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尚书王纪则更指沈为北宋的奸臣蔡京。平心而论，沈没有蔡京那么奸，也没有蔡京的“本事”；但自沈入阁，为魏忠贤的势力渗入内阁之始，这一层关系甚大，因此论史者不能为沈恕。
  天启元年六月，复起的叶向高入京为内阁首辅，当时的阁臣共六位，叶向高、刘一燝、韩、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清一色的正人君子，且除朱国祚以外，都有很出色的政绩，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局面，足以匡君之失；抑制魏忠贤的扩张。但自沈于天启元年七月间入相，内阁内部从此多事，不久，刘一燝被攻，退出内阁。
  当时言官交劾沈，沈疑心幕后是刘一燝的指使，其实正好相反，刘一燝一向不买言官的账，言路对他颇有怨言。但小人之心，猜疑必多，于是嗾使他所厚相结纳的给事中孙杰上疏力攻刘一燝。熹宗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么来的，对刘一燝素具好感，当然加以慰留。
  这时就有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了，一向持正论的侯震旸忽然亦疏劾刘一燝，讥刺他结纳王安。任何一个正色立朝的大臣，最讨厌的就是说他不以正道进身，刘一燝把这一点看得很认真，连上四道奏章辩白，并且请求解职。魏忠贤从中顺水推舟，传旨准他致仕回乡。首辅叶向高说他“有翼卫功，不可去”，熹宗复加慰留，而刘一燝“坚卧不起”；天启二年正月，又上十二道奏章求去，坚决如此，只好让他用公家的交通工具回南昌。
  刘一燝之所以非摔纱帽不可，实在是伤透了心，第一是为侯震旸所攻，不容于小人犹可说，君子亦不容，这份委曲何可言宣？第二是为吏部尚书张鹤鸣所排挤，而张鹤鸣受过刘一燝的提携，恩将仇报，自然亦让他寒心。宦途险巇，万念俱灰，唯有退隐田园，不问世事，这原是君子自处之道；但在君子与小人争得正紧张时，这方面从前线撤退了一员大将，局势自然大受影响。张鹤鸣平苗有功，而出任“本兵”，措施乖张，显得他并非大器，固无足论；独怪侯震旸无缘无故助纣为虐，不管他是别有用心也好，一时负气也好，像这样亲痛仇快的举动，实在令人痛恨！所以为言官者，不论他如何清操绝俗、侃侃能言，倘不能事事以大局为重，逞其私忿，操切行事，必误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