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论树与石
作者:林语堂 更新:2021-11-13 20:54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又要做什么事情了。我们把房屋造成四方形的,造成一列一列的;我们建筑一些没有树木的直路。再也没有弯曲的街道了,再也没有古旧的房屋了,花园中再也没有井了,城市里如果有私人花园的话,常常好象是一幅讽刺画。我们把大自然完全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了,我们居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屋,屋顶是一座建筑物中被忽略的部分;当实利的目的已经达到的时候,当建筑师有点疲倦,想快点结束工作的时候,屋顶成个什么样子,便没有人去管了。一般的房屋看起来好象是一个乖张的、易变的孩子所造的四方木头,这个孩子还没有把木头造好时,对这种工作已经感到厌倦,终于把没有造好的木头弃置在一边了。大自然的精神已经离开了现代的文明人;在我看来,我们正在企图使树木本身也开化了。如果我们记得把树木种在大街两旁,我们常常用数字把它们编列号码,把它们消毒,把它们修割剪裁,使它们成为我们人类认为美丽的形状。
我们常常把花儿种在一块土地上,使它们看来好象是一个圆圈,一颗星,或几个英文字母。当我们看见这样种起来的花儿生长到旁边去时,我们惶骇了,象看见一个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的学生走出队伍外时那样地惶骇,我们开始拿剪刀去剪裁它们了。在凡尔赛,我们把这些剪成圆锥形的树木一对一对很整齐地种成一个圆圈,或种成直行,象一排排的军队那样。这就是人类的光荣和力量,这就是我们训练树木的能力,象我们训练穿制服的兵士那样。如果一对树木中有一棵长得比另一棵更高,那么,我们的手便痒起来,把树顶剪平,使它不至破坏我们的均称的感觉,不至破坏人类的力量和光荣。
所以,我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恢复了大自然,把大自然带回家庭里来。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当一个人居住在公寓里,离开了土地的时候,最优越的艺术脾性又有什么用处呢?纵使他有钱租得起摩天楼上的厢房,他怎么能够得到一片草地,一口井,或一个竹丛呢?什么都错了,绝对地,无可挽回地错了。除了高大的摩天楼和夜间的一列有灯光的窗户之外,一个人还有什么可以欢赏的呢?一个人看见这些摩天楼和夜间的一列有灯光的窗户时,对于人类文明的力量越发感到骄傲而自负,而忘记人类是多么孱弱而渺小的动物。
所以,我只好放弃这个问题,认为无解决之望了。
所以,我们第一步必须给人类很多的土地。不管借口多么有道理,文明如果使人类失掉了土地,便是一种不好的文明,假使在未来的文明中,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英亩的土地,那么,他便有一点东西可以开始发展了。他可以有树木,他自己的树木,他可以有石头,他自己的石头。他会小心谨慎的选择一块已有长成的树木的土地;如果那边还没有长成的树木,他会种植一些可以长得很快的树木,如竹和柳之类。这么一来,他可就不必再把鸟儿关在笼里了,因为鸟儿会飞来找他;他也曾想法子使附近的地方有些青娃,如果同时也有一些蜥蜴和蜘蛛,那就更好了。他的孩子便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研究自然的现象,而不必在玻璃匣中研究自然的现象了。至少他孩子可以看得见小鸡怎样由卵中孵出来,他们对于性和生殖的问题,也不必象“优秀”的波斯顿家庭(good-Bostonfamilies)的孩子那样地丝毫不懂。同时,他们将有欣赏蜥蜴和蜘蛛打架的乐趣。他们也将有把身体弄得相当肮脏的乐趣。
