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超开缺调理的奏折到京，汪元方认为他别具用心，批复的上谕，还有“鲍超一军，追剿正当吃紧之时，遽请开缺调理，未免近于要挟；该提督素知大体，所向奋勉，何以亦沾军营习气”的话。也就是这通廷寄发出的第三天，宝鋆接到南方的来信，彻底了解了尹隆河之役的内幕。
  事无巨细，宝鋆无不告诉恭王，这样一件“异闻”，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处理不善，可能激起霆军的哗变，也关联着恭王所庇护的李鸿章的前程。所以虽然接信已经在晚饭以后，他仍旧坐车赶到恭王府去。
  看完信，恭王半晌作声不得，心里懊恼万状，好半天才说了句：“这要怪谁啊？”
  李鸿章偏袒部属不足为奇，责任是在枢廷失察，如果不是那样偏听一面之词，或者派员密查真相，或者不了了之，都不致于会引起这样的麻烦。
  “咳！”他又叹口气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好悔！”
  宝鋆知道，是失悔于不该听信李鸿藻的话，举荐汪元方入军机。不过用汪元方也有好处，他除了无缘无故找上鲍超的麻烦以外，其他都能将顺意旨，不露棱角，有这样一个人“备位”充数，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样答道：“汪啸庵也不过一时之误。好在事情已经明白，曾氏兄弟和李少荃总有弥补的办法，大家心照就是了。”
  恭王想了想，把信还了给宝鋆：“你给汪啸庵去说一说，请他以后多节劳吧！我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件事。一个‘同文馆’已经够我头疼的了。”
  ‘呃！”宝鋆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转念又觉得不宜说给恭王听，所以欲言又止。
  “怎么回事？”恭王的神色很认真，“外面有什么话，你别瞒我！”
  “也没有别的，无非文人轻薄而已。”宝鋆答道，“有人做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还有一副呢？”
  “也是四言句，”宝鋆念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挺好！”恭王冷笑道，“还是嵌字的！”
  嵌的就是“同文”两字。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章程，奏准设置，这是恭王自觉办洋务以来的一大进境。从同治五年开始，最初是派遣官生赴欧洲各国游历，接着在福建马尾设厂造火轮船，并且特别打破省籍回避之例，简派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得以专折奏事，此外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在上海等处设立机器局、制造局，讲求坚甲利兵，“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这样就必须自己培养人材。因此在恭主看，设立同文馆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想会遭致守旧卫道之士，群起而攻！
  也许是章程订得不妥。原奏是“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在正途人员看，这是极大的侮辱。两榜进士出身是正途，而翰林则金马玉堂，更是清贵无比，三年教习期满，开坊留馆，十年工夫就可以当到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是指顾间事。不然转为言官，翰林出身的“都老爷”，王公勋戚也得卖账。至不济大考三等，放出去当州县，也是威风十足的“老虎班”。现在说是要拜“鬼子”为师，把“正途人员”真糟蹋到家了。因此老早就有一副对子，把军机大臣连恭王一起骂在内，叫做：“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同时又有个御史张盛藻奏谏，说是“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京朝士大夫间，传诵甚广，认为是不可易的“玉论”。
  这些笑骂反对，原也在恭王意料之中，使他动肝火的是，倭仁领头反对，“你看看，”他对宝鋆说，“不都是讲理学的吗？
  为什么曾涤生就那么通达，倭艮峰就那么滞而不化？”
  “也不能怪倭艮峰。”
  “怎么不怪他？”恭王抢着说道，“有些都老爷哗众取宠，不足为奇，他是大学士，不就是宰相吗？一言一行关乎大计，怎么能这么糊涂——真是老糊涂！”
  “也别说他，七爷年纪不是轻吗？一样也有那么点儿不明事理。”
  “哼！”恭王冷笑一声，不说下去了。
  “说正经的。”宝鋆又说，“倭艮峰那个折子，已经搁了两天了，听说还有一个折子要上，该怎么办？得有个定见。我看先要驳他一驳！”
  “当然要痛驳！”恭王想了一会，嘴角浮起狡猾而得意的笑容，“他不是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吗？那就让他保举好了！”
  “妙！”宝鋆抚掌笑道，“请君入瓮，看他如何？”
  “还应该这么说，他如以此举为有窒碍，当然另有制敌的好办法，请他拿出来，我们追随就是了。”
  “这个说法也甚妙。不过，我看此事要跟博川仔细商量一下。”
  文祥此时已从关外回京，他不但剿平了马贼，而且把所带去的，那些久已成为笑柄的神机营的士兵，磨练得换了副样子，原来白而瘦，现在黑而壮，吃得苦，耐得劳，为人视作奇迹，因而圣眷益隆，声望益高。设立同文馆一事，实际上即由他一手策划，命太仆寺正师徐继畬开缺，“管理同文馆事务”，亦出于他跟沈桂芬商量以后的保荐，所以，宝鋆才这样说。
  “当然。”恭王答道，“你那里派人通知他，明儿早些个到里头，大家先谈一谈。”
  第二天刚亮，恭王就已进宫，而文、宝、汪三人比他到得更早，看样子已经谈了一会。汪元方面有惭惶之色，想来刘铭传讳败冒功，鲍超愤郁致疾的内幕，他已尽悉。恭王秉性厚道，不忍再作责备，便只谈同文馆的事。
  这一谈又谈出许多新闻，正阳门城墙上，居然有人贴了“无头榜”，什么“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之类谩骂的文字，而各衙门正途出身，五品以下的官员，都不愿赴考，翰林院编修、检讨各官，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恭王一听，益发动了肝火，只不便破口大骂，一个人坐着生闷气，脸色非常难看。
  “这里面情形复杂得很。”文祥皱着眉说，“也不尽是功名利害之念，还有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加上艮翁门下有位守旧守得莫名其妙的人在，事情自然更难办了。”
  大家都意会得到，那“莫名其妙的人”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大学问的徐桐，“此人何足挂齿！”恭王满脸不屑的神情，“翁叔平怎么样？”
  “他？”宝鋆轻蔑地说，“只看李兰荪不肯夺情那件事就知道了，凡是可以标榜为正人君子的事，他是没有不赞成的。再说，他那清华世家，叔侄状元，肯‘拜异类为师’吗？”
  “这就不去谈他了。”恭王转脸又问文祥，“怎么说还有‘门户之见’，什么‘门户’？”
  “‘朱陆异同’不是‘门户’吗？”
  “啊！”大家同声而呼，说穿了一点不错。理学向来以程、朱为正统，视陆九渊、王阳明为异端，学程、朱的只要能排斥陆、王，就算卫道之士。倭仁是程、朱一派的首领，而徐继畬是讲陆、王之学的，博览通达，不肯墨守成规，无怪乎那班“卫道之士”跟他水火不相容。
  “事情总要设法办通。徐牧田是肯受委屈的，不妨另外找人管理同文馆，作为让步，如何？”文祥说。“牧田”是徐继畬的号。
