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值得一死吗？”听完慈禧太后的话，慈安太后讶然相问，“面两天我就听说，有个御史在蓟州服了毒，说有一道遗折，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不白之冤，非拚命不可。谁知道是这么回事！”
  “本来就是瞎担心。不过，总算是忠臣死谏，也怪可怜的。”
  “是啊！”慈安太后说，“应该给他个恤典。”
  “那是小事。”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来跟姐姐讨主意，这个折子该怎么办呢？”
  “这……？”这就非慈安太后所能肆应了，她想了一会说，“能不能搁下不理？吴可读的话，仿佛是指着七爷说的，一交下去，怕于他面子上不好看。”
  慈安太后实在忠厚得近乎可怜了。慈禧太后心想，如今不必拿她作挡箭牌，倒是不妨拿她作个箭垛子，可用来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
  “怎么着，”慈安太后又出了个主意，“先找五爷跟六爷来，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主意？”
  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如说当作“家务”来办，应该将文宗现存的四个胞弟都找了来商量，只召惇、恭，摒除醇王，倒象他该避嫌疑似的。慈安太后原来要回护醇王，而所出的主意，与本意矛盾，却不自知。这也不必说破，让她糊涂好了。
  “跟五爷商量不出什么来，只找六爷吧！”
  于是第二天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恭王，赐座赐茶，作过一番家人之礼的周旋，慈禧太后谈入正题，将吴可读的遗折交了过去。
  恭王匆匆看完，心里也象慈禧太后一样，松了一口气，当时便有了打算，这个奏折的处理，应该交付阁议，也就是诉诸公意。
  “吴可读死得冤枉！”慈禧太后在恭王沉吟措词时，这样表明：“当初迎皇帝入宫，我们姊妹俩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地，是说继嗣、继统为一事。恭王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还是有意作违心之论？但不论如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把柄”，必得把它抓住。
  于是他接口说道：“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是否可以宣明‘这个意思’，将吴可读的原奏，发交阁议？”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了这一句，转脸又向慈安太后征询：“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慈安太后只怕伤触醇王，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恭王以军机承旨的方式，亲自拟了一道上谕，奉两宫太后核可，交内阁明发：
  “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邸抄一发，关心国事的，无不对“即是此意”四个字，大感兴趣。尤其是“清流”君子，觉得这四个字包涵着极深的意义在内，颇有阐发的必要。所以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人，纷纷捉笔构思，各逞才华，要做一篇“定国是”的大文章。
  当然，大多数的人只是口头议论，对于“即是此意”这句话，见仁见智，各有解释。有的说：母子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当然希望将来的皇位，归她承继的孙子，所谓“妥议具奏”，就是要议出个确立不移的办法出来。而有些人则认为慈禧太后诚意可疑，“即是此意”四字，含混不清，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花样？
  会出什么花样？莫非还能将大清的天下，归于叶赫那拉氏，这当然不可能的。因此，清议中相信前一说的居多。但是“预定大统之归”，却又格于家法，在事实上不易办到。
  在康熙以前，是立太子的。自夺嫡的疑案发生，雍正七年曾有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这道语意含精的谕旨，就表示建储则易起骨肉相残之祸，亲身经验，不便明言，所以说“愚人”不能知。而不建储的制度，亦就在雍正朝确立下来，累世遵行，不敢违背。
  如今要预定大统之归，即为变相的建储，当然不行。为此，闰三月十七下的上谕，会议却一直迟迟不能举行，即由于事先的协商、折冲，煞费周章，直到月底，方始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个会议是由礼亲王世铎主持。礼烈亲王代善，在太宗朝以谦让成拥立之功，家风不替，世铎在亲贵中，出名的好脾气，尽管有人说他谦卑得过了分，但人缘毕竟是好的，所以才具虽无半点，居然颇得慈禧太后的重视。这一次特奉懿旨，主持这个有关宗社大计，既为国事、又为家务的会议。当然，事先的折冲协商，亦由他来奔走。
  他所接触的都是王公大臣，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吴可读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大清朝特重家法，高宗九降纶音，申明不建储的用意，倘或有人敢违背祖训，一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丢官，重则获罪。而沈桂芬又力主安静，恭王受了他的影响，也改了想借清议来裁抑醇王的主意，所以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驳！
  到了四月初一，内阁大堂，红顶花翎，不计其数，近支亲贵，无不出席，唯一的例外是醇王，告病不到。这虽在意料之中，但冷眼旁观的人，心头仍不免有异样的感觉。