关于中国人对石头的感情,我在前一节里已经说明过,或已经暗示过。这个说明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风景画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多石的山峰。这个说明是根本的说明,所以还不能充分解释中国人的石花园和一般人对石头的爱好。根本的观念是:石头是伟大的,坚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它们是静默的,不可移动的,而且象大英雄那样,具有性格上的力量;它们象隐居的学者那样,是独立的,出尘超俗的。它们总是古老的,而中国人是爱好任何古老的东西的。不但如此,由艺术的观点上说起来,它们是宏伟的,庄严峥嵘的,古雅的。此外更使人有“危”的感觉。一个三百尺高直耸云霄的悬崖,看起来始终是有魔力的,因为它使人有“危”的感觉。
可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想。一个人既然不能天天去游山,必然须把石头带到家里来。讲到石花园和假石洞,(这是在中国游览的西洋人士很难了解和欣赏的东西),中国人的观念还是在保存多石的山峰的峥嵘的形状,“危”崖,和雄伟的线条。西洋的游历者并没有可以责难的地方,因为假山多数造得趣味很低,不能表现大自然的庄严和宏伟。几块石头造成的假石洞,常常是用水泥去粘接的,而水泥却看得出来。一座真正艺术化的假山,其结构和对比的特点应该和一帧画一样。假山景的欣赏和风景画中的山石的欣赏,在艺术上无疑地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宋代画家米芾曾写过一部关于石砚的书,宋代作家杜宽写过一部《石谱》,列举百余种各地所产的可造假山的石头,并详述其性质。可见在宋朝大画家的时代,造假山已经是一种极发达的艺术。
中国人除了欣赏山峰石头的雄伟之外,对于花园里的石头也产生了一种欣赏的趣味,其所注重的是石头的色泽、构造、表面和纹理,有时也注重石头被敲击时所发出的声响。石头越小,对于其构造的质素和纹理的色泽也越加注重。收藏最好的砚石和印石(这两样东西是中国文人每天接触到的)的好癖,对于这方面的发展也大有帮助。所以雅致、构造、半透明和色泽变成最重要的质素;关于后来盛行的石鼻烟壶,玉鼻烟壶,和硬玉鼻烟壶,情形也是如此。一颗精致的石印或一只精致的鼻烟壶有时值六七百块钱。
然而,我们如果想彻底了解石头在房屋中和花园中的一切用途,必须回头去研究中国的书法。因为书法不外是对于怞象的韵律、线条和结构的一种研究。真正精致的石头虽则应该暗示雄伟或出尘超俗的感觉,然而线条正确倒是更重要之一点。所谓线条,并不是指一条直线,一个圆圈,或一个三角形,而是大自然的嶙峋的线条。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始终看重不雕琢的石头,让我们不要干犯大自然吧,因为最优越的艺术品,和最美妙的诗歌或文学作品一样,是那样完全看不出造作的痕迹的作品,跟行云流水那么自然,或如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斧凿痕”。这种原则可以应用于各种的艺术。艺术家所欣赏的是不规则的美,是暗示着韵律、动作和姿态的线条的美。艺术家对于盘曲的橡树根(富翁的书室里有时用之以为坐凳)的欣赏,也是根据着这个观念。因此,中国花园里的假山多数是未加琢磨的石头,也许是化了石的树皮,十尺或十五尺高,象一个伟人孤零零地直立着,屹然不动,或是由山湖沼和山洞得来的石头。上有窟窿,轮廓极为奇突。一位作家说:如果那些窟窿碰巧是非常圆的,那么,我们应该把一些小圆石塞进去,以破坏那些圆圈的有规则的线条。上海和苏州附近的假山多数是用太湖的石头来建筑的,石上有着从前给海浪冲击过的痕迹。这种石头是由湖底掘出来的;有时如果它们的线条有改正的必要,那么,人们就会把它们琢磨一下,使它们十全十美,然后再放进水里浸一年多,让那些斧凿的痕迹给水流的波动洗掉。
人类对于树木的感觉比较容易了解,而且这种感觉当然是很普遍的。房屋的四周如果没有树木,看来便很裸露,象男人和女人没有穿衣服一样。树木和房屋的分别就是:房屋是人类建筑的,而树木是生长起来的;而生长起来的东西总是比建筑起来的东西更为美观。我们为了实际上的便利,不得不把墙壁造直,把楼层造平,虽则在地板方面,我们为什么不使屋中各个房间的地板有不同的高度呢?这是很没有理由的。虽然如此,我们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就是喜欢直线和四方形;这些直线和四方形只有在树木的陪衬下,才能够显出它们的美点。在颜色方面,我们也不敢把房屋漆成绿色。可是大自然却敢把树木漆成绿色。
