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后的种种矛盾与笑话。
  民国29年3月30日，南京城里城外，店铺住户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不过上面还有一面三角形狭长的黄布小旗，旗上有6个字：“和平、反共、建国”。有人说，这面小旗，犹如梁山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于是有人就把这面”杏黄旗”扯掉了。
  这一扯坏了，有个”皇军”经过，一望之下，神色大变；楞了一下，奔上去拿皮鞋脚猛踢大门，一面踢，一面大骂”马鹿！”
  这一下，吓坏了街坊，惊动了警察；消息一直传到”市长”高冠吾耳中。
  这个矮矮胖胖、满脸浊气的市长，穿一件蓝色宁绸夹袍，上套一件黑丝绒马褂。正在”国民政府”以地主的身分，周旋在”各部会首长”之间；听到这个消息，脸上因为得以留任而显露的笑容，顿时消失；走到正跟陈公博在交谈的周佛海面前，低声说道：“市区有一点中日纠纷，我想跟院长，部长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喔，”周佛海问：“何谓中日纠纷？”
  “有些老百姓把国旗上的飘带拿掉了；日本兵见了大为不满，说他们打了3年的仗，死伤累累，目标就是青天白日期，不想今天会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发现，自然不能甘心。”高冠吾又说：“类似情形，不止一处；此刻新街口集中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兵。倘或没有善策，或许会有暴动的危险。”
  “我早知道，”陈公博脱口答说：“一定两面不讨好。”
  周佛海没工夫发牢骚，只问高冠吾：“你倒说，有什么善策？”
  “是不是下令——，”他也有些说不出口；而终于很吃力地说了出来，下令暂不悬起。
  周佛海几乎要破口大骂”放弃！”高冠吾看他脸色难看，赶紧又提第二个办法。
  “或者，请部长打一个电话给西尾寿造大将，请他想办法安抚。”
  西尾寿造大将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提到他，周佛海的气又来了。
  “我们政府还都，日本不派大使；连驻华派遣军司令都不来观礼，真岂有此理！”周佛海说：“我不跟他打电话，我找影佐。”
  于是将影佐祯昭找了来，匆匆交谈，定了两个步骤，一方面由他分别打电话给西尾寿造及日本宪兵司令，劝导”皇军”散去；一面由高冠吾派警察劝告百姓，挂国旗务必须有那面小黄旗。
  部署初定，只听得军乐大作，原来”代理主席”汪精卫到了。”文武百官”不是蓝袍黑褂，就是黄呢戎装；唯有他穿了一套长礼服，不过头有点抬不起来，全靠浆洗得雪白的硬领撑住。当然，脸上不会有一丝笑容。
  行礼如仪到了”代主席致词”，只是汪精卫手撑着讲坛，茫然地望着台下；久久不发一语。
  汪精卫的演讲，在党国要人中考第一，往往一上来就探骊得珠，几句话便能吸引全场的注意力；但这天却语音低微，有气无力，往日演讲时那种飞扬的神采、清晰的声音、优雅的手势，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后排的人只见他嘴唇翕动，不时有一两句”大亚洲主义”、”无百年不和之战”之类的话，飘到耳边。最后一声”完了”，倒很清楚；令人想起宣统登基，在太和殿的宝座上大哭特哭；他的生父摄政王载沣为了哄他，不断大声地说：“一会儿就完，一会儿就完！”果然2年工夫便断送了天下；如今汪精卫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完了！”
  “开锣戏”草草终场；汪精卫随即到”行政院”院长办公室”判红”——就职贴红纸布告，稿上要画”行”。办了这件开手第一件的例行公事；他拿起第二个卷夹，里面是一叠电讯；头一条就是暂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卖国降敌汉奸陈公博”等77人；这是汪精卫决定组府后，中央第6次发布通缉令：第一次只有汪精卫一个人；第二次也只有两个人：周佛海、陈璧君；第三次有褚民谊、梅思平、丁默更、林柏生之流，一共9个人。这3次通缉令，层次分明，谁是首、谁是从；谁是汪记政府最重要的人物与次要人物，从名单先后，一望而知。