  恭王勃然作色：“这叫什么话？打我这里就不能答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贵乎实践，请他们来试试看！”
  宝鋆和汪元方也认为既要考选编检入馆，非徐继畬这样一个前辈翰林，笼罩不住，而且除他也别无一个前辈翰林肯干这差使。所以文祥的让步之议，不能成立。
  文祥的建议虽归于空谈，而文祥的态度却为恭王所接受了。众议纷纭，且不论是非，要消除阻力，亦不是一味硬干所能济事的。而且倭仁是慈安太后秉承先帝遗旨，特简入阁的大臣，不到万不得已，亦不宜予以难堪，因此忍一口气，听凭文祥采取比较和缓的办法。
  商定的办法是希望倭仁能够不再固执成见，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设立同文馆的原奏，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还有其他各省督抚赞成此举的奏折及致军机大臣的函件，交给倭仁去看，让他知道疆臣的意见与眜于外势的京官，大不相同。至于倭仁的原奏，不妨发交总理衙门议复，如果倭仁不再作梗，也就算了，否则就照恭王的意思，出个难题目给他去做。
  这番策划，可进可退，而目的在使事无扦格，大家都觉得很妥当。当天便由恭王照此入奏，慈禧太后立即点头认可，她对这方面完全信任恭王，因为她虽讨厌洋人，但总理衙门原奏中“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以及“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这几句话，却很合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而且洋人枪炮，足以左右战局的情形，她也非常了解，所以赞成“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的宗旨。
  从养心殿退了下来，文祥、汪元方两人，衔命到懋勤殿去访倭仁，传达旨意，把一大堆文件交了过去。倭仁拙于言词，开口“人心”，闭口“义理”，谈了半天，不得要领。如果换了急性子的宝鋆，早就不耐烦了，但文祥通达平和，汪元方刚刚为尹隆河之役，受了“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教训，特具戒心，所以都还敷衍了半天才走。
  转眼半个月过去，倭仁依旧受那班卫道之士的拥戴，“力持正论”，而“加按察使衔”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了襄助筹办同文馆的事，却起劲得很，天天穿了三品官服到总理衙门去“回禀公事”，请教习、选教材、定功课等等，一样样次第办妥，不久就可开馆，但各省保送的学生未到，京里投考的人寥寥，恭王大为着急，文祥亦不得不同意采取他原来的办法了。
  于是奏准两宫太后，颁了一道明发上谕：
  “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着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等，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
  等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有人说恭王跟倭仁开玩笑，视国事为儿戏，有失体统。倭仁本人当然也是啼笑皆非。
  但也有少数人，看不出这道上谕的皮里阳秋，那是比较天真老实而又不大熟悉朝局的一批谨饬之士，他们把煌煌天语看得特别尊严，从不知夹缝里还有文章。
  再有极少数的人，别具用心，虽知是恭王在开玩笑，但既是上谕，谁也不敢公然说它是开玩笑，那就可以不当它玩笑看，真的“酌保数员”，真的“择地设馆”，要人要钱，弄假成真，不是“死棋腹中出仙着”吗？
  徐桐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等倭仁来跟他商量时，他把从阮元的“畴人传”里现抄来的名字，说了一大串，接着便转入正题：“老师的话一丝不假，‘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真正是‘必有精其术者’，宣城梅家父子、祖孙、叔侄，一门精于历算且不说，我请教老师，有位明静庵先生，老师知道不知道其人？”
  “是我们蒙古正白旗的。久任钦天监监正，曾亲承仁皇帝的教导——这是古人了，你提到他也无用。”
  “提到其人，见得老师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八个字，无一字无来历。康熙年间的事过去了，只说近年：从前胡文忠幕府里就有两个人，一个叫时曰淳，江苏嘉定人；一个叫丁取忠，湖南长沙人，都是此道好手，大可访一访。”
  这就让倭仁大感困扰了！想不到徐桐竟真个把“博采旁求”四个字看实了，转念一想，又觉内愧，言必由衷，无怪乎徐桐信以为真！自己原就不该说没有把握的话，所以此刻无法去反驳徐桐。
  而徐桐却是越说越起劲，“还有一个人，老师去问李兰荪就知道了。”他说，“此人是兰荪的同年，也是翰林，江西南丰的吴嘉善，撰有一部‘算书’。现在不知在何处，但可决其未死。老师如果没有工夫去拜兰荪打听下落，我替老师去打听。”
  倭仁一听他的口气，麻烦怕会越来越大，还是另请高明的妙，于是想到翁同和。徐桐对翁同和颇怀妒意，这是连倭仁这样方楞折角的人都知道的，所以当时无所表示，避开徐桐，把翁同和邀到他家里去商量。
  “你听荫翁的话如何？”
  翁同和对徐桐一直腹诽，却从不肯在倭仁面前说他一句，此时亦依然不愿得罪“前辈”，只问：“要看中堂的意思，是不是愿以相国之尊，去提倡天算之学？”
  “我怎么能？其势不可！再说，恭王有意相厄，难道你也看不出来？”
  “我也知道中堂必不屑为此，必已看出恭王有意如此。”翁同和答道：“此事照正办，中堂决不可有所保举，只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就是了。”
  “不错！”倭仁深深点头：“就照此奏复，托你替我拟个稿子。”
  “这容易。”翁同和说，“不过最好请兰荪前辈看一看奏稿。”
  一客不烦二主，倭仁索性就请翁同和代为去请教李鸿藻。纸面文章，并无麻烦，李鸿藻叫人取支笔，就在陪客的座位上，更改数字，让语气显得格外简洁和婉，然后再由翁同和派人把折稿送回倭仁，当夜誊清，第二天一早进宫递了上去。
  这天徐桐请假，只有倭仁和翁同和授读。倭仁教完《尚书》，匆匆先退，去打听消息，留下翁同和一个人对付小皇帝。万寿节近，宫里有许多玩乐的花样，小皇帝照例精神不佳，熟书背不出，生书读来极涩。翁同和便设法多方鼓舞，改为对对子，“敬天”对“法祖”，“八荒”对“万国”，都是些简单的成语，但小皇帝心不专注，不是字面不协，便是平仄不调。再改了写字，却又是一会儿嫌笔不好，一会儿骂小太监偷懒，磨的墨不够浓。这样好不容易糊弄到午后一点钟，草草完功，君臣二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这时小皇帝的精神倒又来了，响响亮亮地叫一声：“翁师傅！”
  “臣在。”翁同和站起身来回答。
  “明天你来不来听戏啊？”
  听到皇帝那拖长了的、调皮的尾音，翁同和知道是“徒弟考师父”。皇帝十二岁了，不但颇懂人事，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常出些为人所防不到的花样。这一问就有作用在内，如果欣然表示愿来，说不定接着就有一句堵得人无地自容的话，说是不来，则更可能板起脸来责备一两句。
  其实，皇帝万寿赐“入座听戏”，岂有不来之理？不过君道与师道同其尊严，无非要找个两全的说法。翁同和想了一下答道：“明天原是听戏的日子，臣蒙恩赏，岂可不来听戏？”
  小皇帝笑一笑，仿佛有些诡计被人识穿的那种不好意思。接着，便由张文亮等人，簇拥着回宫，翁同和也就套车回家。
  车出东华门不远，便为倭仁派人拦住，就近一起到了东江米巷的徐桐家，倭仁先到，下车等待，见了翁同和便抢着说道：“且借荫轩这里坐一坐，有事奉商。”