我们可以在隐藏的技巧中看出艺术的智慧来。我们多么喜欢夸示啊。在这方面,我须向清朝一位大学者阮元致敬。当他做道台的时候,他在西湖上建筑一个小岛屿(今日称为阮公屿),而不愿使岛屿上有什么人造的东西,不要亭子,不要柱石,甚至连纪念碑也不要。他们把自己的建筑家的名誉完全抹煞。阮公屿今日屹立于湖的中央,一片一百多码阔的平地,比水面高不到一尺,岛屿上四周满种着柳树。今日当你在多雾的天气中眺望时,你会看见那个奇幻的岛屿好象是由水中浮起来似的,柳树的影儿反映于水中,打破湖面的单调,同时又与湖面调和。因此,阮公屿是与大自然调和的。它不象隔邻那座灯塔形的纪念物那么碍目;那座灯塔形的纪念物是一位美国留学生造的,我每次看见它就觉得眼睛不舒服。我已经宣告天下,如果我有一天做起土匪将军,攻陷杭州,我的第一道命令,一定是叫部下架起一尊大炮,把那座灯塔轰得粉碎。
在种类繁多的树木中,中国的批评家和诗人觉得有几种树木因为有特别的线条和轮廓,在书法家的眼光下是有艺术之美的,所以特别适于作艺术的欣赏的对象。一切树木都是美的,然而某些树木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姿态、力量或雅致。因此,人们在许多树木之间,选出这些树木,而使它们和某些情感发生联系。普通的橄榄树没有松树那种峥嵘的样子,某些柳树虽很文雅,却不能说是“庄严”或“有感应力”: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世间有少数的树木比较常常成为绘画和诗歌的题材。在这些树木中,最杰出的是松树(以其雄伟的姿态得人们的欣赏),梅树(以其浪漫的姿态得人们的欣赏),竹树(以其线条的纤细和引动人们家乡的联想,而得人们的欣赏),以及柳树(以其文雅及象征纤细的女人,而得人们的欣赏)。
人们对于松树的欣赏也许是最显著的,而且是最有诗意的。松树比其他的树木更能表现出清高的性格。因为树木有高尚的,也有卑鄙的,有些树木以姿态的雄伟而出类拔萃起来,而有些树木则表现着平庸的样子。所以中国的艺术家讲到松树的雄伟时,正如阿诺特(MatthewArnold)讲到荷马(Homeros)的雄伟一样。要在柳树的身上找到这种雄伟的姿态,有如在诗人史文朋(Swinburne)的身上找到雄伟的姿态一样的徒劳无功。世间有各式各样的美,温柔的美,文雅的美,雄壮的美,庄严的美,奇怪的美,峥嵘的美,纯然的力量的美,以及古色古香的美。松树因为具有这种古色古香之美,所以在树木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有如一个态度悠逸的退隐的学士,穿着一件宽大的外衣,拿着一根竹杖在山中的小道上走着,而被人们视为最崇高的理想那样。为了这个原因,李笠翁说:一个人坐在一个满是桃花和柳树的花园里,而近旁没有一棵松树,有如坐在一些小孩和女人之间,而没有一位可敬的庄严的老人一样。同时中国人在欣赏松树的时候,总要选择古老的松树;越古越好,因为越古老是越雄伟的。柏树和松树姿态相同,尤其是那种卷柏,树枝向下生着,盘曲而峥嵘。向天伸展的树枝似乎是象征着青春和希望,向下伸展的树枝则似乎是象征着俯视青春的老人。
我说松树的欣赏在艺术上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松树代表沉默、雄伟,和超尘脱俗,跟隐士的态度十分相同。这种欣赏又和“顽”石与在树荫下闲荡着的老人的形状发生关系,这是中国绘画中常常可以看见的。当一个人站在松树下仰望它时,他感到松树的雄伟,年老,和一种独立的奇怪的快乐。老子曰:“天无语。”古松也是无语的。它静默的、恬然自得的站在那里;它俯视着我们,觉得它已经看见许许多多的小孩子长成了,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壮年人变成老年人。它跟有智慧的老人一样,是理解万物的,可是它不言,它的神秘和伟大就在这里。
