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败素”，是粗劣的白绢或者白布，但一经染成紫色，身价十倍，化腐朽为神奇，因为齐人多智的又一明证，同时齐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见。
  由于齐国的强盛，一方面贸易发达，一方面各国诸侯、行人、访聘者陆续不绝，都要购买齐国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礼，所以刺绣品的销路极好，但刺绣的收入并不高。《史记·货殖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倚市门者何？司马迁又说：“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说得清楚些，便是为娼。太史公这段话，正是指齐国而言，因为娼妓就是管仲所发明的，而“齐女”的艳名在当时是与邯郸的“赵女”并称的。
  刁间的贸易，输出齐地的丝织品及刺绣品，必为其主要的业务。齐地的丝织品，最出名的是“阿缟”，阿是指东阿县，《史记·李斯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
  这两句话又见于《战国策》的《秦策》，可知齐地的丝织品，主要的市场，是在关中一带。当然，东阿县所出的丝织品，不限于“缟”，《史记·集解》：“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可证。此外，沂。泰山区各县，均盛产麻桑，所以齐鲁之间的纺织业，是普遍发展的。
  但在刁间那个时代，齐国的贸易中心是在临淄，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尝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东滕县之南的临城，一北一南，为刁间从事工商业的两大据点。
  临淄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始终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阳而兴的长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于长安。这种硬性吸收“侨资”的结果，造成长安高度的繁荣。但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有钱的人，竞相讲求生活上的豪华，一般平民又极力向贵族看齐，奢靡之风，成为社会的一种病态。大致而言，长安是一个消费的都市，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大。
  其次是洛阳，此地为东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个商业都市，照战国时期的地图看，洛阳适居天下之中，东齐、西秦，南面是韩、楚，北面则魏、赵、燕三国。
  由于处于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较淡，好比现代的许多中立国家的人民那样，旅行可以获得许多方便，因此，洛阳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虽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与农，而洛阳人民特别看重，或者说喜爱经商，像大禹治水一样。
  他们可以三过家门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经商相矜耀。有这种敬业的精神，才会产生白圭那样的人。刁间私淑白圭，他的理论和业绩，我在后面将会谈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郸，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阳鼎足而立，构成中原交通网的支柱。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战国末期，此地是各国政客和间谍活动的中心，以美色闻名天下，及至秦汉一统，邯郸的地位逐渐末落。大梁就是开封，这里地势平衍，张仪所谓“诸侯四通，条达辐转，无有名山大川之限”，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大梁的交通极其发达，“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但都是过境。史书上不见大梁有大企业、大商人的记载，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投资大梁，太无保障。
  战火侵袭，随时有遭受严重损失的可能。楚汉相争，大梁被破坏得相当厉害，所以汉兴以后，大梁的地位比邯郸更不如。
  其时的新兴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够保持原来地位的，是临淄。临淄与长安正好相反，它是一个生产的都市。也与洛阳、邯郸不同，这两个都市因为交通的便利，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临淄则因工商业的发达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临淄的交通，有一个为其他各大都市所没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莱半岛与北面的旅顺、大连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于海上三仙山的传说，所以蓬莱半岛的芝罘、烟台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齐威王、齐宣王的时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那里的禽兽都是白色的，宫阙为金银所造，隐隐在云端里发出宝光异彩，但一行近，才发现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将到时，总是有一阵怪风把船吹走，因此齐威、齐宣还有燕昭王等人，始终不能达到求仙的目的。
  显然的，海上神山无非海市蜃楼而故神其说，两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这种因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所以后来又有秦始皇受齐人徐福之愚，“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击，惊魂未定，他仍不废蓬莱半岛之游，到登州海边去眺望，以冀一见神山。如果那时不是蒙着这一层神秘的色彩，能够踏踏实卖，从事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中国与日本的接触，不会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将是另一种型态。