  有事商量，何以迫不及地在半路上便要借个地方来谈？所以翁同和答道：“请见示。何以如此之急？”
  “自然是很急的事。莫非你还不知道？”
  “实在还不知为了什么，想来是‘未同而言’？”
  “唉！‘斯文将丧’！”倭仁叹口气道，“已有旨意，命我在‘总理衙门行走’。叔平，你说，可是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翁同和诧异不止。但在人家大门口，又岂是谈朝政之地？恰好徐桐迎了出来，一起到了他书房里，翁同和特意保持沉默，要听徐桐作何说法？
  “这明明是拖人落水！”徐桐很愤慨地说，“老师当然非辞不可！”
  “当然。”
  “折子上怎么说呢？”
  “正要向你和叔平请教。”
  “你看呢？”徐桐转脸看着翁同和问。
  翁同和谦谢，徐桐便又絮絮不休。倭仁的本意是借徐桐的地方，与翁同和商量好了，随即便可以写折子，就近呈递，却没有想到在人家家里，不能禁止主人不说话，此时听徐桐大放厥词，只好默不作声地听着。翁同和当然更不便阻拦，但看见倭仁的神气，心里大有感触，讲道学的人，不经世务，一遇到麻烦，往往手足无措，同时也觉得京朝大老不易为，必须有一班羽翼，象倭仁这样，看起来是理学领袖，其实只是为人利用，不能得人助力，孤立无援，可怜之至。
  这样一想，动了恻隐之心，便打断徐桐的话说：“荫翁该为中堂筹一善策，如何应付，始为得体？”
  刚说到这里，倭仁的跟班，从内阁抄了邸抄送来，除了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外，批复倭仁的原折，则俨然如真有其事，说“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着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可见恭王要把这个玩笑开到底，如再有任何推托，措词千万不能节外生枝，否则麻烦越来越大。
  到这时候，徐桐也才看出，“弄假成真”的如意算盘打不得！便改了放言高论的态度，“只好找个理由，请朝廷收回成命。”他说，“以宰相帝师之尊，在总理衙门行走，似非体制所宜！”
  照他的说法，是蔑视总理衙门。翁同和以为不可，却不便去驳他，幸好倭仁在这方面的修养，倒是够的，从不肯以宰相帝师自炫，所以这样答道：“不必在这上面争。我想措词仍应以不欺为本，洋务性非所习，人地不宜，故请收回成命。”
  说到“不欺，”假道学的徐桐，不便再多说。翁同和以觉得实话直说，不失以臣事君之道，或者能邀得谅解，当时便照此意思，写好辞谢的奏折，派跟班送到内阁呈递。
  第二天是皇帝万寿节的前一天，没有书房功课，两宫太后特为皇帝唱两天戏，地点在乾隆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宁寿宫，翁同和奉旨“入座听戏”。从早晨八点钟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才散，倭仁特为又把他找到，告诉他说：“上头不准。由恭王传旨，非我到总理衙门不可。叔平，你看，我怎么办？”
  “怎么办呢？仍旧只有力辞而已！”翁同和说。
  “是啊！只是措词甚难。”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中堂昨日所说‘不欺’二字是正办。
  照此而言，或者可以感悟天心。”
  这就是说，昨日所拟的那个折子，自道“性非所习”四个字，说得还不够，倭仁很难过地答道：“那只好这样说了，说我素性迂拘，恐致贻误。”
  说到这样的话，恭王仍旧放不过他，立刻便有一道明发上谕：
  “前派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据该大学士奏恳请收回成命，复令军机大臣传旨，毋许固辞，本日复据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贻误，仍请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系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着毋庸议。”
  对宰辅之任的大学士来说，这道上谕的措词，已是十分严峻！再把先前那道令倭仁酌保天算人员，择地设馆的上谕，说设同文馆一事，“不可再涉游移”的话并在一起来看，参以近来报考同文馆人数寥落这一点，明眼人都可看出，恭王的饶不过倭仁，有着“杀大臣立威”的意味在内。事情演变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辞“总理衙门行走”那么单纯，而是到了乞请放归田里的时候了！
  翁同和心里就是这么在想，倭仁应该“上表乞骸骨”，侃侃而谈，以去就争政见，才是正色立朝的古大臣之风。至于倭仁自己，不知是见不到此，还是恋位不舍，依然只想辞去“新命”。这一次是求教于李鸿藻，李鸿藻又派人来请翁同和，原是商量不出结果的事，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多一个人在座，省得宾主二人默然相对，搞成僵局而已。
  一个无办法当中的办法：倭仁“递牌子”请“面对”。两宫太后自然立即召见，带领的却是恭王，倭仁心知不妙，先就气馁。到养心殿跪下行礼，步履蹒跚，等太后吩咐“起来说话”时，他竟无法站得起身，两宫太后优礼老臣，特意召唤太监进殿，把他扶了起来。
  “两位皇太后明见，”他道明请面对的本意，“臣素性迂拘，洋务也不熟悉。恳请收回派臣‘总理衙门行走’的成命。”
  两宫太后还未开口，恭王抢着说道：“这一层，前后上谕已有明白宣示。”
  “是啊！”慈禧太后接着说道：“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都说该设同文馆，他们在外面多年，见的事多，既然都这么说，朝廷不能不听。现在章程已经定了，洋教习也都聘好了，不能说了不算，教洋人笑话咱们天朝大国，办事就跟孩子闹着玩儿似的。你说是不是呢？”
  倭仁不能说“不是”，只好答应一声：“是！”但紧接下来又陈情，“不过臣精力衰迈，在总理衙门行走，实在力有未逮。”
  “这倒也是实话。”慈安太后于心不忍，有心帮他的忙，但也不敢硬作主张，看一看慈禧太后，又看着恭王问道：“六爷，你看呢？”
  “跟母后皇太后回话，”恭王慢条斯理地答道：“这原是借重倭仁的老成宿望，为后辈倡导，做出一个上下一心，奋发图强的样子来。倭仁是朝廷重臣，总理衙门的日常事务，自然不会麻烦倭仁，也不必常川入直，只是在洋务上要决大疑、定大策的那一会儿，得要老成谋国的倭仁说一两句话。除非倭仁觉得总理衙门压根儿就不该有，不然，说什么也不必辞这个差使！”
  这一番话挤得倭仁无法申辩，慈安太后更是无从赞一词，慈禧太后便问：“倭仁，你听见恭亲王这番话了？”
  “是！”倭仁异常委屈地答应。
  “我看你就不必再固执了吧！这件事闹得也够了。”慈禧太后又说：“你是先帝特别赏识的人，总要体谅朝廷的苦衷才好！”
  倭仁唯唯称是，跪安退出。走到养心殿院子里，让扑面的南风一吹，才一下想到，刚才等于已当着两宫太后的面，亲口答应受命，这不是见面比不见面更坏吗？不见两宫的面，还可以继续上奏请辞，现在可就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这一想悔恨不已，脚步都软了，幸得路还不远，进了月华门，慢慢走回懋勤殿。这时恰好是皇帝回宫进膳休息的那一刻，懋勤殿也正在开饭，正面一席，虚位以待，翁同和空着肚子在等他。徐桐三天两头茹素，替皇帝讲完《论语》回家吃斋去了。
  倭仁实在吃不下，但为了要表示虽遭横逆，不改常度的养气工夫，照平日一样，吃完两碗饭。看他那食难下咽的样子，翁同和知道“面对”的结果不如意，便不肯开口去问。
  反是倭仁自己告诉他说：“恭王只拿话挤我！”
  “喔，”翁同和低声问道：“他怎么说？”
  倭仁无法把恭王的话照说一遍，那受排挤的滋味，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得到，想了半天，实在无法答复他的话，唯有摇摇头不作声。