梅树一部分由其枝丫的浪漫姿态,一部分由其花朵的芬芳而受人们的欣赏。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我们所欣赏的众树之中,松、竹和梅是和严冬有关系的,我们称之为“岁寒三友”,因为松和竹都是常青树,而梅树又在残冬和初春开花。所以,梅树特别象征着清洁的性格,那种清爽的、寒冷的冬天空气所具有的清洁。它的光辉是一种寒冷的光辉,同时,它和隐居者一样,在越寒冷的空气中,它便越加茂盛。它和兰花一样,象征着隐逸的美。宋朝一位诗人和隐士林和靖说:他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他在西湖的隐居之地孤山,今日常常有诗人和学士的游迹,而在他的墓下便是他的“儿子”鹤的墓。讲到人们对于梅树的芬芳和轮廓的欣赏,这位诗人在下述这句名诗里表现得最为恰切:
暗香浮动影横斜
一切诗人都承认这七个字最能够表现出梅树的美,要找到更切当的表现法是不可能的。
竹因其树身和叶的纤细而受人们的爱好,因为它比别的树木更纤细,所以文人学士把它种在家宅里来欣赏。它的美比较是一种微笑的美,它给予我们的快乐是温和的,有节制的。种得很疏的细竹欣赏起来最有意思,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上或绘画上,两三株竹跟一个竹丛一样的可爱。人们能够欣赏竹树的纤细的轮廓,所以在绘画里也可以画上两三枝竹,或一枝梅花。竹树的纤细的线条与石头的嶙峋的线条很是调和,所以我们往往看见画家把一两块石头和几枝竹画在一处。
这种石头在绘画中是有纤细之美的。
柳树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很容易生长起来,它常常是长在水岸边的。它是最美妙的女性的树。为了这个缘故,张潮认为柳树是宇宙间感人最深的四物之一,他也说柳树会使一个人多情起来。人们称中国女人的细腰为“柳腰”;中国的舞女穿着长袖子的长旗袍,是想摹仿柳枝在风中摇曳的姿态的。柳最容易种植,所以在中国,有些地方满植着柳树,蔓延数英里之远;风吹过的时候,造成一片“柳浪”。不但如此,金莺喜欢栖息在柳枝上,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上或绘画上,柳树和金莺常常是在一起的。在西湖的十景之中,有一景叫做“柳浪闻莺”。
此外当然还有别种的树木,其中有一些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而受人们赞颂的。例如梧桐因为树皮洁净,人们可以用刀在其树身上铭刻诗句,所以甚受赞颂。人们对那些伟大的古藤,那些盘绕着古树或石头的古藤,也是极为爱好的。它们那种盘绕和波动的线条,和树木挺直的树身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有些非常美丽的古藤,看来真象卧龙,便有人称之为“卧龙”。树身弯曲或倾斜的古树也为了这缘故大受人们的爱好看重。在苏州附近的太湖上的木渎地方,有这种柏树四棵,其名称是“洁”、“罕”、“古”、“怪”。“洁”有一个又长又直的树身,上头满生枝叶,看起来好象是一把大伞;“罕”蹲在地上,树身蜿蜒盘曲,其形状有如英文字母Z字;“古”的树顶光秃无物,树身肥大而矮短,散漫的枝丫已干枯了一半,其形状有如人类的手指;“怪”的树身盘曲,象螺旋那样的一直旋到最高的树枝。
除此之外,人们不但欣赏树木的本身,而且也将树木和大自然其他的东西,如石、云、鸟、虫及人发生联系。张潮说:“-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人们同时在欣赏树木和鸟声,同时在欣赏石头和蟋蟀,因为鸟儿是在树木上唱歌,而蟋蟀是在石头间唱歌的。中国人在欣赏青蛙的咯咯声,蟋蟀的唧唧声和蝉的鸣声的时候,其乐趣是比他们对猫狗及其他家畜之爱更大的。在一切动物之中,只有鹤与松树和梅树同属一个系统,因为它也是隐士的象征。当一个学者看见一头鹤或甚至一头苍鹭,既庄严又纯洁的静立在隐僻的池塘时,他真希望他自己也会化成一头鹤呢。
那个与大自然协调的人是快乐的,因为动物是快乐的。这种观念在郑板桥(1693-1765年)寄他的弟弟的信里表现得最为恰切;他在信里不赞成人们把鸟儿关在笼子里: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洗面漱口啜茗,见其扬-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钜细仁忍何如也!