  太阳已经老高了，礼王世铎看看人已到得不少，打算开议，但他虽奉懿旨主持会议，而在礼节上须请示一个人。论公，惇王是宗人府宗令，他是宗令属下的右宗正，论私，“小房出长辈、长房出小辈”，惇王是他的叔祖，所以他不便也不敢擅专。
  “五爷爷！”他叫得很亲热，“跟你老请示，咱们就动手吧？”
  惇王正在抹鼻烟，一面抽搐鼻子，一面象条猎狗似地用视线搜索，望到外面，用手一指，“等等！”他说，“等敢说话的人来了再说。”
  于是举座侧目，望着连翩而来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俊两丑，领头的一个，身不满四尺，而须髯如戟，相貌奇古，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落拓不羁，仿佛脸都不曾洗干净，是名士派头最足的国子监司业宝廷。俊的那两个，一个长身白面，双目棱棱，一个骨秀神清，翩翩少年，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和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刚散馆授职编修的盛昱。
  清流的风头十足，高视阔步，上得堂来，处处有人执手寒暄，就这时又有个人，瘦得象只猴子，捞起又长又大的实地纱袍子的下摆，一溜歪斜地冲了上来，惇王便说：“好了，张香涛也来了，可以开议了。”
  于是礼王咳嗽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吴可读的遗折，有没有看过的没有？”
  吴可读的遗折，早已传诵一时，原件虽不多几人见过，抄件则几乎人手一份，因而没有人答话。
  “想来大家都看过原件了。很好，这省了许多事。懿旨‘妥议具奏’，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诸位看妥不妥？”
  接着他命人找来一名笔帖式，拉长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念着他所拟的奏稿。
  这篇文章做得很好，首先引用雍正七年上谕，申明不建储的家法，而建储非臣子所能参议。继统与建储，字样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提出请求。将来皇帝亲政，当然会尊重穆宗的统系，斟酌尽善，此时不能预先拟议一定的办法。
  第二段是说“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包括了继统穆宗的意思在内，何须臣下再提出请求。综括这两点，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等那笔帖式念完，宝廷一马当先，高声说道：“驳得好，驳得痛快！不过，这不是驳吴可读的遗折，是驳上月十七的懿旨。”
  这真是语惊四座！首先，礼王就觉得这指责太严重，气急败坏地说：“竹坡，你怎么可以这样儿说？”
  “请教王爷，”宝廷接口质问：“懿旨交代：‘妥议具奏’，复奏说是‘毋庸置议’，这不是拿懿旨顶回去了吗？”
  听来理由十足，礼王越发结结巴巴地，急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的懿旨中，‘则是此意’这句话，是今天会议的紧要关键。”张之洞一开口，便知与宝廷站在一边，他摇头晃脑地又说：“‘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妥议具奏’之‘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奉诏陈言，岂可出以依违两可之游词？”
  “那么，”礼王问道：“香涛，你的意思，到底该怎么办呢？”
  “煌煌圣谕，传之四海，‘即是此意’四个字，应有所疏解。”张之洞停了一下说：“照吴柳堂遗折的意思，今上一生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继穆宗之统，这是类乎建储，有违本朝家法。如果这位皇子，长而不贤，难承大统，到那时候就更为难了！所以如何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今日正须从长计议。”
  “这话顾虑得是。”恭王取出一张纸来：“徐、翁、潘三位，交来一件折底，大家不妨看看。”
  徐、翁、潘是徐桐、翁同和、潘祖荫，他们以穆宗的师傅及南书房翰林，当时参与迎立当今皇帝大计的身分，公同具奏，有所主张。折底是翁同和所拟，其中最要紧的两句话是：“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思是说：将来当今皇帝择贤而立，所立的嗣君，就承继穆宗为后。
  这是反过来的做法，继统而继嗣，既可不违家法，又可消除张之洞所说的“长而不贤，难承大统”的顾虑。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办法。
  “不过，”礼王始终想维持他的原议，“这个稿子不必动，徐、翁、潘三位的折底，做个抄件，一起进呈，恭候圣裁。此外那位有说帖，也是照此办理。”
  “不然！”宝廷摇摇头说：“我要单衔上奏。”
  张之洞和黄体芳也都表示，各有奏疏，这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因而又改变了办法。
  改变的办法是，礼王所拟的原折，仍旧照上，此外有人愿有所建言的，或合疏，或单奏，各听其便。
  于是除了徐、翁、潘的一个奏折以外，清流中人，纷纷集议，宝廷、黄体芳、张之洞都有折子，唯独最喜欢言事的张佩纶，却搁笔未动。
  这是因为他正有一件大案子在手里，必须全神贯注去搏击，搏击工部尚书贺寿慈。
  ※※※
  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
  “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
  “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和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