  这也就“尽在不言中”了。翁同和大有所感，亦有所悲，讲理学讲到倭仁这个样子，实在泄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都有一班亲炙弟子，翼卫师门，而倭仁讲理学讲成一个孤家寡人，那些平时满口夷夏之别、义利之辨的卫道之士，起先怂恿他披挂上阵，等到看见恭王凌厉无前的气势，倭仁要落下风，一个个都躲在旁边看笑话。倘或倭仁的周围，有一两个元祐、东林中人，早已上疏申救，何致于会使得倭仁落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
  看来党羽还是要紧！不过讲学只是一个门面，要固结党羽非有权不可。如果倭仁今天在军机，恐怕同文馆那一案，早就反对掉了。翁同和正这样在心里琢磨，只见苏拉来报：“皇上出宫了。”
  于是倭仁、翁同和与那些“谙达”，急忙走回弘德殿。饭后的功课，首先该由倭仁讲《尚书》，未上生课，先背熟书。皇帝在背，倭仁在想心事，有感于中，不知不觉涕泪满面。
  小皇帝从未见过那个大臣有此模样，甚至太监、宫女有时受责而哭，一见了他也是赶紧抹去眼泪陪笑脸，所以一时惊骇莫名，把脸都吓白了，只结结巴巴地喊：“怎么啦，怎么啦？”
  这一喊，翁同和赶紧走了进来，一时也不知如何奏答，倭仁自己当然也发觉了，拿袖子拭一拭眼泪，站起身来，带着哭声说道：“臣失仪！”
  “倭师傅干什么？”小皇帝走下座位，指着倭仁问翁同和。
  “一时感触，不要紧，不要紧！皇上请回御座。”
  “那，那……，”小皇帝斜视着倭仁说：“让倭师傅歇着去吧！”
  “是！”翁同和向倭仁使了个眼色，示意他遵旨跪安。
  倭仁退了出去，而小皇帝仿佛受了极深的刺激，神色青红不定，一直不曾开笑脸。
  回到宫里，两宫太后见他神色有异，自然要问，小皇帝照实回答。慈禧太后颇为诧异，也深感不快，看着慈安太后问道：“那儿委屈他啦？”
  慈安太后倒是比较了解倭仁的心理，‘他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唉！”她摇摇头，也不知怎么说才好。
  “这班迂夫子，实在难对付。”慈禧太后对倭仁还有许多批评，但以他是慈安太后当初首先提名重用的，所以此刻也就隐忍不言了。
  那一位太后当然也有些看得出来，新旧之争她倒不怎么重视，只觉得大臣之间，意见不和，闹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件好事。这天召见过了，原以为倭仁已经体谅朝廷的苦衷，会得跟恭王和衷共济，现在听说他自感委屈，竟至挥泪，只怕依旧不甘心到总理衙门到差，看来以后还有麻烦。
  慈安太后看得很准，倭仁确是不甘心到总理衙门到差。在卫道之士看，这个衙门的一切作为，都在“用夷变夏”，是离经叛道的，所以倭仁认为只要踏进这个衙门一步，就是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变成假道学。而不到差其势又不可，总理衙门的章京来了几次，催问“中堂那天到衙门，好早早伺候”，倭仁不见亦不答，私底下却是急得夜不安枕，胡子又白了许多。
  原来还有些舍不得文渊阁大学士那个荣衔，自从用易经占了一卦，卦象显示在位不吉，便决意求去，但他也知道，此时连求去都不易，倘或奏请开去一切差使，便成了要挟，必获严谴。这样就只好以殉道之心，行苦肉之计了。
  机会很好，有个地方最适宜不过，太庙时享的日子快到了。太庙时享，一年四次，孟夏享期，定在四月初一，以樱桃、茄子、雏鸡等等时新蔬果，荐于列祖列宗。期前一日，皇帝亲临上香，倭仁以大学士的身分，照例要去站班。
  他是被赏了“紫禁城骑马”的，名为骑马，其实可坐轿子，而这天他真个骑了一匹马去。这匹马还是他从奉天带回来的，马如其主，规行矩步从不出乱子。倭仁却有意要出个乱子，等皇帝上了香回弘德殿，他让跟班扶着上了马，走不到几步，自己身子一晃，从马上栽下来，如果一头撞死在太庙前面，便是殉道，没有摔死，就是一条苦肉计，可以不去总理衙门到差了。
  有那么多人在，自然不容他撞死，跟班的赶紧抢上前去扶住，醇王离他不远，赶了过来问道：“艮老！你怎么啦？”
  “头晕得很！”他扶着脑袋说。
  “嗐！不该骑马。”醇王吩咐跟在他身后的蓝翎侍卫说：
  “赶紧找一顶椅轿来，把倭中堂送回去。”
  于是借了礼亲王世铎的一顶椅轿，把倭仁送了回家。这一下便宜了小皇帝，倭仁不能替他讲《尚书》，免了他一番受罪。
  ※※※
  其时三月不雨，旱象已成，两宫太后和恭王的心境极坏，因为这一旱，不独本年丰收无望，明年的日子难过，而且这一旱使得运河干涸，人马可行，以致回窜在湖北麻城、黄州，河南南阳、信阳、罗山一带的东捻，突破长围，由叶县、襄城、许昌、兰封、考城，长驱入鲁，恰好到了梁山泊，等于恢复了僧格林沁力战阵亡那时的态势，由此进逼泰安等处，连济南都受威胁了。
  京畿旱象已成，设坛祈雨，已历多日，而每天骄阳如火，偶尔有一阵轻雷，几点小雨，连九陌红尘都润湿不了，自然更无助于龟坼的农田。所以召见恭王，一谈天气，两宫太后都是忧形于色。
  “小暑都过了，”慈安太后说，“再有雨也不行了。”
  “庄稼大概总是不济事了。不过，下了雨，人心可以安定。”慈禧太后叹口气说，“天神、地祗、太岁、龙王都派人拈了香了，雨不下就是不下！怎么办呢？”
  “我看要‘请牌’了吧？”慈安太后问。
  “还不到‘请牌’的时候。”
  “为什么呢？”
  这就让恭王无法回答了。风雨无凭，祈而不至，有伤皇帝的威信，所以根据多少年来的经验，订定了一套保全天威的程序，“请牌”是最后一着。以谕旨迎请邯郸县龙神庙的铁牌来京，供奉在都城隍庙，说是一定会下雨。如果请牌不灵，等于龙神不给皇帝面子，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不到观风望色，快将下雨的时候，决不请牌，而到了可以请牌的时机，不请也会下雨。其中妙用，慈安太后不懂，恭王也不便拆穿。正在无以为答时，想起有件事可以代替。
  “汪元方出了个新鲜主意，倒不妨试一试。”
  “什么新鲜主意？”慈安太后很感兴味地问。
  恭王实在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此时为了搪塞，只得说了出来：“汪元方说，找一个老虎头，扔在黑龙潭，可以起雨。”
  “这主意可真新鲜了！”慈禧太后因为刘铭传冒功一案，把鲍超整得旧伤复发，一病几殆，都是汪元方的过失，所以对他印象太坏，他的话不容易让她相信，因而又问：“他这个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能起雨呢？”
  “大概那本书上有这个说法。”恭王答道，“臣在琢磨，《易经》上有‘潜龙勿用’的话，把老虎头扔下去，惊它一下子，也许就能惊潜起蛰，云腾致雨了。”
  “啊，我明白了！”慈安太后脸上是恍然大悟的神情，“那不是‘龙虎斗’吗？”
  说穿了果然不错！但龙为帝王的表征，虎则“矫矫虎臣”，所以附会其说，龙虎斗可以看作武将反叛之象。恭王怕两宫太后多心，含含糊糊地答道：“有那么一点儿意思。”
  “唉！”果然，慈禧太后说话了，“还是不要斗吧！总要上下一条心，才能兴旺起来！”
  慈安太后却完全没有能理会她和恭王的转弯抹角的心思，对汪元方的新鲜主意，深为欣赏，很起劲地说：“龙，本来有痴龙、有懒龙，必是它睡着了，忘了该兴云布雨。现在扔一个虎头下去，就跟在马槽上拴一只猴子一样，让它一淘气，就偷不了懒啦！这个主意可以试。就一件，那儿去找个虎头啊？”
  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不作声，这是以沉默表示异议，但也不妨看作是为了找不着虎头而为难。
  “我听先帝说过，康熙爷和乾隆爷在木兰行围，都亲手用鸟枪打过老虎。”慈安太后看着恭王说，“让内务府马上在库里找一找！”
  慈安太后难得有所嘱咐，所以，再为难的事，恭王也得答应，慈禧太后当然亦不好意思反对。于是李鸿藻所荐的军机大臣汪元方，总算又有了一番献替。
  等退回军机直庐，文祥和宝鋆都还在，提到汪元方的祈雨之方，文祥颇不以为然，认为一方面讲求天算格致之学，一方面弄这些匪夷所思的玩意，将为有识者所笑。但已奉旨照办，好歹得想办法敷衍，于是决定让内务府去找一个虎头，派两名侍卫赍到黑龙潭一扔了事，不必声张，更不必发上谕。