  就临淄的交通来说，水路以利用黄河为主，由淄水经一条运河入济水，与黄河并行，到大梁会合，西至关中，东循鸿沟人淮南。陆路大约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往西北渡黄河，人邯郸，一条是由西南经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条是南下经莒城入彭城。春秋战国以迄秦汉的道路，由于军事的需要，同时因为地旷人稀，所以极其宽阔。从周朝开始，对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王之教曰：雨华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时去整理道路桥梁；第二，“列树以表道”。因为路太宽阔，同于原野，如果不种树作为标志，便有迷路之虞；第三，“立鄙食以守路”，有专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视途”，专设一官，管理路政。
  “司空”即为后世的“工部尚书”，在现代当然是交通部长了。
  《周礼》中讲道路制度尤其详细，这因为当初行井田制，“农地重划”时，就已把道路留了出来，所以自“一夫”至“万夫”有不同宽度的道路，“一夫”指一个农夫所受的私四百亩而言。换句话说，每百亩田之间，必有一条公众道路。宽狭等级，共分五等：间、径、途、道、路。
  因为春秋战国的道路已经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统一海内，立刻便有一个完整的“公路网”出现。于是划一制式，规定车轮之间的距离，以求与车辙相合。“车同轨”的要求，无异说明车辆已可畅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车子。
  那时帝皇出巡所用的车子，大得惊人，称为“辒辌车”，辒辌实应作温凉。因为车子有窗，闻窗则温，开窗则凉，车中可以坐卧。皇帝的卧车，不是能够睡下就算数，其中有各种陈设，还有人侍奉，等于一座活动的寝宫，其大可知。
  因为“辒辌车”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游，为了他的方便，特地开辟“驰道”，顾名思义，“辒辌车”可以急驰，则此道路应如何宽广平直？《汉书·贾山传》记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这还不算：“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样豪华的工程，以造价来计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条世界最贵的公路，怕也瞠乎其后了。
  驰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专为他个人享乐之用，结果以后在军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群雄并起，项羽入关，如无驰道，则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会这么快！这是秦始皇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交通的发达，相应而起的便有旅舍事业的发展，旅舍有公私两种，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贾喜欢住私人经营的旅舍，因为亭有许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对于现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当时也是一样。譬如说，借住某名胜区某公营事业机构的招待所，说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会怀着歉意来对你说：“某先生，实在对不起！刚才接到台北的长途电话，我们董事长明天要招待一班贵宾来玩，所有的房间都要用。请你原谅，让一让。”
  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是住私营的旅舍，就决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亭的设置住宿设备，本意原是供官员过境之用，有时大员驾临，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洁，扫榻以待。为了避免再洒扫一遍的麻烦，即使空着，也不愿让商民使用。至于到期必迁，对于一般旅客来说，原不过夜来有个宿处，天明赶路，还不生影响。可是做买卖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处进货、售货或者收取帐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难预定，倘要多住数日而非迁不可，随身带着货物银钱，岂不狼狈？
  其次，目前有许多招待所，对于借住者招致应召女郎，悬为厉禁。当时的亭也是如此，这对终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贾来说，实有未便。但这些都还是小问题，最大的不便，是商贾无法在亭中做生意。
  现代的商业制度，灿然大备，制造商是制造商，经销商是经销商，有批发、有门市，分工甚细。在古代，虽有“行商坐贾”之说，但并无严格的“同行公议”，非遵守这个规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为坐贾，因时因地而异，具有极大的机动性。
  当然，出发做生意之前，先有一个计划，到甲地买进某项货物，到乙地出售，再进某项货物，到雨地去卖。预计需要多少资本，若干时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细盘算过。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观因素的影响，随时可以打破预定的计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携带一批货物，赴某地销售，中途忽遇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战乱，交通中断，那末，这一批货物便得就地处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销售的，结果在中途某处，发现这里的行情比预定的销售地点还要好，则又何必多花运费、时间，非照原定计划执行不可？
  遇到这样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贾，在私营的旅舍中便可展开交易。如果住亭，就不会得到这种方便。此外私营的旅舍，奉一顾客至上”为信条，一切的设备、招待，都能符合商贾的特殊需要。特别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为商业上的一个联络站之用，对于业务的推广，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