  第4次是通缉汪记的军事首脑，一个鲍文樾，一个叶蓬；第五次通缉”次长级”的人物；这一次的人数最多，连同以前5次发布的名单，是一网打尽了。
  汪精卫默无一语地，看完电讯；抬头看见他的”秘书长”陈春圃站在哪里，便即问道：“你有事？”
  “是的！”陈春圃说：“重庆的中常会，本月21日决议：尊称总理中山先生为国父。我们是不是也要改尊称？”
  汪精卫不作声，好久，才叹口气念了吴梅村的两句诗：
  “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这时褚民谊也到”外交部”接事去了；在部长室判了行，随从秘书向他报告：“部里同仁集合在大客厅，请部长出去受贺。”
  “受贺！”褚民谊摇摇头：“何喜可贺？”
  “那末请部长跟大家见个面，说几句话。”
  褚民谊想了一下答一句：“也好！”起身就走。
  大客厅已经集合了全部的职员，总共20多人，次长徐良与周隆庠，看到他的影子，领导鼓掌；褚民谊抢上几步，捞起长袍下摆，就势身子微蹲，捞着袍角的右手从左往右一甩，长袍下摆抖出个半圆形，同时双手抱拳作了个罗圈揖。
  有个女职员，看他那副打太极拳”以武会友”的功架，忍不住笑出声来，大家都替他发窘，他却夷然不以为意，咳嗽一声，开口说道：“我可以告诉各位：各位将来会很清闲；因为外交部根本没有外交可办——。”
  站在旁边的次长周隆庠，觉得部长的话，很不得体；便轻轻咳嗽一声，提醒他检点。褚民谊转脸一看，马上就又有话了。
  “我们现在的外交，只办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友邦，日本！其实对日外交，只要两周就够了。那两周呢？一位是财政部周部长；一位是我们的日本通，”褚民谊一指，”喏，周次长。”
  这似捧似嘲的说法，搞得周隆庠大为尴尬；只有窘平地微笑着。另一个次长徐良则紧闭着嘴，脸色发青，相形之下，更显得是在生气。
  褚民谊其实是个老好人，他的对日外交”两周”论，说的也是实话，并无讥嘲的意味；此时看到徐良的脸色，只当他为了自己抬高周隆庠而不悦，内心不免歉然，觉得对他也要有个交代。
  “本部的两位次长，一对外，一主内，从今天气，我请徐次长看外交部的家；徐次长就是大家的婆婆。”
  这个譬喻，倒也颇能符合实情；而且也算很客气的说法，所以徐良脸上的肌肉也放松了。
  那知下一句话出了毛病，”徐次长是常务次长，”他说：“看家是本分——”
  此言一出，引起了轻微的骚动；褚民谊不明所以，把话停了下来。他的随从秘书赶紧上前，低声说了句：“徐次长是政务次长。”
  “喔，喔！”褚民谊转过脸来，右手握拳，左掌往拳头一搭，向徐良打个招呼：“对不起，对不起！”他又向大家说：“我弄错了。徐次长以政务次长看家稍为委屈一点。徐次长留学日本、美国，得过学位；希望将来对英美的外交，能够开展，还要大大地借重徐次长的长才。”
  这番话总算能让徐良心里舒服，但周隆庠却急坏了。
  因为褚民谊的这几句纯粹为了想敷衍徐良的话，以出于”外交部长”的地位来说，可视之为宣布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希望开展对英美的外交。从抗战以来，美国一直对日本采取压制的态度，最近这一年，日美关系更紧张；尤其是上年7月底，美国继公布对日战略物资禁运令以后，通告废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对日本的经济，是个极大的打击。现在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反美的情绪很强烈，战略方面在酝酿”南进政策”，希望能在取得重要资源上打开一条出路；同时已有人提出一个很受重视的构想，缔结日德意同盟，必要时放弃反共的基本政策，拉拢苏俄，一起来对付美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褚民谊说要开展对英美的外交，势必引起日本极大的误会。所以周隆庠不顾褚民谊还在大放厥词，照理应该在场聆听的礼貌，悄悄退出去；首先找到”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生长在中国的鸟居太郎去解释。