  这一下，内务府的官员可又着忙了，好在皮货库正在翻晒皮统子，趁此机会大大翻检了一遍，虎皮褥子倒多的是，就找不到一个完整的虎头。
  找不到虎头便无法向慈安太后交差，内务府大臣明善和崇纶，都很着急，亲自到敬事房找了年老的太监来问。有个老太监在嘉庆末年就已进宫当差，见多识广，想了半天，记起御药房为了取虎骨作伤药，浸药酒，在道光年间开剥过一头老虎，也许会有虎头。
  于是传了御药房的首领太监来，命他查档细检，费了整整一天的工夫，终于找到了一个虎头，是照西法剥制，安在一块木板上面，张牙怒目，死有余威。内务府大臣如获至宝，特为捧到军机处，请汪元方过目，然后请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派定两名乾清门侍卫，把它投入西山深处黑龙潭。
  谁知龙虎不斗，云霓不兴，但知道其事的人，也没有拿它当笑话讲，实在也没有讲笑话的心情。久旱不雨，且莫说秋收无望，就眼前粮价飞涨，日子便很艰难，加以保定东南一带，发现盐枭杀人放火，抢了三十多个村庄，裹胁到二千余人之多，拥有八百匹马，二百多辆大车，以致人心越发浮动。
  将次入伏，天气慢慢在变了，本来每天骄阳如火，此时也常有阴天，以后或者城外有雨，或者城内有雨，虽然不大，亦足安慰。礼部、太常寺和钦天监的官员，看看大降甘霖的时机快要到了，于是奏请祭方泽。这是大祀，冬至南郊祭于天坛，夏至北郊祭于地坛，就是方泽。在此以前，为祈雨祭过社稷坛，派恭王恭代致祭，祭方泽在祀典上比祭社稷又高一级，所以特派惇王代替皇帝行礼。
  期前斋戒三日，九城断屠，宫内从皇太后开始，一律茹素，身上挂一块玉牌，上刻满汉合璧的“斋戒”二字。那知祭过方泽，一连两天，溽暑难当，两宫太后，大为失望，慈禧太后一向对惇王印象不佳，这时便有了怨言：“一定是老五心不诚！”
  那怎么办呢？刚刚行过北郊大典，不能接着就南郊祭天，于是慈安太后重申“请牌”之说。
  钦天监的官员细细商量，认为天气闷热，不久一定有大雨，“请牌”不妨。这面铁牌悬在邯郸龙神庙的一口井里，邯郸离京师一千里，如果星夜急驰，三天可到，但“请牌”的规矩，一向按驿站走，宁慢勿快，最好未请到京，即有甘霖沛降，才算神灵助顺，面子十足。因此这面铁牌，在路上走了八天才到良乡。
  也真巧，铁牌真个带了雨来，但虽大不久，片刻即止。雨是半夜里下的，两宫太后从枕上惊醒，无不欣然色喜，提早起身。天气凉爽如秋，慈禧太后吩咐把吴棠所进的苏绣旗袍取来，挑了一件月白缎绣大红牡丹的，对着穿衣镜穿好，安德海便另捧一面大镜子，在她身后左照右照，慈禧太后手中握着一块同样颜色花样的手绢，扭过来，扭过去，顾盼之间，极其得意。
  看够了自己，她才想起天气，“去看看！”她说：“天儿怎么样了？”
  “喳！”安德海放下镜子，到殿外去观望天色。
  雨早停了，但天黑如墨，把一钩下弦月，遮得影子都看不见，而且有风，看样子还有雨。
  于是安德海兴匆匆地回来复奏：“天黑得象块墨，云厚得很，风也大。还要下大雨，非下不可。”
  “下吧！”慈禧太后扬着脸，轻盈地笑着，倒象年轻了十来岁，“痛痛快快下吧！”
  “主子这片诚心，感召神灵，那能不下？一定下够了才算数。”
  “看吧！看邯郸的那方铁牌，灵验到怎么样？”慈禧太后吩咐：“去看看那一边，起来了没有？”
  “那一边”是指慈安太后。两宫太后此时同住长春宫，慈安住绥履殿在东，慈禧住平安室在西。太监、宫女私底下便用“东边”、“西边”的称呼来区别。但慈禧太后却不愿说那个“东”字，所以安德海他们，也跟着她用“那一边”来指慈安太后。
  慈安太后已经出殿了，她也穿着夹旗袍，依旧是明黄色，正站在檐前观望，一见安德海便问：“你主子起床了没有？”
  安德海先给她请早安，然后答道：“早起来了。特地叫奴才来看一看。”
  “你就请她来吧！”
  “喳！”安德海匆匆回去禀报。
  于是慈禧太后袅袅娜娜地，从平安室来到长春宫后殿，一见慈安太后便笑盈盈地说：“姐姐大喜！”
  “可不是大喜事吗？”慈安太后跟她一样高兴，“现在还是给个喜信儿，铁牌还在良乡，等一请到京拈了香，那时候才真有大雨。”
  “说得是。”慈禧太后这天特别将就，顺着她的口气说，“今儿就把它请到京。”
  “派谁去拈香呢？”
  “老五、老六都派过代为行礼的差使了，老七不在京里。
  派老八去吧！”
  “好，回头就说给他们。传膳吧！”
  这时已近卯正——早晨六点钟，依夏天来说，早该天亮了，但只有从浓云中透下来的微弱光芒，所以殿里殿外灯火通明，两宫太后心情舒畅，加以天气凉爽，越发胃口大开。吃完饭，慈禧太后照例要绕弯儿消食，从前殿到后殿，一面走，一面思索着这天召见军机，有些什么话要交代？
  走到后殿，大自鸣钟正打七点，突然间，闪电如金蛇下掣，接着霹雳一声，小钱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洒了下来。安德海为凑她的趣，便不怕喧哗失仪，领头欢呼：“下了，下了！”
  他这一嚷，便是个号令，太监、宫女纷纷跟着他欢呼，两宫太后觉得热闹有趣，格外愉悦，双双坐在殿前望着溟濛的雨气，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痛快。
  可惜，雨下得仍不够多。铁牌还是要赶快请进京，供奉在都城隍庙，派定钟王拈香祈雨。他也知道这是两宫廑念，万民瞩望的大事，一天工夫去上了三次香。雨虽未下，但云气蓊郁，闷热特甚，这仍旧是个好兆头。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终于大变，一早就阴沉沉地飘着小雨，一上午未停，到了午后，狂风大起，黑云越堆越浓，夹杂着轰隆隆的闷雷，终于落下倾江倒海似的大雨。一下便下到夜，九城百姓，无不欢然凝望，望着白茫茫的雨气出神。
  这一场快雨，解消了旱象，也移去了压在恭王心头的石块，加以江浙等省奏报，入夏以来，雨水停匀，丰收有望，便越发放心。两宫太后当然也是喜不自胜，一再向大臣表示，神灵庇佑，于是分遣诸王，到各处坛庙，拈香报谢。
  ※※※
  也就是这一场快雨，似乎把大家心头的火气浇灭了，倭仁已经销假到弘德殿入直，批评同文馆的话，也不大再听见。这对恭王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他与文祥相约，希望文祥多关注各地的军务，他要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洋务上。
  同文馆的事是不碍了，另一项“船政”却还有麻烦。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设厂造轮船，原是左宗棠的创议，未及开办，左宗棠调督陕甘，上奏荐贤，说非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不能胜任，沈葆桢诚然是人才，但说非他不可，则是左宗棠的私意。左、沈二人都与曾国藩不和，而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生擒洪福瑱，给了左宗棠一个足以攻击曾国藩的口实，以此渊源，最喜闹意气的左宗棠，才力保沈葆桢当“总理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桢虽用公款结交御史和同乡京官，他本人却象继阎敬铭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样，以清操为人所称，因此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气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门，每月有五万两银子的经费，而且指定由关税拨付，是最靠得住的来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采办，如果浮报价款，连查都没处去查的。吴棠看准了这是个“利薮”，却苦于沈葆桢不让他染指，而船厂的提调是福建藩司，为吴棠的属下，他拿沈葆桢没奈何，迁怒到藩司头上，必欲去之而后快。沈葆桢自然不让，他也是可以专折奏事的，于是上疏力争。这样，吴、沈冲突的形迹就非常显然了。
