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愤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辞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遣逸传》即出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谈，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