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3人一组的无数”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11月12日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4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11月30日——重光堂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3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议。
  3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满洲国”；以及承认在”经济提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可使”新中央政权”自炫为成就的”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这一条，军部一看就把它涂掉了。
  口头协议是由纸上作业化为具体行动的步骤，首先是日汪双方认可《日华协议纪录》；然后，汪精卫于12月5日前后发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此时日本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声明，汪精卫紧接着通电响应，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要求国民支持他的”和平运动”。此外还带回去一个乐观的估计，在中国的党政要人中，极可能还有几个人，追随汪精卫的行动；包括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内。
  这些文件与协议，经过军部及内阁五相会议研究以后，作成一个《日支关系调整方针》的文件，提经11月30日所召开的御前会议裁定，立即就进入行动阶段了。
  在汪精卫这方面，12月2日由高宗武通知东京，汪精卫已承认《上海协定》——《日华协议纪录》；预定12月10日到达昆明，随即取道河内，转飞香港。过了四五天，又派周隆庠到香港跟西义显接头，说汪精卫可能由昆明直飞香港；也可能一到香港就会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护”。现任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望能在12月10日以前，调派熟悉中国情况，并为汪精卫所相熟的，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接替中村丰一。
  当时继宇垣一成为外相的是，曾任驻华公使而升格为大使的有田八郎。他对这个西义显转过来的要求，相当兴奋，亲自安排将在休养中的田尻爱义自河原温泉召回东京，由陆军派专机飞往广州；换乘炮舰于12月10日到达香港履新。但是，汪精卫却还留在重庆。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脱走，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在蒋委员长不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决定，开始部署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蒋委员长认为日军利于速战速决，现在经过中国18个月的坚忍不屈，敌人”驱兵深入”，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上驷亦成下驷。加以日军进入长江上游地区，进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挂形”与”险刑”之地，正是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由衡阳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日战争，预计总要12月10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林的工作顺利，12月7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精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精卫延期脱出重庆的报告，近卫大感狼狈。因为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同时为了配合汪精卫的行动，而又要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不经由记者招待会，而用在”大阪公会堂”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露。由于汪精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交代；”大阪公会堂”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时托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这只是应付了眼前的窘境，对于汪精卫究竟能不能如双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行动？近卫深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高层政治圈内，知道的人并不算少；如果闹出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阁的风潮；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庆，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则日本决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时由于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这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大起警惕，认为汪精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唱双簧”，愚弄日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到了12月14日，近卫接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18日那天，脱出重庆；据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决定12月18日这个日子，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的空隙，利用脱逃。所以汪精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18日赶到昆明。