  慈禧太后为此又生苦恼。她当然要回护吴棠，但也决不能说沈葆桢不对，刚刚接事，何来功过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调人的立场，劝他们“和衷商办”。
  这时吴棠已另有打算，他认为福建地方太苦，还要受沈葆桢的气，竟还不如当漕运总督。因此托安德海进言，活动调任。他念念不忘的是两广总督，而恰好两广总督瑞麟参劾左宗棠所保的广东巡抚蒋益澧，“任性妄为，劣迹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于是慈禧太后趁此机会，先把吴棠调离福建，命他“驰赴广东，秉公查办”。
  督抚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参揭的情事，总是由京里特派大臣前往查办，改派另一个疆臣去处理，是罕见的事例。但吴棠的关系不同，了解内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担心，怕的是两败俱伤，便宜了查案的钦差。
  但这个“内幕”，在极少数真正了解满洲八大贵族渊源的人看来，却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吴棠相仿佛，如果吴棠能够不倒，瑞麟也一定不会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叶赫那拉氏，笔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礼的太常寺当个“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瑞麟读满洲话的祝文，声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这些小节，一高兴之下，赏了他五品顶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九品官儿跳到二品大员，前后只有十五个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条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后半世的富贵，得力于他的慷慨憨厚。当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吴棠的无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妇孤儿，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于同族之谊，常有周济。在慈禧太后看，这虽不比吴棠的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时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两个人照应，一个是瑞麟，一个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穷，只能替她娘家帮些代笔写写信之类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样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时的懿贵妃，得宠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时，瑞麟的官运，便越发扶摇直上，入军机，署直督，咸丰九年正月就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那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以后由海道北犯，进据天津，京师大震。瑞麟奉旨率领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战之议不决，而僧格林沁已一路败退，联军前锋，抵达通州张家湾，瑞麟和胜保在八里桥拒敌，接战即溃，退守京师，在安定门外又打了一仗，依旧大败，因此瑞麟被革了职，跟着文宗逃难到了热河。
  等和议一成，被革职的官员，纷纷起用，瑞麟以侍郎衔派到僧格林沁军中效力，在山东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
  而且马失前蹄受了伤，逃到济宁。这一下又被革职。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着发生“辛酉政变”，瑞麟由于慈禧太后的提携，以镶黄旗汉军都统，调为热河都统，不久又调为广州将军。毛鸿宾降调，瑞麟更兼署两广总督，在广州卖缺纳贿，毫无顾忌。公事都交给一个幕友徐灏，他自己躲在衙门里，除了讲究饮食和欣赏顺德女佣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断闹笑话，为广州人上茶楼“一盅两件”之余，平添许多有趣的话题。
  旗人的笑话，以认白字为最多，瑞麟的官大名气大，所以认白字的笑话更出名。有一次遇到广州的米价大涨，他问属员，是何缘故？那人答了四个字：“市侩居奇。”居奇是听懂了，市侩二字却不懂，他诧异地问道：‘四怪’是什么人哪？”
  不过他为人憨厚，颇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个姓宓的同知，分发到省，初次谒见总督时，他拿着“手本”老实说道：“老兄的姓太僻，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字。请你自己说吧！”听见的人都想笑不敢笑。
  瑞麟的这些笑话，朝廷当然有所闻，他在广州的“官声”，朝廷更有所闻。但是他“好官自为”，能屹然不倒，这不仅因为内有慈禧太后的眷顾，而且从恭王以下，凡是满洲的王公大臣，都愿意维持瑞麟。这固然由于他出手大方，人缘极好，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十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及至官文为曾国荃不顾一切，断然奏劾，由查案的谭廷襄接署以后，瑞麟更成了一名硕果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吴棠接替，则天下总督，尽为汉人，满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贪墨，仍旧要维持在位。诚然，瑞麟不足以胜任此职，但满洲大员，几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顺从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这是内幕中的内幕，了解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此“极少数”的人，连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内，包括在内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广州查案的上谕，吴棠知道自己决不会再回任了，所以离开福州时，就象奉调那样，把眷属行李，扫数带在身边，并且亲笔点派两百名兵丁护送。由福州坐轮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属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后由上海再坐轮船到香港，转道广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时候，吴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样，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占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为如此，他把广州查案，当作珠江揽胜，从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广州，也不讲钦差大臣应有的“关防”，虽然表面上不便公然与总督酬酢，暗地里却是轻车简从，日日欢叙快饮。