  “褚部长的意思，决非希望跟英美合作；不过，为了减少国际上对新政府的敌视态度，不能不说两句门面话。请你不必发表，免得引岂不必要的误会。”
  “我对褚部长很了解，不会误会。”鸟居太郎笑一笑说：
  “恐怕褚部长自己都不知道，他这随便说的两句话，可能会害得板垣中将大为紧张。”
  他说的板垣中将，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总参谋长板垣四郎，是日本陆军少壮派的中坚分子。在他当关东军高参时，与同僚后辈后原莞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称之为”石原智略，板垣实行”，是个很难缠的家伙；所以周隆痒很伤脑筋。
  “还有，”鸟居太郎又说：“外务省方面，也可能会延启发布阿部大将使华的消息。”
  这就更严重了。原来周佛海主持对日交涉时，曾经一再要求日本，首先承认汪记政府，同对遣派”大使”。日本内阁与军部意见一致，因为还希望能跟蒋委员长谈和，一时不便承认汪记政府，表示仍旧尊重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至于派大使，应在承认新政权以后，目前为了便于谈判基本关系起见，日本决定在汪记政府成立以后，遣派一名特使。人选亦已决定，是卸任的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预定在4月1日宣布。
  如果因为褚民谊信口开河的两句话，日本外务省先要澄清此事，再发布阿部使华的消息，那就意味着新政府的对日外交，一开始便有挫折，这在周隆庠看，是件很严重的事，也宜乎及早解释，才能弭患于无形。
  于是等褚民谊回到部长室，周隆庠便将鸟居太郎的话，很宛转地作了说明；然后请示处置办法。
  礼貌很周到，实际上是有意难一难”部长”。果然，褚民谊楞住了；他没有想到，随随便便一句话，竟会引譬如此严重的后果。
  “我跟汪先生去说，我不能做这个部长；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是的。”周隆庠平静地答说：“做外交官，就是在这方面必须受拘束。请部长亦不必跟汪先生去说，似乎头一天就要掼纱帽，夫人会不高兴。”
  周隆庠口中的”夫人”就是陈璧君；汪政府中除了罗君强，数褚民谊最怕她。罗君强还可以敬鬼神而远之；褚民谊是至亲，三天两头要见面，她唠叨起来、想不听都不行。所以一提到她，褚民谊就气馁了。
  “反正部长的本职是副院长，目前也不必辞兼职；刚才部长说过，请善伯先生当家，以后关于外交方面的事务，部长不管就是。”
  “对、对！请徐善伯替我主持一切，有什么仪式，要我出席，我来摆摆样子就是。”褚民谊又问：“今天有什么活动？”
  照道理，像这种日子，外交部是最忙的时候，各国使节觐贺、设宴招待，往往人手不够，还要临时向外借调。但汪记政府成立，除了”满洲国”有一通贺电以外，那一国也不理睬；这自然是很令人难堪的事，不过周隆庠却沉得住气。
  “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他轻描淡写地说。
  “那末，我在部里没事了吧？”
  “是的。”
  “没事我就要走了。”褚民谊说：“以后一切请你跟徐善伯疲劳。”
  出了部长室，褚民谊又去看徐良，将私章交给他保管；随后又到各司的办公室去周旋了一番，离去时连声道”再见。”第一天上任，行迳倒像卸任道别；许多人感觉到，是个外交不终的不祥之兆。
  褚民谊是扬长而去了，由于他”失言”而可能引起的误会，却必须赶紧处理。汪记政府的一切对日交涉，大都透过影佐祯昭办理；为此，影佐还特地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代号是”梅机关”。周隆庠此时就是找梅机关去接头。
  几通电话打下来，觅得影佐的踪迹；他在周佛海的”财政部”部长室。于是周隆庠跟周佛海通了电话，将褚民谊信口所发的论调，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作了扼要的陈述；然后提出他的看法，向周佛海征询意见。
  “我同意你的办法；影佐在我这里，我请他马上处理。其实，民谊的话也没有错；只要作了解释，不致引起误会。”周佛海又说：“倒是有件事，跟外交部也有关系；我希望你立刻能来，一起跟影佐办交涉。”
