不称。
  思宗不但要办外廷的阉党，而且还要办同恶的太监。阁臣以“外廷不知内事”推辞，思宗认为阁臣不是不知道，是不肯任怨。于是：
  阅日，召阁臣，指黄袱所封章疏累累示阁臣曰：“此皆珰实迹也。宜一一按入之。”阁臣知势难遗漏，乃云：“臣等职司辅导，三尺法非所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