  瑞麟和吴棠都是天生福人，健于饮啖，瑞麟家厨所烹调的鱼翅，是连“食在广州”的富家都自叹不如的，所以吴棠大快朵颐之余，对瑞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案子当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蒋益澧有左宗棠撑腰，借裁陋规与总督争权，而杯酒言欢之间，得知瑞麟亦无意与蒋益澧为难，只要他离开广州，余非所问，于是吴棠奏复：
  “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
  吏部议复，请将蒋益澧降四级调用，慈禧太后知道蒋益澧在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级，由巡抚变为候补按察使，发往陕甘总督左宗棠军营差委。
  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病故，不用说，当然由吴棠调补。空出来的闽浙总督一缺，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他是山东的荷泽人，李鸿章的同年。在陕甘回教内部大起纠纷之时，马新贻的新命，颇为人所瞩目，因为他是清真。
  对于这番调动，大家的看法是，吴棠的终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却要遭殃。以吴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负来说，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会调两江或两广总督，这样以天高皇帝远的四川总督终老，尽不妨大事搜括，所以说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鸿章来说，让他暗暗惊心的，却是与此同时的另一个疆臣调动的消息，曾国荃的湖北巡抚垮了，说“因病辞职”，是朝廷看他长兄曾国藩的分上，为他留面子。直隶总督刘长佑就没有这么便宜，硬是革职的处分。曾、刘二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都是因为剿匪无功的缘故。专责剿治东捻，现驻山东济宁的李鸿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场切切实实的大胜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将会成为刘长佑第二。
  ※※※
  捻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集中在寿光以北的王胡城，北面是海，西面是防备严密的黄河，南面是断层错综，突兀峻拔的沂、蒙诸山，唯有往东南走，却又为一条源出临朐县沂山西麓的弥水所阻断，如果不肯投降，便只有死战，而四面重重被围，死战的结果，多半是战死。
  在官军，各路人马都汇齐了。铭军和武毅军会师于弥河两岸，外围自东徂西，由潘鼎新、杨鼎勋和“东军”布成一条防线，作为接应。如果这一次再让东捻突围而走，不但从此不必再谈剿捻，也从此不必再谈军功，等着“革职查办”好了。
  形势对双方来说，都到了生死存亡，在此一役的最后关头。决战必须谋定后动，所以刘铭传和郭松林都不急，调兵遣将，务求稳当。在部署将近完成时，李鸿章派了他的幼弟，也是他的“营务处”总办李昭庆，专程赶到前方。此来的任务有两件，一件是宣达“温谕”，嘉奖刘铭传“忠勇耐劳，追贼迅速，加恩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善庆和温德勒克那两个因僧格林沁阵亡而连带倒霉的副都统，也时来运转，除去“开复原官”，另有恩典。
  李鸿章个人有所奖赏，每人一包，或是珍玩、或是现银，看各人的需求爱好而定，铢两相称，毫无偏颇，光是安排这几份礼物，就很花了他一些心血。
  “家兄原来期望在明年能够克竟全功，想不到诸公用命，看样子年内就可凯旋。”李昭庆停了一下又说：“等大功告成，家兄预备步曾侯的前尘，裁撤淮军，让大家先好好过两年舒服日子。”
  一听这话，除了郭松林以外，无不大感兴奋。裁军是裁兵不裁将，当提督的依旧当提督，当总兵的依旧当总兵，补成实缺，各归建制，看看操，吃吃空，出入绿呢大轿，不必披星戴月，终年无一天不在马上，那不是舒服日子是什么？
  “不过家兄有句话，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转达：将来的舒服日子，全靠眼前的艰苦去换取。眼前这一仗非同小可，特意命我来向各位请教。”
  “此刻的东捻已成瓮中捉鳖之势，请转禀少帅，不必操心。”刘铭传拍胸大言：“‘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现在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时候，请等着好了！”
  “是的，一定等得着好消息。只请问省帅，有何破敌的妙策？”
  刘铭传心里明白，这是李鸿章不放心，特意要问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不见问破敌的计策，而是在问对敌的态度，是尽力所及，打到那里算那里，还是下定决心，非尽歼顽敌不可？
  因此，他想了一下，这样答道：“论地利、人和，是我剿捻三年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好机会，不敢说有何‘妙策’，只不过抱定宗旨，硬打、苦打，无论他上天入地，铭军周旋到底！”
  “铭军周旋到底，武毅军奉陪到底！”郭松林紧接着他的话说。
  一听这两个头品顶戴的大将，都有这样的决心，李昭庆喜悦之色，现于眉宇，“有两公这句话，东捻必平无疑！”说着，他仰脸抱拳，仿佛感谢上苍庇佑似的。
  “省三！”郭松林的神色很认真，“我有句话要说在前面，官军往往跑不过捻匪，多是为辎重所累，这一次既然要追到底，就是先打定主意，辎重不能打算要了！”
  刘铭传连连点头：“这才是一针见血的话。”说着，他抬眼望着李昭庆。
  李昭庆当然懂他们的意思，心里在想，只要打了胜仗什么都好办，管你们把辎重如何处理？不过弃辎重而吃败仗，要想照样补充就很难了。这话似乎也应该说在前面，却是甚难措词。
  其势不容多作考虑，他硬起头皮来答道：“凡是两公作主，怎么说怎么好。我把两公的意思转达一声就是了。”
  刘、郭二人对他的答语都表示满意。等把李昭庆送到了行馆去休息，他们便细谈里粮出击的细部计划。刘铭传这三年转战千里，有个极深刻的印象，打仗一定要靠老百姓帮忙，老百姓肯帮忙，消息灵通，处处措手，否则就总落在捻军后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帮捻军，只袖手观望，官军便成孤立之势。因而这一阵他特别严申军纪，禁止骚扰，现在既然预备弃去辎重，不如送了给老百姓，一则示惠于众以争取民心，再则也免得资敌。
  “这个主意好！”郭松林大为赞成，“不过要办得切实，不可让人中饱。”
  “那个敢中饱，我枪毙了他。”
  就这样一直谈到深夜，两情融洽，彼此都觉得九转丹成，就在眼前。谈得投机，忘了时刻，直到寒鸡高唱，郭松林方始起身告辞。
  “子美！”刘铭传拉住他，指着桌上御赐的珍玩说：“这几样东西得来不易，我想分给大家，表表我的寸心。两对荷包，潘、杨、善、温各一，余下的两样，让你先挑。”