  “是！我马上来。”周隆庠说：“不过，能不能请你先把是件什么事告诉我；我好准备。”
  “解散兴亚建国运动那件事。”
  这件事周隆庠是很明了的。最初日本人所希望的汪记政府，能够”扩大基础”，容纳各党各派，造成一种各方面都期待”和平”的声势；使得国民政府不能不重视此种现实，从而放弃抗战到底的决策，出现日本所期盼的”全面和平”。
  为了这个缘故，影佐决定找中国人组织一个变相的政党，支持这个”政党”参加新政府，一方面作为”扩大基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可以透过这一”傀儡政党”，去控制汪记政府的内部。不过，他自己不便出面来搞这件事；找了一个老朋友岩井英一来负责。
  岩井英一出身于日本为了训练间谍而设立的上海”同文书院”，说得极好的一口中国话；汉文写作亦很能顺。当”一二八事变”前后，重光葵当上海总领事时，他以副领事的身分，担任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发言人，因此跟上海的新闻记者很热；同时跟好些情报贩子建立了关系。这时接受了影佐的委托，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本名袁学易，号逍遥，后来改了单名，叫做袁殊。他是湖北人，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人又生得高不满5尺，看上去就更像日本人了。真所谓”矮子肚里疙瘩多”，他的神通确是很广大，那一个特殊的组织中，他都能插上一脚；岩井就因为他三教九流中都有朋友，才看中了他。
  经过几次密谈，有了成议，配合军部正在要求设置的”兴亚院”，将这个组织称为”兴亚建国运动”；先由袁殊找人将”兴亚建国运动”的理论基础先建立起来，再招兵买马，正式推出。
  这件事很快地让周佛海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船上，第一次开发起会议，他跟陈公博是10个代表中的两个；对于搞这套花样，敏感得很，不相信袁殊只是帮日本军部做事。再深入调查，发现袁殊所找来的重要助手之中，翁永清与刘慕清是共产党；陈孚木做过陈铭枢当交通部长时的政务次长，跟廖承志非常接近。这就使他怀疑”兴亚建国运动”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机构。
  于是周佛海将丁默更找了去，要他抓袁殊；丁默更说，他跟吴醒亚是一起的，有”中统”的关系，他不能抓他。不但丁默更，连李士群也一向对”中统”另眼相看的，因为他们都是”中统”出身，旧日同僚自有香火之情；同时也是为自己留个退步。
  “你知道不知道，”周佛海问说：“袁殊有4方面的关系：日本、中共、中统之外，还有军统？”
  “我知道。”丁默更坦率答说。
  “既然知道，我希望你即刻采取行动。”
  于是袁殊以”军统”驻沪情报人员的罪名，为76号逮捕。岩井很快地就知道了，去见丁默更及日本宪兵队驻76号的联络官冢本中佐，要求释放袁殊。
  丁默更与冢本一致拒绝。岩井退而求其次，要求保释，亦商量不通；最后提出要求：借用两个星期。
  “我受军部的委托，有一项极重要工作，交给袁殊办理，快要完成了；借用两星期到期还人。如果你们不相信，不妨向影佐祯昭大佐求证。”
  抬出这个汪精卫的”最高顾问”，丁默更终于不能不同意。岩井将袁殊保了出来，一辆汽车开过外白渡桥，安置他在北四川路驻沪总领事馆的礼查饭店；这里是”皇军”直接管理的”警备区”，为76号势力所不能到，所以到期岩井不还人，丁默更亦拿他没办法。
  更坏的是，这一来反逼得岩井提早将”兴亚建国运动”的招牌挂了出来；本部就在闸北宝山路岩井家中，对外的名义，只称”岩井公馆”。岩井替他拉拢一批日本浪人，都是与军部少壮派有密切关系的极右派分子，如儿玉誉士夫等；中国人方面的成员，亦极尽其光怪陆离之至，连专以三角恋爱为题材的小说家张资平，都罗致在内。
  周佛海当然无法容忍，跟岩井的交涉没有结果，岂不得已只好向影佐祯昭，提出极严厉的警告：如果日本人要扶植一些背景复杂的人，另树一帜，公开活动，即表示对汪精卫不信任，立即停止组府的工作。