  “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这一联最贴切，也最洒脱。”名翰林也是名诗人的陈宝琛，指着他的同乡，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对张佩纶说：
  “上联使事精确，下联亦颇能道出柳堂的为人。”
  这一联的句子是：“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后，京城里忽然烈日下飘雪，虽然片时即止，但亲眼目见的人很多，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中《斩窦娥》的故事。不久就传出吴可读尸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节。眼前之事，却只有黄贻楫提到，便觉可贵。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张佩纶忽然说道：“骙庵，来，来！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金寿、吴大澂、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杨继盛的例子，以宅为祠，将吴可读在南横街的住宅买下来，改建为祠堂。
  “这是理所当然。”张之洞首先就起劲，“不独南横街，蓟州是柳堂尽节之地，亦应该设法建祠。”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悯’的字样，出奏必能邀准。如今只须筹划建祠的经费好了。我看……。”
  “我看，”邓承修抢着吴大澂的话说，“不必麻烦那班大老，我们自己设法凑吧！”
  “对！”陈宝琛附和，“自己设法凑一凑，众擎易举，趁此刻就动手。”
  “那得写个小启。”张之洞跃跃欲试地，“须得如椽巨笔。”
  “那里还有巨笔？”邓承修笑道，“香涛，就是你即席大笔一挥吧！”
  “论下笔神速，自然是幼樵。不过将来吴祠落成，还有奉烦之处。此刻就我来效劳吧！”
  于是张之洞找了处僻静的地方，埋头构思，仿六朝小品，写成一篇缘起，当时便买了本“缘簿”，写上缘起，即席捐募。
  “开缘簿”的第一个，须是名位相当，最好请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认为官气不必太浓。正好李鸿藻来吊，他是清流的领袖，并请他登高一呼。
  李鸿藻先不作声，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须有个算计。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紧，不过遗属的生计亦不能不顾。不知道奠仪收得怎么样？”
  “收了有三千余金。”陈宝琛答道：“恭、醇两邸，都是二百两。”
  李鸿藻点点头，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丰不俭，宜乎酌中。人之慕义，谁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该挑人，不能说谁的捐款要，谁的捐款就不要！这种义举，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应该体谅他人。柳堂为人诚笃，跟他交谊相厚的甚多，论情，自然越多尽心力越好，但是论事实，只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劝在前面，不必勉强，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这话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却盛昱是天潢贵胄，张之洞一任四川学政，颇有所获以外，其余为了维持名翰林的排场，文酒之宴，捉襟见肘的居多，所以听了他的话，口虽不言，心中无不感动，觉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当然力赞其成，不过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领头发起。这开簿面的人，还得另外斟酌。”
  “那么，老师的意思呢？”张佩纶问。
  “我看，宝中堂最合适。”
  宝鋆是大学士，又管着吏部，是吴可读的堂官，请他来率先倡导，确是最适当的人选。同时，李鸿藻又主张由盛昱跟宝鋆去接头这件事，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在座的人，无不心服，觉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谋国的宰辅，就是料理这样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条不紊。
  于是深谈细节，有了成议，将吴可读的长子吴之桓找了来，细告究竟。当初吴可读怕建言获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遗书，一再叮嘱“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连写了六个“速”字，如见张献忠的“七杀碑”，令人触目惊心。谁知女主当阳，亦复有道，不但未曾获罪，而且得蒙赐恤。这天看到吊丧的盛况，奠仪的丰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听说还要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发激动不已，趴下地来，“砰、砰”磕着响头，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吴可读神主入祠，举行祭典的那天，贺寿慈却以七十高龄，而不得不冒着溽暑，举家出京。
  这次是宝廷的一个奏折化作了“逐客令”。六月初七，上谕以贺寿慈补为左副都御史——降三级调用的处署，宝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笔锋初起，便挟风雷：“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
