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愿作调人。
  平时为日本新闻界称之为”和平运动参谋总长”的周佛海，对”组府”正起劲之时，在上海招兵买马，许下了好些”部长”、”次长”，而且连”新政府”的预算都编好了。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以致于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场，却是个未知数。
  一个问题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飘带。汪精卫坚持要取消，而日本军部特地召集华中、华南、华北3个派遣军的参谋长，在东京开会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期上挂飘带，作为”汪政府”的”国旗”，已是最大的让步；如果连这条飘带也要取消，变成敌我不分，不但在实际作战上有妨碍，最严重的是会影军心，万一发生哗变情事，勿谓言之不预。
  提出这样的警告，日本军部自然坚持原议；汪精卫也知道事实上有困难，只能拖着再说。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井从香港回日本以后才发生的。原来关于”汪政府”的国际地位问题，周佛海曾经与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加藤谈过，”汪政府”自称为”还都”，并非成立”新政权”，所以无所谓”承认”问题。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卫呈递”国书”。
  加藤的答复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递国书。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组成”新中央政府”毫无意义。谈得一场无结果而散。
  当然，让步的必是骑虎难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卫商量，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的方式，作为日本对汪精卫”组府”支持的表示。这个方式是影佐祯昭所同意，而且认为很合理的；但到东京去了一趟，他的态度改变了。
  “贵方发表宣言，日本方面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不表同意，亦不否认，采取默认态度。”影佐接下来将与今井商量好的解释说了出来：“因为公然承认，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必然反对，不能不事先顾虑。”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认；可是，”他问：“日本的议员或者记者提出询问；日本政府如果稍为表示：这是中国旗面的希望。哪一来，汪先生宣言的效力，岂不是完全打销了？”谈来谈去谈不拢，只好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见了汪精卫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见面便问：“汪先生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周佛海认识此人，并不相熟；如今听影佐这一问，料知有话，考虑了一会，还是据实相答。
  “他到上海来了；要由香港转重庆。我昨天跟他见面。”影佐紧接着说：“他对全面和平倒也很热心。”
  一提到这一点，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面和平固然是内心的希望；但一谈到全面和平，对于”组府”便横生好些障碍；日本军部不肯发表宣言响应，亦就是为了留下跟国民政府的和谈之路。如今横刺里又杀出来一个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势，恐怕要弄得很复杂了。
  心里是这么想，表面上当然表现得颇为兴奋的样子，”喔，”他问：“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谈过，希望王克敏出任蒋委员长及汪先生中间的调人。”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华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无所知？王克敏具何资格，能任此调人？
  “不过，我们从另一方面接到的电报，与此不同。”
  “所谓另一方面，是哪一方面？”
  “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影佐停了一下说：“据说，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庆与东京间的调人，托王克敏向冈村大将，探询意向。”
  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王克敏虽没有资格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国的背景，甚至可能是华府白宫或国务院的授意，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不但够资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那么，”周佛海问：“冈村大将作何表示。”
  “冈村大将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他答复；所以打了电报给西尾大将，请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贸然作决定性的答复，便即问说：“西尾大将当然要跟东京联络？”
  “是的。一方面跟东京联络；一方面要我来联络，西尾大将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听得这话，周佛海大感兴奋；因为西尾寿造没有抛开汪精卫，证明日本军人还是讲交情的。否则，重庆与东京，通过司徒雷登直接联络，汪精卫成了局外人，不仅没有发言的余地，而且连内幕都无从获知，那时的地位，岂不尴尬？
  “周先生，”影佐最后才道明真正来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请你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汪先生跟你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踌躇了。原来他的根本目的是：“组府”第一；谈和平次。以为有了”政权”在手里，就是有了一笔政治资本。但”组府”之事，从”高陶事件”以后，各方的空岂不佳；全亏得周佛海在那里极力拉拢。如果传出消息去，说他与司徒雷登有所接触，大家都会想到：必与中日谈和有关；既然要停战谈和了，”汪政府”当然不会再出现。见机而作，避得远些；否则”新贵”做不成，落个准备”落水”做汉奸的名声，太犯不着。这一来，不就等于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间，楚军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尽管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却由于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机会，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倒说退缩不前，岂非言不由衷，平白让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决定采取拖延策略，”要见面，就要谈得很具体；不然不如不见。”他说：“容我先跟汪先生谈了，再给你答复。”
  事实上他没有去见汪精卫；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去商量。岑德广毫不迟疑地说：“这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不管谈些什么，你总要跟他会一面。”
  周佛海想了一下说：“问题是，我去看他，他来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岑德广当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说：“你跟中间人约定时间、地点，到时候我派车去接，在我这里见面。即或消息泄漏，只说不期而遇就是。”
  “不错，不错！人生何处不相逢？”周佛海认为这样做不露痕迹，同意照办。
  “公博，快回来了吧？”岑德广又问。
  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对”组府”本不感兴趣，从高陶事件以后，态度益发消极，此时岑德广问到，周佛海叹口气说：“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来不来未可知！”
  “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以后报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场也比较好说话。”岑德广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
  “你看呢？”
  “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
  周佛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什么事，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
  见面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约定的时间，岑德广派了一辆车，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
  “蒋委员长励精图治，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内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说道：“我要说明，日本看到中国进步，内心不安，诚然有之；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军阀，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间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将近两年的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年生聚教训的时间，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周佛海说：“事实上，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
  “你所说的我们，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我极表赞成；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果所传是实，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
  “很显然地，在对外作战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已是一个弱点；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国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错的。不过，一时分裂的现象，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
  “分裂之后再复合，裂痕总归存在的。”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话锋很快地一转，”我这次到重庆，会竭见蒋委员长；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谋求一个共济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司徒博士的热诚，我们感激而且佩服。不过，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目前进行组织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进行交涉。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组成以前，重庆跟东京的和谈，已经在进行；那么成立新政府这一层，自可从缓。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定，则新政府虽已成立，亦可随时取消。”
  这样彻底的表示，司徒雷登为之动容；便进一步问道：“照周先生的说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证履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请司徒博士代为向蒋先生表明：我们所做的事，纯在求取全面和平，决不会成为重庆与东京和谈的障碍。”
  岑德广所提出的，如果和谈实现，希望美国居间保证。周佛海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因为不论如何，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事，邀请另一国居间保证，无异自请他国来干预内政；不过司徒雷登已经很爽快地作了承诺，也就不必再提任何异议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说：“我大概在月底才会从上海动身；如果汪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到重庆，我是乐于效劳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对于他刚才所说的，可以代表汪精卫保证”新政府”将不会成为和谈障碍的声明，希望进一步获得本人的确认；因而毫不迟疑地答说：“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叙一叙；我可以把汪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详细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