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熹宗在万历末年虽贵为皇长孙，却与贫家子弟失学无异。据当时朝臣的奏疏，得知熹宗九岁“尚未出就外传”，而光宗在东宫时，暗弱昏庸，自己都有朝不保夕之忧，寄情酒色以自晦，哪里顾得到长子的教育？而熹宗所亲近的魏忠贤，又是个不识字的，所以可以断言，熹宗幼时的光阴必是等闲抛却。
  一个孩子总要有玩的地方，在哪里玩呢？在修建房屋的工地。宫中的营造，见于记载的，多为大工。万历年间，三大殿以及乾清、坤宁、慈宁三宫都曾被祝融之灾而重建，此外兴建较小的宫殿，以及修缮工程，终年不断。熹宗不上书房，四处游荡，耳濡目染，学得了一手木匠的好手艺。做皇长孙的时候，因为西李得宠，他是个“小可怜”，自然不可能给他一座不相干的宫殿拆了重造，一登九五，富有四海，始得大显身手。看他孜孜不倦，“膳饮亦忘”，可见其创造欲的旺盛；同时在他来说，亦是“学以致用”，只是学成木匠，做了皇帝，不免令人觉得滑稽而已。
  至于客、魏之辈，为了要窃弄大权，有意转移熹宗的兴趣于营造，格外推波助澜，那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其时东林的势力极盛，但看法太主观，做法太激切，造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势，就是本来并不坏、或者可善可恶的人，也被挤到了魏忠贤那一面。门户之见的造成，本诸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我们不能不批评东林。
  赵翼《廿二史札记》论明朝“言路习气”：
  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此言路之又一变也。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
  追论“三案”是礼部尚书孙慎行挑起来的，目的在攻方从哲。方从哲固然不是辅臣之器，但亦不是巨奸大恶，而孙慎行天启元年四月还朝一疏，说方从哲的祸国之罪“不能悉数”，“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把光宗之死归罪于方从哲为元凶，这实在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