  12月17日星期六，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交通部次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知欧亚公司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岂不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
  这个意外的变化，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他跟陈璧君、曾仲鸣关起门来反复商量，终于决定冒险也得走！因为事机非常紧迫了，如果他打电话给彭学沛预留机位一事；或者陈公博如约径飞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动，在在可使密谋败露。再一次失信于东京，整个计划也就完蛋了。
  于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要作演讲为藉口，在班机起飞之前3分钟，到达机场，除了汪精卫，只有陈璧君与曾仲鸣；行李亦很简单。汽车直接开到机舱门口，昂然登机——当时为防敌机袭击，政府所预定的客位，是何人使用，照例保密，连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机场的保密人员，一看是汪精卫，自然也不敢阻止。就这样轻易地飞到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飞机，便知不妙。原来当陈璧君决定接受日本的意愿以后，便只身飞往昆明去活动；由于昆明与法属安南接界，所以云南的法国留学生很多。而云南的主政者，不论是谁，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倾向法国。这样，龙云以次的云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线上接近曾久居法国的汪精卫，是毫不足奇的事。
  活动的结果，十分顺利；汪精卫两次的行期，都曾预先通知龙云。只要他一到昆明，龙云立即发表”反蒋拥汪”的通电；而且估计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极可能响应。但就在第一次没有走成，到第二次终于走成的10天之间，龙云经过仔细算计，认为追随汪精卫行动，是件”前程有限，后患无穷”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兴亚院”于12月16日正式成立，充分显示了日本军阀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倘或日本真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举。
  龙云的变卦，当然不必预先告知汪精卫；同时，汪精卫的自重庆脱出的时机，以蒋委员长何时出巡而定，既然西安之行，延期两天，在龙云看，汪精卫就绝不敢悄然潜行，所以根本未到机场去迎接。
  这一来使得陈璧君大为紧张！以汪精卫的地位以达昆明，竟冷冷清清地没有地方要员去接机；再迟钝的人也会在心里浮起一个问号，这是怎么回事？
  幸而云南省政府经常派得有交际人员，在机场送往迎来；一见这位不速之客，上前致礼，一面打电话报告龙云；一面派一辆汽车将汪精卫一行3人，接到宾馆。刚刚坐定，龙云派了代表来了。
  代表是龙云同父异母的弟弟卢汉。首先为龙云致歉，说是因为抱病，未能到机场迎接；然后代达了龙云的意思；汪精卫最好赶紧回重庆！
  汪精卫夫妇一愣；然后表示，希望跟龙云见一次面。卢汉以医生叮嘱，必须绝对静养作为托词，婉言谢绝了汪精卫的要求。同时暗示，对于汪精卫一行的安全，恐怕很难负责。
  这一来，汪精卫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最使人担心的是，陈公博竟然未到。不过，汪精卫夫妇深知龙云还不致于出卖他们；只是昆明为当时唯一的”国门”，中央情报人员在昆明的很多，时间稍久，纸包不住火，等军统或者中统的人一登门拜访，事情就糟不可言了。
  因此，汪精卫作了一个决定，尽快离开昆明；目的地当然是河内。好在用曾仲鸣的名义，有6笔款子存在法国银行；到得河内，即或一时跟日本方面接不上头，潜隐个一年半载，生活亦不成问题。
  于是12月19晚上，汪精卫夫妇及曾仲鸣，悄然踏上滇越路的火车；当然，这是获得龙云暗中协助的。第二天，蒋委员长专机飞西安；陈公博先因气候不好，未能成行，这天也赶到了昆明，但已失去了最后挽留汪精卫的机会。
  也就是这一天，重庆才渐渐传出消息，说汪精卫夫妇已秘密离开重庆，行踪不明；汪系的政要，奔走相告，黯然失色，但连最接近汪精卫的甘乃光都莫测高深，推测是为了共产党问题，跟蒋委员长发生意见上的冲突。
  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当然知道汪精卫是去了昆明，但目的何在；今后动向如何，他亦莫名片妙。
  再下一天，12月21日，美专校街17号汪公馆常客中，关系尤其密切的少数人，终于获得了比较确实的消息；汪精卫的侄子汪彦慈，分别用电话把他们约了去，说汪精卫是在昆明；汪公馆的人都走了，他第二天将接踵而去。至于汪精卫出走的原因，他的看法跟甘乃光一样。此外重庆行营秘书罗君强，更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蒋先生最近要写一起有关国民党根本理论的文章，主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请汪先生执笔。汪先生不肯，这就是两人意见参商的一例。”事实上这是罗君强造谣放烟幕；他当然知道汪精卫的出走，并非由于反共。