  接下来便攻击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见得贺寿慈的复用，出于军机？宝廷指出一个证据，贺寿慈回奏不实是“欺罔”，“恭演龙楯车顺道阅书”是“大不敬”，而交部议处的谕旨，军机含浑其词，斥之为“殊属非是”，这就是有心开脱。吏部所拟的处分并不错，错在军机“徇庇”。倘无此心，则李春山一案定谳，声明贺寿慈的处分请旨定夺时，军机应该“乞特旨严谴”，而竟免置议，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一段振振有词，近乎诛心的议论，写到这里，宝廷反跌一笔，说是“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起，而奴才深维枢臣之意，或以贺寿慈身为大臣，不欲绳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宫廷，永不叙用。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简。”因此，他不免怀疑，难道贺寿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无成心”？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问得很厉害，如果大臣进退，只照一般官吏的照例迁转，根本无所措意，则所谓“权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进一步推论：“即使果出圣意，官闱深远，或于贺寿慈之人品、心术，未尽周知，枢臣则断无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诚何心？”接下来，笔锋扫向贺寿慈，宝廷给了他八个字的考语：“即非卑佞，亦颇衰庸”，这样的人“排众议而用之”，实不知于国家有何好处？而况“副都御史，职司风宪”，以一个“欺罔不敬”的人，置于这个职位上，何足以资表率？贺寿慈以前当过左都御史，未听说他有所整顿，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官中“矜名节，尚骨鲠”的人很多，一定不屑与贺寿慈共事，而其中无知识的，则必起误会，以为朝廷特放贺寿慈来当御史的堂官，是表示要象他那样的人品声名，方合做言官的资格。而京内外大小官员，看到贺寿慈这样欺罔不敬，不知爱惜声名，犹且可以幸蒙录用，将会怀疑朝廷“直枉不辩，举措靡常”，从此益发肆无忌惮。所以贺寿慈的复用，不但是言路清浊的一大转机，亦是政风良窳的一大关键。最后率直提出要求：“恳将贺寿慈开缺，别简贤员补副都御史。”
  这个奏折，发交军机，相顾失色，因为明劾贺寿慈，暗中对军机指责得很严厉。恭王一看再看，看到第三遍，放下折子，叹口气说：“唉！错了。”
  “怎么错了？”宝鋆气急败坏地说：“副都御史出缺，贺云甫是现职大员奉旨降调，开名单自然‘开列在面’，照例的公事，怎么错了？”
  “你别跟我争！”恭王遇事要跟宝鋆开玩笑，故意这样说道：“名单是你开的，你自己跟上头复奏，我们都不管！最好请旨拿宝竹坡申斥一顿，也让我出出气。”
  “六爷！”宝鋆真的急了：“你不能说风凉话。我自请处分就是了。”说着，来回大踱方步，颇有绕室彷徨的模样。
  “佩公，沉住气！”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沈桂芬出主意，他很冷静地说：“平心而论，这件事是失于检点了。”宝鋆最佩服沈桂芬，当时站定脚步，连声说道：“好，好，你说！”
  “外头有句话：‘不怕言官言，只怕讲官讲。’贺云老是讲官参过的，如今派了去当言官的堂官，那些‘都老爷’，心里自然不高兴。不过御史不便动本，不然就仿佛以下犯上，谁也不肯冒这个大不韪。”
  “啊，啊！”宝鋆一拍油光闪亮的前额，恍然大悟中深深失悔，“这倒是害了他了。”
  “不仅对贺云老是‘爱之适足以害之’，而且正好又给了讲官一个平添声势的机会。”沈桂芬说，“宝竹坡是替言官代言。这个折子看来是‘侍讲学士宝廷’一个人所上，其实等于都察院的公疏，暗中着实有点力量，没有一番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恐怕要大起风波。”
  会有怎样的风波？宝鋆凝神细想，张佩纶虽已请假出京，清流还多的是，声气相通，互为支援，除了张之洞只愿论事，不喜搏击以外，其余的，那一枝笔都惹不起。目前还只是暗责军机，到了彰明较著参劾枢臣徇庇，即令无事，面子也就很难看了。
  就在他沉吟无以为答时，恭王开口了，“算了吧！”他说，“贺云甫何苦？滕王阁下，逍遥自在的老封翁不做，在这里受后辈的气？”
  这一说，恭王也是要撵他走路。宝鋆知道再争无益，但总觉得贺寿慈太吃亏，有些替他不甘。
  “佩公！”沈桂芬察言观色，料透他的心事，提醒他说：“交情总在那里的。为云老设想，桑榆之补，俟诸异日，留点交情给他少君，反倒实惠得多。”
  “说得对，说得对！”宝鋆觉得对贺寿慈有了交代，如释重负，“六爷，我看这层意思，托载鹤峰跟他去说吧。”
  “可以。”
  于是体仁阁大学士，也是贺寿慈的同年载龄，衔命透达消息，说是清流嚣张，而“上头”又有意利用此辈箝制大臣，事情相当麻烦，不能不作个明快的处置。他的委屈，将来有补偿之时。载龄隐约表示，贺寿慈就养南昌，不会太久，他的长子南昌府知府贺良桢擢升道员，是指顾间事。
  外官知府过班成三品道员，是宦途顺逆的一大关键，越过此关，便有监司之望，而监司已称“大员”，再跳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巡抚。不然，调来调去当知府，说起来还是风尘俗吏。贺寿慈老于世故，觉得自己保住纱帽，真还不如儿子升官，倘或能调个海关道，盐运使之类的肥缺，更是意外之喜，所以老泪纵横地，不断表示感激恭王跟“宝中堂”的成全。又说自己时运不济，连累枢廷，无以为人。那一派谨厚的君子之风，使得载龄亦深为感动。
  ※※※
  在恭王与宝鋆，以为贺寿慈开缺，就算有了结果，宝廷指责军机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一经面奏，慈禧太后竟这样诘问：“宝廷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慈禧太后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