  事态严重，影佐不能不接受周佛海的要求；但他本人的处境很为难，因为这个组织原是他授意岩井发动的，自不能出尔反尔。因此他一方面通知岩井，最好暂停活动，尤岂不可招摇；一方面关照岩井托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陪着他一起去向周佛海解释。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如今岂不及待地又要解决这桩”悬案”，是因为有个特殊的原因；周隆庠是到了周佛海那里才知道，前一年秋天，也就是周佛海向影佐提出严重的交涉之前不久，岩井曾率领了”兴亚建国运动”的8名发仆人，到东京拜访过内阁总理大臣阿部信行大将。如今阿部是以”重臣”的身分奉派来与汪政府谈判基本关系的”特使”；如果岩井、袁殊借阿部的招牌有所活动，将会增加汪政府很大的困扰。因此，周佛海再度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兴亚建国运动”非解散不可。
  “周先生，你实在是误会了。”影佐很婉转地说：“共同防共是近卫三原则之一；亦为贵我双方合作的主要基础。请你想，我们怎么会支持一个中共工作的组织。”
  “不错，我相信你跟岩井的本心无他！但是，你们完全不清楚袁殊的背景。他们罗致的人，都是赤色分子，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鲜明赤色的组织，莫非你跟岩井居然能视而不见？”
  “这，”影佐答说：“是周先生主观的看法。”
  这一下，周佛海火了，”大佐，你太偏听了岩井；而岩井是政治色盲。”他抓起笔来，在便条上写了一个名字，递给影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影佐看上面写的是”恽逸群”三字，摇摇头说：“不知道。”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通讯社的记者，从外表上看，了无是处；可是，他是资格很老的共产党。”
  “真的吗？”影佐仍旧在怀疑。
  “我现在无法使你相信。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试验的办法；此人现在住在袁殊那里，深居简出，而”兴亚建国运动的干部名册中，并没有他的名字，你想，这说明了什么？”
  “有这样的事？”影佐到此时才有了明确的答复：“我要调查。如果真有像周先生所说的情形，当然很可疑。我要勒令岩井解散！”
  周佛海点点头，转眼看着周隆庠说：“你听到了影佐大佐的话了？你做个见证。”
  交涉到此告一段落。过了五六天，周佛海关照周隆庠向影佐探问结果；影佐答说，他已经证实了确有此事，也曾依照承诺，勒令岩井解散；他说：“兴亚建国运动这个名义，已经不存在。”
  周隆庠将他的话，据实转报；周佛海知道问题并未解决，”名义不存在”的说法，意味着实际活动仍将继续。
  为了处理袁殊的问题，周佛海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的一个密友，也是”十弟兄”之中的中坚分子金雄白，平时他有挂牌做律师，以他在新闻界的关系，各方介绍的案子很多；特区法院与巡捕房又多的是熟人，所以业务茂盛，路路皆通，生活泼为优裕。但他是个战国策士型的人物；又有东汉智识分子，过分看重私人义气的毛病，感于周佛海的情谊，不顾一切，如上海白相人打话的”闲话一句”，毅然”落水”了。
  在周佛海左右，他跟罗君强共事，在南京办了一张《中报》，与汪政府同日登场，很明显地表示出这就是汪政府的机关报。但金雄白办报是内行，他知道如果办成一张处处为”政府”讲话的”官报”，销路一定会成问题，因此他另有一套争取读者的做法；但必须以副社长的名义，独断独行，期无掣肘。
  这一来，作为社长的罗君强，自然大表不满；他是个很霸道的人，不是他的权力，尚且要争，何况本应是由他作主的事，岂甘拱手让人？所以《中报》一开办，内部就出现了人事磨擦的现象；金雄白当然也知道，但他一向倔强，而且自信像罗君强这样的人，他也还斗得过，所以并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同时，他在办报以外，还在进行一件可以发财的事，也没有工夫去跟罗君强计较。