  平时第三次近卫声明，已配合汪精卫的行踪，在12月22日发表，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声明与汪精卫有什么关系。到了12月24日，报纸终于发布了消息，说汪精卫旅行昆明，旧疾复发，已赴河内就医，一时不能回渝。这一下，整个重庆便都在谈论汪精卫了。
  彼此传闻印证，有几件小事可以确定汪精卫的出走，是早有预谋的，一件是12月初，汪公馆就将用了好多年，由南京跟到汉口，再跟到重庆的女佣遣散了；一件是汪精卫的若干政治路线不同，但常有来往的熟人，在这一个多月中，曾经在个别不同的时机下，很自然地收到了汪精卫亲笔签名的大照片；再有一件更耐人寻味：12月12，重庆行营举行纪念周，由林主席亲自主持，才到重庆只有4天的蒋委员长发表演讲，异常诚恳动人，以致当场有人痛哭失声。及至快散会时，汪精卫亦赶来听讲，穿一套簇新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汪精卫只着西装或长袍，从未穿过中山装，所以他这天的一身打扮，使人留下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也许这就是他的目的。
  当然，蒋委员长已知道汪精卫在干什么。他在12月21于陕西武功旅次，接到龙云报告汪精卫行踪的密电，随即折返重庆，决定给汪精卫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所以不说破真相；不过在12月25西安事变脱险纪念日，蒋委员长设宴招待中央委员，即席作了一篇极精彩的演说。
  蒋委员长说：宋明亡国，亡的不过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朝、清朝以非汉族人主中华，最后为汉族所同化。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战胜敌人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宋、明两朝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都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但到头来还是亡国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少数当国人物的精神上，深受外寇的威胁，以致虽有兵而不能用，虽有抵抗的潜力而不能发挥。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此时此地，尤当记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并无朝代之可亡。我们的精神如果能够不受敌人威胁，就一定可以发挥潜在而深厚的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抗战，求得最后胜利。
  显然的，这番话是针对汪精卫而发。在座的人，对”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并无朝代之可亡”这句话，感受特别深切；因为屈服于日本，并不是改朝换代，在历史上只是一时的兴废。日本是真正的异族，而且在文化程度上，又非”五胡”可比；亡于日本，不能希冀日本亦会汉化；那就真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此外听到蒋委员长这番演讲的人，也都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只是指出汪精卫的思想错误，替他可惜而并无责备之意；当然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舆论却不似蒋委员长那样宽宏，批评一天比一天严厉，《新华日报》尤其尖锐，共产党的同路人也大为愤怒，有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人民阵线”开会声讨，有人报告，说汪精卫已到了上海，日本军队以108响礼炮欢迎。这自是马路传闻，但离事情实质却是不远。
  除夕下午，路透社从香港来的消息，震动了重庆，那就是汪精卫发表了所谓”艳电”！这一来，真面目尽露，原来第三次近卫声明，是为汪精卫而发；事先早有勾结，铁案如山，许多政要，内心虽早存疑，但总往宽处去想，汪精卫一生负气，本心无他。那知道”佳人”居然”作贼”；汪系中人，无不痛心疾首。了解汪精卫家庭情形，以及民国以来，汪精卫何以不断反复的见人就说：“有了东窗定计的王氏，才会有秦桧。”对汪精卫之落水，正不妨作如是观。
  民国28年元旦，中央党部团拜以后，随即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和他的”艳电”。由林主席主持。
  就在这”国人皆曰可杀”而且国民党中常会已正式决议：汪精卫”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以及政府正考虑下令通缉时，有个人胆子很大，公然支持汪精卫的主张。这个人就是罗君强。
  他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中国必然愈战愈弱，共产党乘机得势，日渐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与日本讲和不可。”又说：“共产党现在借汪问题，拼命宣传肃清动摇分子，和民国十五六年宣传肃清反革命分子，打倒昏庸老朽一样，目的都在分化国民党、削弱国民党。这一点大家应该注意到。”
  他的话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响应；共产党确是对此事件反应激烈，首先是郭沫若发起讨汪肃奸会；继而有金满城大呼肃清汪派”余孽”。不过，蒋委员长早就采取了防范的措施，透过甘乃光向汪系人士表示，处分汪精卫实在出于不得已，”平时与汪精卫接近的朋友，尽管安心工作，不可灰心，更不可猜疑。”因为如此，彭学沛两次请辞交通部次长——由于他有帮助汪精卫脱出重庆的嫌疑——都被慰留了。
  但汪系人士都觉何应该劝汪精卫勿为己甚，其中有一个汪精卫的广东同乡，写了一封信，请在香港的林柏生，转交汪精卫，提出7点疑问，其中至少有5点触及核心，可说是汪系人士共有的困惑：