  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两宫皇太后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慈禧太后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必谈了！”她说，“在我们姊妹这里，什么话都好说，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慈禧太后的要求。
  她的要求是要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且不说心有未甘，同时也有伤国体，因此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合恭王的意。最后由宝鋆、沈桂芬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对于宝廷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贺寿慈，“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年力亦渐就衰，着即行开缺。”再说贺寿慈的回奏不实，已有旨处分，演龙楯顺道阅书，难加以“大不敬”的罪名。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总掩不住军机受了责备的痕迹。因此这道上谕一发，言官的地位，越发抬得高不可攀。而兔死狐悲，眼看贺寿慈丢官出京，那些平日不惬于清议的大老，不免个个自危。
  其中最不安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兼管顺天府已历二十年的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盘踞总理衙门，以肯受谤作了以前的文祥，如今的沈桂芬的挡箭牌的户部尚书董恂。当然，他们还不敢跟清流为敌，只有怂恿痛恨清流的宝鋆来出头抵挡。
  “言路太嚣张了！”宝鋆找个机会跟恭王进言，“长此以往，必定搞成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政受言路的影响，摇摆不定，政府一件事不能办。看着吧，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习，快要牢不可破了！如今不想办法挽回，总有一天搞成不可救药的局面。”
  “不见得。上头利用言路，言路才会嚣张。”恭王沉思了好一会，觉得对言路能作适度的裁抑，也是好事，便点点头说：“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试一试。”
  宝鋆自道他的“好主意”是“以毒攻毒”，用言路攻言路，这就得找他的门生了。宝鋆是同治四年会试的大总裁，他那一科的门生，如今当讲官、当御史的也不少。
  由于清流无不名重一时，如果找个无名脚色来效驰驱，则蚍蜉撼树，适足以成为笑柄。因而宝鋆细心物色，想到有一个人，足以与清流匹敌。
  这个人叫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博学多闻，古文师法曾国藩，颇得真髓。在翰林中以好学著名，经史俱通，对于《汉书》尤其下过一番苦功。谈到学问，连清流亦不能不佩服，但人品就不大敢恭维了，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而细行不谨，已足为正人君子所疾首，宝鋆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把握可以让他听从自己的驱使。
  “来啊！”他吩咐听差：“到帐房里拿送节敬的单子来看。”
  京朝大老，都有羽翼，各以同乡、世交、年谊的渊源，笼络着一班名士。其中师生的关系最重，不曾受业的，亦可拜门，何况王先谦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所以端午节敬的单子上，他被列为第一等，送的是二十四两。
  “告诉帐房，再封二十四两。另外再看看，有什么扇子之类的东西配四样，送到王老爷那里去。”
  于是帐房封好二十四两银子，签条上写的是“冰敬”。四色礼物是四柄杭州的扇子、两匹江西万载的细夏布、一卷高丽纸、两瓶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所送的“俄罗斯酒”。宝鋆亲自检点，派人送去以后，又通知门上，王先谦一到，立刻接见。
  果然，礼一送到，王先谦跟着便来道谢。三节有所馈赠，“理所当然”，此外有什么“冰敬”、“炭敬”，则事出例外，必有缘故。王先谦总以为老师是有什么“文字之役”，或者捉刀写文章，或者代为阅卷，因而寒暄过后，便率直请示，有何差遣。
  “天气这么热，何敢有所烦劳？”宝鋆摇摇头说，“近来心里烦得很，难得老弟来谈谈。你不忙走，我们酒以消暑，曲以遣闷。”
  所谓“曲以遗闷”，是要招雏伶侑酒，恰投王先谦之所好，大为高兴，笑嘻嘻欠身答道：“老师有兴，自当奉陪。”
  “时候还早。”宝鋆的打算是先谈正事再行乐，所以急转直下地说：“近来言路太嚣张了！”
  “是。”王先谦不明他的用意，顺口敷衍着说：“此风由来亦非一日。”
  “此风实不可长。”宝鋆接下来又说：“讲官的本分，还在书本上。虽然拾遗、补阙，亦为讲官的职司，到底不比言官。提到这一层，益吾，不是我恭维你老弟，象你这样子丹铅不去手，才真象个翰林。”
  这两句恭维，又恰恰碰在王先谦的心坎上，“老师谬奖。”他感激地说，“如今一窝蜂哗众取宠，只有老师知道门生的志向。”接着便细述近来用功的情形，《汉书》的补注，《水经》
  的笺释，做成了多少条之类。
  “好，好！”宝鋆不断夸奖，等他说完，便又问道：“我记得你大考是二等？”
  “是。二等。”
  宝鋆沉吟不语，那意思仿佛是在盘算，如何为王先谦设法升个官似的。
  王先谦心想，今年是乡试的年分，能够放一任主考也不错，不过总得要广东、江南这些好地方，才不枉了见这位“中堂老师”的一个情。正这样在盘算着，宝鋆已经开口了。
  “益吾！”他说，“我再留你在京里住两三年，替大家立个好学敦品，文章报国的榜样。等资格够了，放出去当学政，我一定替你觅个‘善地’。”