我们常常把花儿种在一块土地上,使它们看来好象是一个圆圈,一颗星,或几个英文字母。当我们看见这样种起来的花儿生长到旁边去时,我们惶骇了,象看见一个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的学生走出队伍外时那样地惶骇,我们开始拿剪刀去剪裁它们了。在凡尔赛,我们把这些剪成圆锥形的树木一对一对很整齐地种成一个圆圈,或种成直行,象一排排的军队那样。这就是人类的光荣和力量,这就是我们训练树木的能力,象我们训练穿制服的兵士那样。如果一对树木中有一棵长得比另一棵更高,那么,我们的手便痒起来,把树顶剪平,使它不至破坏我们的均称的感觉,不至破坏人类的力量和光荣。
所以,我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恢复了大自然,把大自然带回家庭里来。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当一个人居住在公寓里,离开了土地的时候,最优越的艺术脾性又有什么用处呢?纵使他有钱租得起摩天楼上的厢房,他怎么能够得到一片草地,一口井,或一个竹丛呢?什么都错了,绝对地,无可挽回地错了。除了高大的摩天楼和夜间的一列有灯光的窗户之外,一个人还有什么可以欢赏的呢?一个人看见这些摩天楼和夜间的一列有灯光的窗户时,对于人类文明的力量越发感到骄傲而自负,而忘记人类是多么孱弱而渺小的动物。
所以,我只好放弃这个问题,认为无解决之望了。
所以,我们第一步必须给人类很多的土地。不管借口多么有道理,文明如果使人类失掉了土地,便是一种不好的文明,假使在未来的文明中,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英亩的土地,那么,他便有一点东西可以开始发展了。他可以有树木,他自己的树木,他可以有石头,他自己的石头。他会小心谨慎的选择一块已有长成的树木的土地;如果那边还没有长成的树木,他会种植一些可以长得很快的树木,如竹和柳之类。这么一来,他可就不必再把鸟儿关在笼里了,因为鸟儿会飞来找他;他也曾想法子使附近的地方有些青娃,如果同时也有一些蜥蜴和蜘蛛,那就更好了。他的孩子便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研究自然的现象,而不必在玻璃匣中研究自然的现象了。至少他孩子可以看得见小鸡怎样由卵中孵出来,他们对于性和生殖的问题,也不必象“优秀”的波斯顿家庭(good-Bostonfamilies)的孩子那样地丝毫不懂。同时,他们将有欣赏蜥蜴和蜘蛛打架的乐趣。他们也将有把身体弄得相当肮脏的乐趣。
关于中国人对石头的感情,我在前一节里已经说明过,或已经暗示过。这个说明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风景画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多石的山峰。这个说明是根本的说明,所以还不能充分解释中国人的石花园和一般人对石头的爱好。根本的观念是:石头是伟大的,坚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它们是静默的,不可移动的,而且象大英雄那样,具有性格上的力量;它们象隐居的学者那样,是独立的,出尘超俗的。它们总是古老的,而中国人是爱好任何古老的东西的。不但如此,由艺术的观点上说起来,它们是宏伟的,庄严峥嵘的,古雅的。此外更使人有“危”的感觉。一个三百尺高直耸云霄的悬崖,看起来始终是有魔力的,因为它使人有“危”的感觉。
