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是张居正的学生，学生抄了老师的家，自然不会是个好学生，而老师的教育亦必定破产。神宗所得的严母严师之教，激出完全相反的作用：
  第一，张居正的劝以节用，在神宗变成看重财货；张居正的理财，在神宗变成聚敛——他是明朝最贪财的一个皇帝。
  第二，张居正以峻法治国，在神宗变成以峻法对付臣下。
  第三，张居正所讲的仁义道德，在神宗都认为是骗人的，而且以幼年束缚过甚，来了一次彻底的“解放”——历史上有许多荒淫无道的皇帝，不外淫酗暴虐，而神宗的怠荒别具一格，可用一个字来形容：懒！
  明朝中叶以后的皇帝，懒理政事是出了名的，而以神宗尤甚。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有问题，他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他的子孙都像他那样雄才大略、精力过人。洪武十三年罢相，集君权与相权于一身，这是如何沉重的负担，他没有考虑过。以后虽以建文朝齐、黄“参国政”启变相复相之端，而至“三杨”入阁，确立了大学士为真宰相的传统，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联系，及君臣从容商略国事的规制，不如清朝的皇帝与军机大臣的关系那样密切，更不如宋朝君臣那样亲切。内阁“票拟”，即或详尽，毕竟不如面对面易于了解；因为不了解便感到批章奏吃力，也因为不了解，不得不假手于人。于是发生两个结果：一个是委诸太监的头脑“司礼监”；一个是搁置在那里不闻不问，神宗便大致如此。
  照这样子，自然有御史犯颜直谏，神宗的办法是：疏陈政事得失，留中不报，也可能根本不看；谏陈他个人行为的，用高压手段加以处分，命内阁拟旨定罪，而又往往在他那里改为“廷杖斥为民”。万历年间，御史被打屁股的，不知凡几。
  “廷杖”是明朝皇帝对待读书人最刻薄的手段。唐宋待士最厚，所以末期迭遭宗社之危，都还有人撑持；明朝失国，南明不旋踵而亡，虽说福王不似人君，其实亦是无耻士大夫太多之故，这就是养士厚薄不同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