  学政虽是差使，但一省之中，与将军、督抚平起平坐，体制尊崇，而且王先谦颇有一番作育人才的抱负，所以听老师许下这样一个愿，自然欣慰，起身请安，连连道谢。
  “近来言路太杂。益吾，你也该讲讲话。”
  这是开门见山道破本意。王先谦终于明白了，送炭敬、赠仪物、许心愿，都是为此。且先把老师的意思弄清楚了再说。
  “我倒要请教，象这样聚讼纷纭，想到就说，不计后果的事情，以前可有裁抑之道？益吾，你熟于朝章典故，想来必有所知？”
  王先谦答一声：“是！”细细搜索，想起《乾隆实录》中有一件上谕，随即答道：“乾隆初年，给事中邹一桂，曾有一奏，以为奉旨交议案件，部议未上之先，科道搀越渎奏，易滋烦滋，应请申饬禁止……。”
  “着！”宝鋆很起劲地打断他的话：“正是如此。奉旨交议事件，各部职责所在，该驳该准，自有权衡，复奏上去，上头亦不能不尊重。如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言官，夹在中间，胡言乱语，侵夺部权，事出纷歧，叫人怎么办事？邹一桂这个折子，真正是洞见症结！不知道乾隆上谕怎么说？”
  “乾隆上谕亦认为不可。规定遇有发交部议案件，如果科道搀越陈奏者，议复时，应将科道参差的意见，一并叙明请旨。”王先谦知道这个答复不会让宝鋆满意，所以一面答话，一面寻思，又想到一个很好的成例，紧接着说：“后来又有个御史，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御史大概姓范，名字记不得了，为了一件盗案，这位范都老爷上疏，请皇上撤回原折，不必交兵部议奏。高宗大怒，我还记得是这么申饬，‘至于请朕撤回原折，无庸交议，竟似国家政务，弗资六卿，诚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属妄诞，着严行申饬。’”
  “申饬得好，申饬得好！御史讲官，可以操政务之实权，则六卿可废。这话说得太透彻了！高宗纯皇帝，真正是英主。”宝鋆停了一下，很郑重地问道：“益吾，这两件原案，你能不能查出来？”
  “那方便得很。翻一翻《乾隆实录》就有了。”
  “好！益吾，正言谠论，但愿你继武前贤。”
  这是很明显地指示，希望王先谦根据这两个成例，奏请整饬言路。这是犯众怒的事，他不能不好好考虑。
  “如何？”宝鋆很关切地问。
  “言路不可不开……。”
  “亦不可太杂。”宝鋆紧接着他的话。
  以此立言，亦无不可。王先谦终于答应了。
  正事谈得有了结果，心情轻松，便言不及义了。宝鋆问道：“近来听戏没有？”
  “听了。”王先谦答道：“在同乐园，一连听了八天。”
  “这么热的天，好兴致！”
  “是欲罢不能。”王先谦兴致盎然，仿佛提起来还有极浓的余味似的，“四喜班又排了新戏，跟八本雁门关一样，分八天才能演完。”
  “倒又是大块文章。戏名叫什么？”
  “叫《五彩舆》。”
  一提戏名，宝鋆就明白了，这出戏的本事出于《明史》，嘉靖年间，严嵩父子当国，门下走狗鄢懋卿巡视两淮、浙江的盐务，特造一座五彩舆，携了他的宠妾，到处骚扰。然而，宝鋆却不明白，这一段史实，如何能衍化成连演八天的戏？
  “这是拿小说大红袍的情节，贯串在内之故。”接着，王先谦便形容与程长庚、汪桂芬齐名的王九龄，饰演海瑞是如何地风骨嶙峋，不畏豪强，余三胜的儿子余紫云演鄢懋卿的宠妾，又是如何地烟视媚行，活色生香，将宝鋆听得眉飞色舞，而终究付之于长叹。
  “唉！想想真是你们当翰林的舒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宝鋆紧接着问道：“你平常‘招呼’谁呀？”
  王先谦喜欢招“相公”侑酒是有名的，但在老师面前，不能不加掩饰，“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他说，“门生于此道不熟。”
  “这样吧，还是景和堂的人才整齐，看谁在，就是谁。”
  景和堂主人叫做梅巧玲，也是四喜班的掌班，他门下的弟子，都以云字取名，共有十一云，最负盛名的叫朱蔼云，字霞芬，是光绪二年的花榜状元。宝鋆亲笔写了“条子”，吩咐听差送到李铁拐斜街景和堂，同时移席到后园，先取果碟子来喝酒。
  到得日影衔山，凉风初起，只见听差来报，景和堂的子弟到了。两个人都是十五六岁年纪，白纱衫、黑马褂，马褂上一般是珊瑚套扣。前面一个瓜子脸，悬胆鼻，双瞳如水，正是“状元郎”朱霞芬，后面一个是圆脸，肤白如云，一团娇憨，是朱霞芬的师兄，唱武旦的孙福云。
  这两个人也都认识王先谦，所以先跟“宝中堂”请了安，接着便双双屈膝，同称一声：“王老爷！”
  “来，来！坐这里。”宝鋆拉着朱霞芬的手，让他坐在自己与王先谦之间，细细打量了一番，皱着眉说：“仿佛又瘦了一点儿！”
  “可不是吗？”朱霞芬摸着自己的脸说，“每年到了夏天，总是这个样，也吃得下，也睡得着，就是不长肉。”
  “听说你搬家了，新居叫做‘朱霞精舍’，好贴切雅致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是李老爷。”
  “李老爷？”宝鋆问王先谦：“谁啊？”
  “李莼客。”王先谦酸溜溜地答道：“他居然也是霞芬的‘老斗’。”
  “相公”的恩客叫“老斗”，这是要花大把银子才能买得来的头衔，宝鋆想起最近读过的一首梨园竹枝词：“挥霍金钱不厌奢，撩人莺蝶是京华；名传老斗浑难解，唤向花间兀自夸”，不由得讶然问到：“他一个户部司官，经年不上衙门，每个月就靠分几两‘印结’银子，那日子过得也够受的，何来看花载酒之资？”
  “自然另有财源。大人先生的滋润，其一，卖文；其二，举债；其三……。”王先谦看一看朱霞芬，接下来说道，“再说，霞芬也无非恤老怜贫。”
  这是说李慈铭在朱霞芬身上，并没有花了多少钱。但“恤老怜贫”四字，十分尖酸。朱霞芬听了很不舒服，便打个岔，从丫头手里接过银酒壶来，斟了一巡酒，同时向宝鋆说道：“今儿我嗓子痛快，伺候你一段儿什么？”
  “好啊！”宝鋆欣然拈髭，“你的昆腔我听得多了，今儿来一段皮黄，怎么样？”
  朱霞芬应一声：“是！”回头向廊上的听差招呼：“二爷，劳你驾，看李四在那儿？”
  李四是四喜班的琴师，早就伺候在那里，一唤便到。于是朱霞芬背着脸唱了一段新学的《祭江》，唱得哀怨凄切，如巫峡猿啼，仿佛将孙尚香的“望帝魂归蜀道难”的心事，都宣泄在那条穿云裂帛的嗓子中了。
  唱罢道声：“献丑！”再次执壶行酒。接下来便该孙福云唱了。