可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想。一个人既然不能天天去游山,必然须把石头带到家里来。讲到石花园和假石洞,(这是在中国游览的西洋人士很难了解和欣赏的东西),中国人的观念还是在保存多石的山峰的峥嵘的形状,“危”崖,和雄伟的线条。西洋的游历者并没有可以责难的地方,因为假山多数造得趣味很低,不能表现大自然的庄严和宏伟。几块石头造成的假石洞,常常是用水泥去粘接的,而水泥却看得出来。一座真正艺术化的假山,其结构和对比的特点应该和一帧画一样。假山景的欣赏和风景画中的山石的欣赏,在艺术上无疑地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宋代画家米芾曾写过一部关于石砚的书,宋代作家杜宽写过一部《石谱》,列举百余种各地所产的可造假山的石头,并详述其性质。可见在宋朝大画家的时代,造假山已经是一种极发达的艺术。
中国人除了欣赏山峰石头的雄伟之外,对于花园里的石头也产生了一种欣赏的趣味,其所注重的是石头的色泽、构造、表面和纹理,有时也注重石头被敲击时所发出的声响。石头越小,对于其构造的质素和纹理的色泽也越加注重。收藏最好的砚石和印石(这两样东西是中国文人每天接触到的)的好癖,对于这方面的发展也大有帮助。所以雅致、构造、半透明和色泽变成最重要的质素;关于后来盛行的石鼻烟壶,玉鼻烟壶,和硬玉鼻烟壶,情形也是如此。一颗精致的石印或一只精致的鼻烟壶有时值六七百块钱。
然而,我们如果想彻底了解石头在房屋中和花园中的一切用途,必须回头去研究中国的书法。因为书法不外是对于怞象的韵律、线条和结构的一种研究。真正精致的石头虽则应该暗示雄伟或出尘超俗的感觉,然而线条正确倒是更重要之一点。所谓线条,并不是指一条直线,一个圆圈,或一个三角形,而是大自然的嶙峋的线条。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始终看重不雕琢的石头,让我们不要干犯大自然吧,因为最优越的艺术品,和最美妙的诗歌或文学作品一样,是那样完全看不出造作的痕迹的作品,跟行云流水那么自然,或如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斧凿痕”。这种原则可以应用于各种的艺术。艺术家所欣赏的是不规则的美,是暗示着韵律、动作和姿态的线条的美。艺术家对于盘曲的橡树根(富翁的书室里有时用之以为坐凳)的欣赏,也是根据着这个观念。因此,中国花园里的假山多数是未加琢磨的石头,也许是化了石的树皮,十尺或十五尺高,象一个伟人孤零零地直立着,屹然不动,或是由山湖沼和山洞得来的石头。上有窟窿,轮廓极为奇突。一位作家说:如果那些窟窿碰巧是非常圆的,那么,我们应该把一些小圆石塞进去,以破坏那些圆圈的有规则的线条。上海和苏州附近的假山多数是用太湖的石头来建筑的,石上有着从前给海浪冲击过的痕迹。这种石头是由湖底掘出来的;有时如果它们的线条有改正的必要,那么,人们就会把它们琢磨一下,使它们十全十美,然后再放进水里浸一年多,让那些斧凿的痕迹给水流的波动洗掉。
人类对于树木的感觉比较容易了解,而且这种感觉当然是很普遍的。房屋的四周如果没有树木,看来便很裸露,象男人和女人没有穿衣服一样。树木和房屋的分别就是:房屋是人类建筑的,而树木是生长起来的;而生长起来的东西总是比建筑起来的东西更为美观。我们为了实际上的便利,不得不把墙壁造直,把楼层造平,虽则在地板方面,我们为什么不使屋中各个房间的地板有不同的高度呢?这是很没有理由的。虽然如此,我们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就是喜欢直线和四方形;这些直线和四方形只有在树木的陪衬下,才能够显出它们的美点。在颜色方面,我们也不敢把房屋漆成绿色。可是大自然却敢把树木漆成绿色。
我们可以在隐藏的技巧中看出艺术的智慧来。我们多么喜欢夸示啊。在这方面,我须向清朝一位大学者阮元致敬。当他做道台的时候,他在西湖上建筑一个小岛屿(今日称为阮公屿),而不愿使岛屿上有什么人造的东西,不要亭子,不要柱石,甚至连纪念碑也不要。他们把自己的建筑家的名誉完全抹煞。阮公屿今日屹立于湖的中央,一片一百多码阔的平地,比水面高不到一尺,岛屿上四周满种着柳树。今日当你在多雾的天气中眺望时,你会看见那个奇幻的岛屿好象是由水中浮起来似的,柳树的影儿反映于水中,打破湖面的单调,同时又与湖面调和。因此,阮公屿是与大自然调和的。它不象隔邻那座灯塔形的纪念物那么碍目;那座灯塔形的纪念物是一位美国留学生造的,我每次看见它就觉得眼睛不舒服。我已经宣告天下,如果我有一天做起土匪将军,攻陷杭州,我的第一道命令,一定是叫部下架起一尊大炮,把那座灯塔轰得粉碎。