  第一、”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的可能，而近卫演讲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第二、”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径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致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未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第四、”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第五、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
  这些疑问，事实上已含着深刻的分析；由”第一”点看，汪精卫与近卫早已通了款曲，”第三次声明”与”艳电”，不过是桴鼓相应的双簧；而”离渝”与”主和”，显然亦是”一事”。
  由”第五”点看，汪精卫不会徒托”空言”，而是有一套计划的；而且，他不能在事先提出；一提出来，追根究底，未经党国同意，擅自跟日本军部及内阁接触，岂能逃得了”私通敌国”的罪名？
  哪知就在党国元老吴稚晖亲自起草，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文发表的第三天——民国28年1月4日，突然由东京发出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电讯，说近卫内阁垮台了。
  近卫的垮台，是受陆军凌逼的结果。当”二二六事件”以后，恢复”军相现役制度”，陆军的势力急剧膨胀，驻德陆军武官大岛浩少将，与纳粹的外交主持人李宾特罗甫，起开两国外交当局，私下谈判，达成了日德两国签订防共协定的结论；由军部向广田内阁提出，在1936年12月25日正式签订，这样重大的国际新闻，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因为那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报纸读者，正倾其绝大部分兴趣于蒋委员长自西安脱险的新闻之故。
  七七事变以后不久，日本派东乡茂德出使德国，外相广田弘毅表示，中日停战问题，虽请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及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之中，但成功的希望不大；因而交付他两个任务：一是全力敦促德国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并停止对华军火供应，二是尽快承认”满洲国”。第二年2月，李宾特罗甫接任德国外长；正当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以后，由于东乡的活动，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并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对华禁售军火。东乡茂德的任务，全部达成。
  但日本军部并不认为这是东乡的成功，归功于大岛与李宾特罗甫的秘密接触，而且决定继续直接干预对德外交。5月间开始强化防共协定的谈判，所谓”强化”即进一步结成军事同盟，并扩大缔约国的范围，邀请意大利参加。
  民国27年7月12日，日本与苏俄在中国东北、朝鲜、苏俄接壤交叉地点的张鼓峰，发生武装冲突；关东军出动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但遭到俄军强有力的反击。受了这个”张鼓峰事件”的刺激；近卫内阁的”五相会议”在7月15日决定：日德两国可以缔结对苏军事同盟；与意大利另订以英国为对象的密约。但德国希望日德意三国共同缔结盟约，在外交及军事方面，攻守采取一致的态度。假想敌的范围，由苏俄扩大到对英法及美国，为内阁及元老所坚决反对；因此，德国仍旧透过大岛向日本陆海相秘密接触。结果是导致了东乡与军部的公开冲突。
  结果是军部斗垮了东乡，调任驻苏大使；东乡的遗缺，即由大岛浩接替。日德意三国同盟的谈判，自是加紧进行；但海军方面亦反对此同盟以英法美为对象，尤以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的态度最坚定。
  哪知陆军方面坚持如故，使得近卫深感苦恼；他一直有个想法，唯有恢复政党政治，才能抑制陆军干政。不过政党都已名存实亡；所以近卫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以国民舆论为后盾，对抗军部的势力。国民舆论的形成与表现，当然需要有个国民组织；进而以此组织为政治背景，成立政府，抑制军部势力，解决”中日事变”——这个想法，由于同时受到两种刺激，突然变成强烈的冲动；促使他下了辞职的决心。
  这两个刺激，一是陆军在日德意三国同盟的主张上，悍然不顾一切的反对意见，骄横跋扈，几于不可理喻。
  再一个刺激，就是与中国谋和的问题，板垣的处处掣肘，已使他受够了气；但仍愿听任陆军的摆布是因为他自觉在”第三次声明”中，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与当年跟蒋作宾所谈成的结论没有什么两样。在中国失去了那么一大片土地以后，仍旧按当年的结论来谈和，是相当”宽大”的条件；预期着蒋委员长会接受。至少，除了汪精卫之外，中国还有好些军政要人会起而响应。
  哪知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以后，立即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已经谈妥会跟汪精卫一起行动的龙云，亦竟变了卦。近卫的希望落空，亦是幻想的破灭，本已深感痛苦；加以元老、重臣的诘责，更觉难堪。
  为什么第三次声明发表以后，重庆的反应大出意料？当他检讨这个问题时；有人告诉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不相信日本军部；认为”近卫声明”只是军部阴谋的一部分之故。近卫再从头一项一项去研究，终于恍然大悟，中国的看法没有错；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了陆军的愚弄，妄想利用他的声明，作为瓦解中国民心士气的工具。”近卫声明”真的变成军部阴谋的一部分了。
  就在这双重刺激之下，近卫决心辞职，一方面是隐然表示对陆军的抗议；一方面准备去研究如何造成”国民组织”，作为他第二次组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