  他是家学渊源的武旦，拿手戏是青龙棍的杨排风，清风岭的徐凤英，论唱，无非几句摇板，没有什么听头。所以还是朱霞芬唱，这次是他昆旦的本工，唱的是《长生殿》的“弹词一枝花”，从“不提防余年值乱离”起，以下“北调货郎儿”一共“八转”，一气呵成。等到唱完，连擫笛的李四，都累得脸色青红不定，朱霞芬更是气喘吁吁，笑着说不出话来。宝鋆看他如此卖力，又高兴，又怜惜，亲自酌酒相劳，体贴地说：“不能再唱了！就聊聊吧。”
  于是清谈消酒。朱霞芬和孙福云都是好酒量，轮番劝饮，将王先谦灌得大醉。
  这一夜也不知是如何回家的？一觉醒来，回想昨夜的经过，仿佛做了一场游仙梦，痴痴地回味着，自己都辨不清是向往还是怅惘？
  目鸣钟已经打了十一下，王先谦身子发软，还不想起床，听差却来报了：“宝中堂派了人来，问老爷可曾喝醉，今天身子可好？”
  老师的盛情可感，王先谦想起自己该做的事，便强打精神起身，接见宝鋆派来的听差，当面嘱咐：“请你回去上复中堂：中堂交代的话，我今天就办。折子明天一早就递。折底我今天晚上亲自送到府上。”
  那听差原是受命来催问此事的，便躬身答道：“不敢劳动王老爷，晚上我来领就是。”
  “也好。”王先谦将封好一两银子的一个红包递了过去，“辛苦你了。”
  打发了宝鋆的听差，王先谦不能不强打精神，向老师“交卷”。他虽是文章好手，但下笔要出于兴趣，才能挥洒自如。这种为了塞责的文字，懒得多想，找出《乾隆实录》来，抄一段邹一桂的原奏，然后在“言路不可不开，但不可太杂”这句话上，发挥一番，便已脱稿。
  从头看了一遍，不免大摇其头。自觉笼统空泛，塞责亦塞不过去，于是又加了一段。说张佩纶参劾商人李钟铭，而御史李璠接着便上折指李钟铭侵占官地，纵然李钟铭罪有应得，张、李二人本心无他，但形迹上近乎朋比，深恐启门户党争之渐，关系甚重。
  这一改稍微觉得好些，只是又有一层顾虑，李璠是会试同年，虽然交情不深，但话中有所牵涉，而且隐隐然指他附和清流，有沾其声光的意思，李璠知道了一定会大不高兴，须得先去打个招呼。
  定了主意，便揣起奏稿，吩咐跟班：“套车！拜李都老爷。”
  李璠住在地安门外。他倒很倾倒这位同年的学问，接待极其殷勤，这一下王先谦便不好意思直道来意，先得费一番周旋的工夫，酬答盛意。
  “这一带是内务府的天下。”他说，“倒也住得惯？”
  “气味自然不投。只是同乡多，内眷走得很近，我也只好迁就了。”
  李璠是直隶宝坻人，王先谦便联想到一个人，“那位贵同乡，敝本家，”他问：“近来作何光景？”
  “贵同乡，敝本家”是指姓王的宝坻人，李璠愣了一下才想起，说的是玉庆祺。
  “他是自作孽。如今还住在京里，潦倒不堪。”李璠感慨着说：“先帝手里的一批红人，现在都完了。你看，”他手往东面一指，“间壁就是先帝第一宠监小李的家，前天刚把房子卖掉，买主也姓李，是‘皮硝李’的侄子。”
  “皮硝李”是李莲英的外号，王先谦久想打听其人了，所以此时一听他提起，大感兴趣，伸一伸腰，挪一挪身子，凑近了问道：“这个人，听说在‘西边’很红。我就不明白了，他是‘半路出家’，怎么能一下子盖过从小净身入宫的那些人，独承恩宠？”
  “投其所好。”李璠答道：“此人是个有心人，又是在外面有过阅历的人，世故人情，自然比那些从小在宫里，昏天黑地，不辨菽麦的人强得多。”
  “所谓‘皮硝李’，是说他本来做的硝皮这一行？”
  “对了！”李璠想了一想，轻声笑道，“就因为他干过这一行，所以别人替‘西边’梳头，没有一个不挨骂，只有他从来没有碰过钉子。”
  “这怎么说？风马牛不相干的事！”
  “何得谓之不相干？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一说极易明白。慈禧太后已入中年，她最爱惜的那一头长发，不免脱落，每天一早梳头，双目灼灼只在镜子里注意梳头太监的手和梳子。掉了一根便骂太监不好生梳，掉得多了，自更心疼，那名梳头太监不是斥革，就是杖责。
  不但如此，慈禧太后还嫌“旗头”平板难看，要梳巧样新髻，更是一桩难以交差的事。因此，那个太监被派上梳头的职司，那张脸顿时就象死了爹娘似的难看。
  当然，最伤脑筋的是长春宫的首领太监沈兰玉，每次都少不了他连带挨骂。太监们闲下来都在茶水房旁边空屋子里休息，沈兰玉挨了骂，便常在那里诉苦。别人听过了丢开，有个人听入耳中却生了心，这个人就是李莲英。
  他是沈兰玉的同乡，硝皮的行当，却以爱赌的缘故，不安所业，欠了一身的赌债，在老家混不下去，上京来找门路。那时宫里的门禁不严，他又能说会道，经常哄得护军“高高手儿”放他进宫，在茶水房附近厮混，本意想托沈兰玉替他设法补个苏拉，却以一时无缺可补，只能耐心守着。
  这样去了几次，每次都听沈兰玉在抱怨，替慈禧太后梳头的差使难干。何以难干？他也听明白了，心里便想：唯其难干，干好了才显本事！这个差使其实并不难，只是那班太监在宫里的见闻不广而已。
  为广见闻，他天天去“八大胡同”，每去必是上午九、十点钟，正是“清吟小班”那些“苏帮”姑娘起床的时刻。他手里挽个藤篮，里面是些通草花、生发油之类的闺中恩物，穿房入户去做买卖，做买卖是假，“水晶帘下看梳头”是真。这样连去了一个月，把江南时新发髻的梳法，都学会了。
  又费了两三天工夫，通前彻后想了个遍，打定主意才又进宫去看沈兰玉。
  “怎么一个多月没见你的影儿，还当你出了什么事故，倒教我好不放心。”
  “多谢大叔惦着。”李莲英请个安说：“跟大叔借一步说话。”
  到得僻静之处，他吐露了本意，说是已经学会了梳头的“手艺”，有多少种新样可以伺候“上头”，要求沈兰玉为他举荐。
  沈兰玉大为诧异，“兄弟，”他问，“你今年多大？”
  “三十刚过。”
  “我的妈！”沈兰玉直摇头，“你不是玩儿命吗？”
  “我知道！我想了三天三夜，都想透了。大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唉！”沈兰玉顿足，“不是吃苦不吃苦，那一刀下去，割了你的‘命根子’你的若是白吃。”
  李莲英也知道，割那“命根子”，最好是十岁左右，年纪越大越危险，然而危险管危险，却不见得不成功，还是要试一试。
  于是他问：“大叔，到了我这个岁数，就不能动刀了？”
  “动是能动，十个当中活一个。”
  “活的一个就是我。”
  沈兰玉默然半晌，脸色凝重地问道：“你不悔？”
  “死而无悔。”
  “好吧！既然你一片诚心，我成全你。”
  于是沈兰玉替他作了安排，报明了敬事房，然后替他引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监。李莲英跟着沈兰玉叫他“张大爷”，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听候问话。