在种类繁多的树木中,中国的批评家和诗人觉得有几种树木因为有特别的线条和轮廓,在书法家的眼光下是有艺术之美的,所以特别适于作艺术的欣赏的对象。一切树木都是美的,然而某些树木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姿态、力量或雅致。因此,人们在许多树木之间,选出这些树木,而使它们和某些情感发生联系。普通的橄榄树没有松树那种峥嵘的样子,某些柳树虽很文雅,却不能说是“庄严”或“有感应力”: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世间有少数的树木比较常常成为绘画和诗歌的题材。在这些树木中,最杰出的是松树(以其雄伟的姿态得人们的欣赏),梅树(以其浪漫的姿态得人们的欣赏),竹树(以其线条的纤细和引动人们家乡的联想,而得人们的欣赏),以及柳树(以其文雅及象征纤细的女人,而得人们的欣赏)。
人们对于松树的欣赏也许是最显著的,而且是最有诗意的。松树比其他的树木更能表现出清高的性格。因为树木有高尚的,也有卑鄙的,有些树木以姿态的雄伟而出类拔萃起来,而有些树木则表现着平庸的样子。所以中国的艺术家讲到松树的雄伟时,正如阿诺特(MatthewArnold)讲到荷马(Homeros)的雄伟一样。要在柳树的身上找到这种雄伟的姿态,有如在诗人史文朋(Swinburne)的身上找到雄伟的姿态一样的徒劳无功。世间有各式各样的美,温柔的美,文雅的美,雄壮的美,庄严的美,奇怪的美,峥嵘的美,纯然的力量的美,以及古色古香的美。松树因为具有这种古色古香之美,所以在树木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有如一个态度悠逸的退隐的学士,穿着一件宽大的外衣,拿着一根竹杖在山中的小道上走着,而被人们视为最崇高的理想那样。为了这个原因,李笠翁说:一个人坐在一个满是桃花和柳树的花园里,而近旁没有一棵松树,有如坐在一些小孩和女人之间,而没有一位可敬的庄严的老人一样。同时中国人在欣赏松树的时候,总要选择古老的松树;越古越好,因为越古老是越雄伟的。柏树和松树姿态相同,尤其是那种卷柏,树枝向下生着,盘曲而峥嵘。向天伸展的树枝似乎是象征着青春和希望,向下伸展的树枝则似乎是象征着俯视青春的老人。
我说松树的欣赏在艺术上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松树代表沉默、雄伟,和超尘脱俗,跟隐士的态度十分相同。这种欣赏又和“顽”石与在树荫下闲荡着的老人的形状发生关系,这是中国绘画中常常可以看见的。当一个人站在松树下仰望它时,他感到松树的雄伟,年老,和一种独立的奇怪的快乐。老子曰:“天无语。”古松也是无语的。它静默的、恬然自得的站在那里;它俯视着我们,觉得它已经看见许许多多的小孩子长成了,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壮年人变成老年人。它跟有智慧的老人一样,是理解万物的,可是它不言,它的神秘和伟大就在这里。
梅树一部分由其枝丫的浪漫姿态,一部分由其花朵的芬芳而受人们的欣赏。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我们所欣赏的众树之中,松、竹和梅是和严冬有关系的,我们称之为“岁寒三友”,因为松和竹都是常青树,而梅树又在残冬和初春开花。所以,梅树特别象征着清洁的性格,那种清爽的、寒冷的冬天空气所具有的清洁。它的光辉是一种寒冷的光辉,同时,它和隐居者一样,在越寒冷的空气中,它便越加茂盛。它和兰花一样,象征着隐逸的美。宋朝一位诗人和隐士林和靖说:他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他在西湖的隐居之地孤山,今日常常有诗人和学士的游迹,而在他的墓下便是他的“儿子”鹤的墓。讲到人们对于梅树的芬芳和轮廓的欣赏,这位诗人在下述这句名诗里表现得最为恰切:
暗香浮动影横斜
一切诗人都承认这七个字最能够表现出梅树的美,要找到更切当的表现法是不可能的。
竹因其树身和叶的纤细而受人们的爱好,因为它比别的树木更纤细,所以文人学士把它种在家宅里来欣赏。它的美比较是一种微笑的美,它给予我们的快乐是温和的,有节制的。种得很疏的细竹欣赏起来最有意思,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上或绘画上,两三株竹跟一个竹丛一样的可爱。人们能够欣赏竹树的纤细的轮廓,所以在绘画里也可以画上两三枝竹,或一枝梅花。竹树的纤细的线条与石头的嶙峋的线条很是调和,所以我们往往看见画家把一两块石头和几枝竹画在一处。
这种石头在绘画中是有纤细之美的。
柳树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很容易生长起来,它常常是长在水岸边的。它是最美妙的女性的树。为了这个缘故,张潮认为柳树是宇宙间感人最深的四物之一,他也说柳树会使一个人多情起来。人们称中国女人的细腰为“柳腰”;中国的舞女穿着长袖子的长旗袍,是想摹仿柳枝在风中摇曳的姿态的。柳最容易种植,所以在中国,有些地方满植着柳树,蔓延数英里之远;风吹过的时候,造成一片“柳浪”。不但如此,金莺喜欢栖息在柳枝上,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上或绘画上,柳树和金莺常常是在一起的。在西湖的十景之中,有一景叫做“柳浪闻莺”。
此外当然还有别种的树木,其中有一些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而受人们赞颂的。例如梧桐因为树皮洁净,人们可以用刀在其树身上铭刻诗句,所以甚受赞颂。人们对那些伟大的古藤,那些盘绕着古树或石头的古藤,也是极为爱好的。它们那种盘绕和波动的线条,和树木挺直的树身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有些非常美丽的古藤,看来真象卧龙,便有人称之为“卧龙”。树身弯曲或倾斜的古树也为了这缘故大受人们的爱好看重。在苏州附近的太湖上的木渎地方,有这种柏树四棵,其名称是“洁”、“罕”、“古”、“怪”。“洁”有一个又长又直的树身,上头满生枝叶,看起来好象是一把大伞;“罕”蹲在地上,树身蜿蜒盘曲,其形状有如英文字母Z字;“古”的树顶光秃无物,树身肥大而矮短,散漫的枝丫已干枯了一半,其形状有如人类的手指;“怪”的树身盘曲,象螺旋那样的一直旋到最高的树枝。
除此之外,人们不但欣赏树木的本身,而且也将树木和大自然其他的东西,如石、云、鸟、虫及人发生联系。张潮说:“-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人们同时在欣赏树木和鸟声,同时在欣赏石头和蟋蟀,因为鸟儿是在树木上唱歌,而蟋蟀是在石头间唱歌的。中国人在欣赏青蛙的咯咯声,蟋蟀的唧唧声和蝉的鸣声的时候,其乐趣是比他们对猫狗及其他家畜之爱更大的。在一切动物之中,只有鹤与松树和梅树同属一个系统,因为它也是隐士的象征。当一个学者看见一头鹤或甚至一头苍鹭,既庄严又纯洁的静立在隐僻的池塘时,他真希望他自己也会化成一头鹤呢。
那个与大自然协调的人是快乐的,因为动物是快乐的。这种观念在郑板桥(1693-1765年)寄他的弟弟的信里表现得最为恰切;他在信里不赞成人们把鸟儿关在笼子里: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洗面漱口啜茗,见其扬-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钜细仁忍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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