  这天，周佛海要找他，而他恰好为了那件”发财”的事，也要跟周佛海去谈，见了面，自然周佛海的事先谈。
  “袁殊那面有回音来了，兴亚建国运动的名义，可以取消；实际上当然还有花样。”周佛海说：“我想请你去查一查，到底是何花样？袁殊个人有什么希望？”
  “你是预备跟他妥协？”
  “不能说妥协；或者可以说是安抚。”
  “恐怕不是安抚所能解决问题的。”金雄白说：“据我所知，岩井跟袁殊，始终并未放弃这个活动；不过改采思想文化运动的形式。如果说他们的活动有危险性，那末这个危险性由表面转为潜在，危险更甚。”
  “只要他们确是搞思想文化也不要紧。目前，仍旧请你替我留心；必要时，你不妨代表我跟袁殊谈一谈，要求合理，我自然可以接受。”
  “好，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自己的事呢？”周佛海说：“梅哲之要去验资了。”
  “已经来验过了。我正要跟你谈——。”
  原来周佛海几次向金雄白隐隐约约地表示过，在未来的政治活动中，因为要打通中央的关系，不能不掩护来自重庆的情报人员；这样，就必须有一笔不能公开的经费。金雄白知道周佛海在汪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并兼”中央储备银行”的负责人；因而自告奋勇，预备办一家银行，必要时可作为周佛海的”外府”。周佛海同意了，说是”试试也可以。”
  于是，汪政府开张的第一天，金雄白就将申请核发银行营业执照的呈文，送到了财政部。这家银行定名为”南京兴业银行”，资本额为法币50万元。金雄白对办银行是外行，经朋友介绍了一个姓葛的本地人，负责筹备；那知此人全无用处，却又好面子，有难处一直不肯说，先是无法觅得行址，只好以新建的《中报》报馆楼下，临街的一部分暂且将就。继而是到得要验资时，才向金雄白吞吞吐吐地说破，股本仅仅只招得半数。
  “亏得梅哲之帮忙，今天来验资，我把事实真相老实告诉他，请他通融办理；不过，我已经向他保证，明天带足全部资金去看他。哲之已经答应了。”
  “那，”周佛海问：“你要凑足50万法币；只有一天的工夫，来得及吗？”
  “我想没有问题。”金雄白略停一下说：“不过为防万一起见，我不能不先报告你。”
  “我知道了。如果有问题，你跟淑慧直接去说。”
  彼此心照不宣，话不必明说。金雄白倒确是”为防万一”；事实上还差20几万法币，他都用电话接头好了。当天晚上，坐了汽车四处一跑，凑足全部资金；第二天一早到财政部钱币司，当着承办人请司长梅哲之验资。不到一个星期，领到了第一号银行开业执照。
  银行是开门了，凭借金雄白的关系，拉来了好些不需付息的”甲种存款”；大多是各机关的公款。但寄人篱下，看起来是一爿钱庄，纵有发展，”钱途”有限。金雄白看不懂帐簿跟传票，海派作风却是高人一等；找了他的高级助手来，宣布要自建行址，预算是全部资本法币50万元。
  照姓葛的看，”董事长”在发神经；全部资本都花在造房子上，营运的资金在哪里？当然，存此疑问的，不止他一个人。
  “你们当我发疯了，是不是？我说个道理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第一，做生意最势利，银行更势利；现在南京兴业银行，租了中报的几间店面作行址，怎么样也不能叫人看得起。如果自己有富丽堂皇的行址，人家的观感就大不相同，而且也估不透你的实力；心里只是在想，光是房子就值几十万，资本怕不有几百万？那一来，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会不会拿存款送上门来？”
  姓葛的点点头答说：“这倒是实话。”
  “我再说句关起门来，自己人心里的话。对于小客户，他们节衣缩食，省几文下来送到我们行里，生点利息，总要给他们有个保障；最稳当的保障，就是不动产。将来不管怎么样，银行的房子总是日本人搬不走的。”
  在场的人，听得这段话都觉得别有滋味在心头，各自有所警惕；当然，也有好些人深受感动，本来只是觅一枝之栖，好歹餬口的人，都变了想法，认为对这个银行，值得投注心血。
  因为如此，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地就在中报馆同一条路的朱雀路，觅得了一块地皮，找建筑师打了图样，克日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