  余下一把吃肉用的白玉柄小刀，一个打火用的麂皮火镰包，郭松林觉得却之不恭，便伸手拿了个火镰包，“我要这玩意吧！”他说，“我那支旱烟袋，是难得的方竹，一个翡翠嘴子，花了我二百两，配上这玩意就越发讲究了。”
  “好吧，你要了它。”刘铭传看他双眼发红，便又说道：
  “不过我劝你少抽些烟，火气太大！”
  “与抽烟什么相干？”郭松林苦笑着说。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刘铭传看着郭松林壮硕的身体，忽然意会。湘军将领沾了曾国藩的一点道学气，生活比较朴实检点，淮军将领内则功名富贵，外则吃喝嫖赌，一应俱全，郭松林这几年也染了淮军的习气，颇好声色。这一次复出领军，志在报仇雪耻，所以颇肯刻苦，但他的禀赋过人，可能跟传说中的纪晓岚那样，一夕孤眠，百骸不舒，这要替他想个办法才好。
  心里有这样的念头，却不必说出口来。等送走了郭松林，刘铭传一个人在灯下独酌，把李昭庆的来意，以及里粮决战该当有的部署，又一一细想了一遍，发现有件事不妥。
  这件事就是弃辎重示惠于民。如果就地以余粮和多下的军服散放贫民，在这数九寒天，着实可以博得一些欢声，但附近县民必然闻风而至，那一来会搞得秩序大乱。而且捻军狡诈百出，说不定就混在百姓队伍里，乘机突袭，那时的局面就不堪设想了。
  他决定改变一个办法，随即找来一个材官，吩咐第二天晚上备两桌酒，再备帖子把临近各村在办团练的绅士都请了来。同时又交代，把粮台派驻前线的委员传来，有紧要公事要办。
  粮台派驻铭军大营的委员，是个佐杂出身的候补知府，姓吴，为人极其能干，忙到半夜，刚刚上床把被子睡暖，听说刘铭传召唤，赶紧披衣起床，衣冠穆肃地来谒见。
  看他冻得瑟瑟发抖，刘铭传便叫他一起喝酒，吴知府只说：“不敢，不敢，大帅请自己用。”
  “不必客气！在营里都是弟兄，坐下来好说话。”
  “是！”吴知府在下首坐下，先提壶替刘铭传斟了杯酒。
  “这一趟非把赖汶光那一伙干掉了不可。我跟郭军门已经商量好，辎重不打算要了。你别着急，没有你的责任。”
  “是！有大帅在担待，我怕什么？”吴知府心想，不要辎重便有好处，心里一高兴，替刘铭传又斟了一杯酒。
  “不过，你也别高兴！’刘铭传笑着又说，“辎重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你要想办法，在三天以内，赶出五万斤干粮来！”
  吴知府心里为难，表面不露，盘算了一下，陪笑答道：
  “我想跟大帅多要一天限期。”
  “可以，就是四天，”刘铭传又说，“还有件事，郭军门这一次没有带姨太太来，看他这两天眼睛都红了你得想办法给他败败火！”
  “那好办，交给我，包管妥当。”
  “好了。请你明天一早就动手吧！”
  “是！我跟大帅告假。”吴知府起身请个安，退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吴知府带着人进城去办干粮，刘铭传约了郭松林一路去视察防务，顺便把这天晚上请附近的绅士吃饭的作用告诉了他，约他一起来当主人。
  “不必了！你一个人出面也一样。”
  “来吧，来吧！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为了要打听匪情，一向跌宕不羁，惮于应酬的郭松林，到底还是赴了席。上灯时分，客人络绎而至，名为“绅士”，自然都有功名，不过大多数都是拿钱买来的，有些是捐班的佐杂官，有的只捐了个监生，不是想下场乡试，只为上得堂去，见了县官，不必跪下磕头，作个揖口称“老公祖”的这点便宜。其中最体面的两个绅士，一文一武，文的是个举人，在浙江做过学官，姓赵；武的是个河工同知，姓李。论官位是姓李的高，但那一个是举人，出身不同，所以连一品大员的两个主人都另眼相看，称他“赵老师”，奉为首座。
  赴宴的客人都怀着心事，“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年近岁逼，两位“提督”下帖子请吃饭，这顿饭岂是容易下咽的？
  所以大家事先在李同知家商量了半天，凑了两千银子作为“炭敬”，公推赵老师致送，等酒过三巡，他咳嗽一声，把两个红封套取了出来，起身离席，要来呈递。
  刘铭传倒很沉着，虽知是怎么回事，要等他开了口再说，在另一桌做主人的郭松林却忍不住了，大声问道：“嗨，赵老师，你那是干什么？”
  “回两位大人的话，附近这几个荒寒小村，幸托荫庇，特为预备了一点点敬意，请两位大人赏收。”
  “哎呀，真窝囊死了！”郭松林把眉毛眼睛都邹在一起，“省三！你快跟大家说了吧！”
  “赵老师请坐！”又好笑，又好气的刘铭传，叫戈什哈把愕然不知所措的赵老师扶回席上，说明了以辎重相赠的本意，接着又声明：“不过目前还不能散发，等我们把这一仗打下来，留着那些粮秣被服，请各位为地方办善后。今天备一杯水酒，先向各位说一下，心里有个数，好早早筹划。我再拍胸向各位说一句：“要不了十天工夫，寿光就看不见一个捻匪了。”
  这番话出口，被邀的客人，无不大感意外，那李同知人极能干，随即高声说道：“两位大人真正是爱民如子，忧民如伤。赵老师，我们得要为地方叩谢两位大人的恩德。”
  “应该，应该！”
  客人都站了起来，赵老师和李同知走到下方替两位主人磕头，刘、郭二人逊谢不遑。乱过一阵，各回席次，刘铭传乘机提出要求，不得收留捻军，不得供给捻军粮食，不得把官军的情形泄漏给捻军！各人守住自己的圩子，不与捻军打交道，如果发现大股捻军，随时来报告，以便出队攻剿。
  他说一句，大家答应一声，看得出是各人真心愿意听从。郭松林十分高兴，也十分佩服刘铭传，这一手干得很漂亮。
  宾主尽欢而散，只有李同知一个人留了下来，说有机密奉陈。刘铭传便把他和郭松林邀入卧室，关起门来密谈。
  “有句话，本来我怕惹麻烦不敢说，两位大人局量如此宽宏，我想说了也不要紧。”李同知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要看他们两人的意思再作道理。
  “不妨！”刘铭传鼓励着他：“你尽管实说。”
  “是这样，有人传来一句话——这个人也不必说了，反正决非通匪，说李允有意投降。我不知他这话真假，而且也不敢干预戎机，所以没有理他。如果两位大人觉得不妨一谈，那条线我还可以接得上。”
  “李允？”刘铭传看着郭松林沉吟，似乎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郭松林是恨极了捻军，也极不相信捻军，但这里凡事到底要听刘铭传作主，所以虽不赞成，也不开口。
  “李允跟赖汶光是曾九帅下金陵以后，一起投捻的，这两个什么‘王爷’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跑也跑不动，是也该投降了。不过，”刘铭传问道，“赖汶光怎么样呢？”
  这句话，前几天“接线”的人来，李同知就曾问过。据说赖汶光决不投降，尤其不肯投降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克复苏州，用程学启的计谋，招降伪纳王郜云官，杀了伪慕王谭绍光，开齐门迎降。结果那些“王爷”、“天将”，为程学启关闭营门，杀得光光，有此一段往事，赖汶光宁死不降。但程学启杀降，李鸿章纵非指使，亦是默成，所以淮军颇讳言其事。李同知知道这个忌讳，当然不肯说实话。
  “赖汶光如何，倒未听见说起。”
  如果赖汶光肯投降，刘铭传倒愿作考虑。李允虽也是东捻中的一个头目，却无甚作用，垂成之功，刘铭传不愿多生枝节，而且也知道郭松林决不赞成。不过官军总应该予匪贼以自新之路，有人投诚，拒而不纳，这话传出去不好听，所以他便用了一条“缓兵之计”。
  “这样，拜托你老兄跟前途联络一下看，赖汶光怎么说法？
  最好一起过来。”
  “是！”李同知也看出来了，刘铭传并无诚意，便站起身预备告辞。
  “老兄等一等！”刘铭传很郑重地告诫他说，“这件事就我们三个人知道。同时，传话过去的时候，请你也不必说得太肯定。”
  李同知一番热心，至此消失无余，根本不会再去传什么话，接什么线。所以连声答应：“遵命，遵命！”
  他是走了，郭松林却有些担心，怕李同知跟捻军有什么勾结。刘铭传说他不敢，安慰了几句，一个劲催他早早回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