  “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劝你还是息了心吧！”张大爷说，“这份罪，可不好受啊！”
  “我都知道。”李莲英平静地答道：“只求张大爷成全。”
  “那么，”张大爷转脸来说：“兰玉，你再说句。”
  “他的心倒是挺诚的。你老就成全了他吧。”
  “我……，年纪大了，手上欠俐落。”张大爷吸着气说，“还真有点儿……。”
  “张大爷！”李莲英毫不含糊地，“我也知道这事儿不保险，死生有命，坏了事，我决不怨你老。”
  “话说到这儿，我可没辙了！”张大爷说：“你今儿回去，就得挨饿，也不能喝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咱们三天以后动手。”
  阉割太监的手法，出于古代的腐刑，两千多年来宫禁秘传的心法，几乎毫无改变，受腐刑须避风而温暖，就象养蚕须密不通风一样，所以要下“蚕室”。如今亦复相同，阉割是在地窖中，有张特制的木炕，人一躺下，缚紧两手，吊起双足，然后用极锋利的剃刀，割去那“命根子”，创口插一根鹅毛管，抹上秘制的刀创药。这样子日夜不断地惨呼号叫，起码有五六天不能动弹，更莫论大解小溲，所以张大爷关照李莲英，必得挨饿忍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才能动手。
  一动上手，当然疼得昏死过去，但危险不在那一刻，是以后的五六天，不肿不溃，慢慢长肉收口，最后拔掉那根鹅毛管，小溲如常，才算大功告成。
  李莲英总算逃过了这一关，但是不能进宫当差，“早得很呢！”沈玉兰向他说：“你得先把你心里那一点儿别扭劲儿给去掉。”
  果然是有那么一点“别扭劲儿”，灯前枕上，奔来心底，顿时冷汗淋漓，就只为身上少了那么一点东西，丧魂落魄，自觉非复为人，一生的乐趣都被断送了似的。
  又过了个把月，心境才得平复，于是开始学宫里的规矩，怎么走路怎么站，一板一眼都不能错，最要紧的是，识得忌讳，不能错说一句话，不然轻则杖责，重就很难说了。
  李莲英的记性好，悟性更高，举一反三，很快地熟悉了宫里的规矩，“到别处地方行了，伺候西佛爷还不行。”沈兰玉提醒他说：“伺候这位主子，光是谨慎小心还不够，得碰运气。”
  这一说，李莲英倒有些担心了，“怎么呢？”他急急地问。沈兰玉将他拉到一边，悄悄说道：“西佛爷有‘被头风’，不定那一天起了床不高兴，谁碰上谁倒霉，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把脾气发够。”
  “噢！”李莲英放心了，点点头说：“我懂。”
  “你懂？”沈兰玉诧异不信，“你倒说我听听！”
  这是不能说的，说了，沈兰玉也未见得懂，因为他从小入宫，对于外面的世故人情，不甚了解。李莲英却不同，常见居孀的妇人，早年苦节，操持门户，到得中年，儿女也长成了，家道也兴隆了，在旁人看，她算是苦出了头，往后都是安闲称心的日子，谁知不然，只见她无事生非，百不如意，尤其是娶了儿媳妇，闹得更厉害，清早起来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这就叫“被头风”，必是前一天晚上，想那不能跟晚辈，下人说的心事，一夜失眠，肝火太旺之故。慈禧太后必也是如此这般，这个缘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李莲英唯有自承失言。
  “我那儿懂啊？”他歉然陪笑，“还不是得你多教导。”
  “我说呢！我在宫里这么多年都还不懂，你倒懂了，那不是透着新鲜吗？”沈兰玉再一次叮嘱：“你新来乍到，可千万别逞能！老老实实当差，别替我惹祸。”
  接着，便谈当年安德海如何跋扈，最后连慈禧太后都庇护不了他的故事。李莲英很用心地听着，诺诺连声。
  于是找了个机会，沈兰玉面奏有这么一个会梳头的太监，慈禧太后无可无不可地说了声：“传来试一试！”
  这一试大为中意。李莲英的手法轻巧，梳出来的新样巧髻，让慈禧太后在三、四面大镜子中，越看越得意，自觉丰容盛鬋，年轻了十几岁。不但如此，每次梳头，在镜子里细看，很少发现有落下来的头发。她没有想到，李莲英干过硝皮的行当，对毛发的处理有独到的手法，落下来的头发，顺手一拈，轻轻一捻，掌中腕底，随处可藏，只要遮掩得法，自然可以瞒过她的眼睛。
  “原来如此！”王先谦听李璠讲完，不免困惑：“河间府出太监，由来已久，年幼无知，为父兄送进宫去，犹有可说，象他这样子辱身降志，所为何来呢？”
  “人各有志，难说得很。照我看，此人心胸不小，大概是想透了，非此不足以出人头地。”
  “照此说来，将来怙势弄权之事，在所不免。”
  “现在的权势已经很可观了。只是他比安德海聪明，形迹不显而已。”
  王先谦心里在想，要出风头，动一动李莲英，倒是个好题目，且摆着再说，先了结眼前这件案子。
  “老年兄！”他开始谈入正题，“今天有件事，先来请罪。”说着，他取出折稿递了过去，拱拱手说：“叨在知交，必能谅我苦心。如以为不可，自然从命删去。”
  李璠不知他说的什么？默无一言地看完他的稿子，方始明白，是为了这几句话：“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钟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逾涉朋比。”
  “喔！”李璠倒很大方，笑笑答道：“老兄知道我‘心实无他’就行了。”
  这样豁达的表示，在王先谦自是喜出望外，连连称谢以后，兴辞回家，重新清缮了一通折底，亲自送到宝鋆府中。第二天得到回信，深表嘉许，于是缮折呈递，要看清流有何反响。
  清流自然要反击。这一次出马的是贵州籍的李端棻，是王先谦的前辈，铮铮有声的“都老爷”，上折痛斥王先谦钳制言路，莠言乱政，请求将王先谦立予罢斥。理虽直而措词不免有盛气凌人之嫌，因而在宝鋆力争之下，碰了个钉子，上谕责备他“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着毋庸议。”但结尾亦仍鼓励言路：“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毋负谆谆告诫至意。”
  因为上谕是作的持平之论，清流不便再闹。但王先谦的一奏，出于宝鋆的指使，清流却未能释然，而宝鋆的智囊是沈桂芬，所以要攻宝鋆，莫如在沈桂芬身上找题目。不久，有了个好题目：中俄伊犁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