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我出生在一个漫长漫长的夏天，在一个遥远遥远的海岛上。
  苏画。我的名字是苏画。我有两个孪生妹妹。一个叫做苏幻，一个叫做苏鸟。
  然而我该如何形容我自己呢？
  我的家世是一出冗长热闹的欧洲版电影，父亲母亲的爱情完全没有张艺谋渲染的那种苍凉纯美的黄土情节，两者有如云泥，仿佛奥地利宫廷伦巴与中国西部风情的民族舞。
  母亲是一个天真到荒唐的女子，她所有的感情经验都获取自"小资"调调的读本。她有五册一式一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残旧的内页，却穿着一层用脆薄的水果糖纸糊弄的花花绿绿的外衣。我想象不出一个女人为何重复珍藏同一部作品——她又不是收荒匠。
  年纪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爱上了父亲。那时她有清澈的眼眸和丝一样的头发，是无数男生意淫的对象。据说有一个高大健硕的男孩子接连送了她好几块绣花手帕，手帕上抄写着《红楼梦》里面的锦绣词句。男孩子身家清白，老爹累死在资本家的纱厂里，苦命的姐姐不得不卖给人家当丫鬟，做娘的哭瞎了眼，家里一度穷困得砸锅卖铁，比杨白劳还杨白劳，比白毛女还白毛女，比较起来那些样板戏真是小菜一碟。男孩子在新中国的艳阳天下幸福地成长，入了党，当了团支书，浑身上下红光闪闪。
  但母亲活生生地出卖了这个前途光明的男孩，把抄录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手帕公诸于众，害那男孩上吊自杀——未遂。母亲执意爱上的偏偏是背景发黑发臭且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
  当年他们是同班同学，功课统统荒废，时常到农场里割草，抑或放牧牛羊。没办法，那个年代的学校教育多半如此。没有叫你窝在干稻草稀牛粪里睡觉已经很不错。
  父亲是1966年的浪子，是1966年风花雪月的洋场小开，叫他穿着阴丹蓝布衣裤，背诵着毛泽东语录，喝着山药蛋汤，体验着贫下中农的勤劳苦辛，他的骨子里照旧是一张浮世绘。
  背地里，父亲总是握着一支烟，有时是旱烟叶，有时是卷得考究的雪茄，天知道那些丰富的资源从何而来。他吸烟的方式很另类，一边缓慢地、散淡地行走在苍茫的牧草间，一边嘘眯着眼，仰头凝视辽远的斜阳，隔很久，才静静地、深深地吸入一口烟子。那样的姿态，有一种孤傲沉思的气韵，十分优雅十分忧郁，即使是全世界最浅薄粗俗的男子，你也会以为他正在思考宇宙洪荒的大问题。
  母亲便是为此而魂飞魄散，爱上这个一边走路一边吸烟的前地主少爷，爱上她的少年维特，从此背负起双重的家庭暗影，心甘情愿地跟着他放逐到了荒凉的海岛，在一间四壁透风的木棚里拜堂成亲，很有点地老天荒的决绝。母亲爱父亲爱得相当长久，一直爱到她患上支气管炎为止。
  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是法国巴黎的华裔理发师，她嫁给他的原因居然与法国的光艳巴黎的香氛无关，仅仅在于他是个一边跳踢踏舞一边剪头发的理发师。
  理发师是在1984年回国探亲时邂逅母亲的，母亲在风靡全国的山口百惠的热潮里梳着不合时宜的幸子式的短发。来自巴黎的理发师为她做了一个很洋派的发型，并将她的头发层层叠叠染成了茂密的红枫林。他像童话里擅长巫术的占卜师，黑衣长靴，唇边一撮质地粗硬的胡碴，身体格外轻盈，一前一后地微微晃动，手里悠闲地拽着母亲的碎发，一双脚很不安分地踢踢踏踏，铿锵若舞。一边跳踢踏舞一边理发的男子诱惑了我无邪的母亲。她决意成为一名理发师的太太，并且当真带着五本唏簌作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远赴异邦。
  其时少年维特轻薄斑斓的外衣已被我破坏得体无完肤，淘气的我偷偷撕下了其中一些糖纸，摊在掌心，将手掌尽量绷直。我发现，有些糖纸会轻轻卷曲起来，像蜻蜓一样翩然欲飞，有些却不会。
  再嫁的母亲与她过气的浪漫同时音信杳无。实在的，我很怀疑那来历不明的理发师，谁晓得他的顾客是哪一族类，搞不好他的理发馆座落在贫民窟里，门前有暧昧的暖紫色灯影，而母亲，是他的招牌菜。来自东方的、悲伤的蒙娜丽莎。在午夜隆重登场。
  母亲已是三女之母，但我仍有理由相信她幼稚如昨。假如我与她毫无瓜葛，我会以为她的确是个很妙的女子。她的爱是复杂的动态，是粘稠厚密的上等油漆，迟滞胶着的液体，蜿蜒流动，渐渐凝固成尘。
  小学三年级最常练习的句式是：一边┄┄一边┄┄书上的标准例句往往是妈妈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小明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收音机。很快乐的一心二用。轮到我，如果轮到我，至少我可以造两个得体的句子。
  我的父亲一边走路一边吸烟。
  我的继父一边理发一边跳踢踏舞。
  多棒的结构，值得喝彩。
  至于父亲，父亲是无所谓的。忘了告诉你，我的父亲是画匠。潦倒的画匠。嗜爱成瘾的画匠。没有灵魂的画匠。他背着画布四处浪荡，不过你别误会，画布对于他并无特殊含义。他可以是背着被盖浪荡，可以是背着女儿浪荡。不一定非得是画布。此外，他的浪荡从来都没有给过他天才的灵感。他的作品以古代仕女图居多，都是摹仿之作，唐朝的、宋代的，丰肥的、削瘦的，丰鬟盛髻，珠环叮当，高贵地冷眼盯着你瞧。
  与时俱进的素质父亲倒是有的，过新年他画红鲤鱼跟胖萝卜，以及穿肚兜的傻小子肥妞，张张脱销，供不应求。父亲一点都没有无名画师的寒酸相猥琐相，他俨然是重生的毕加索，派头十足。无论季候，父亲永远尽力穿上笔挺的西装，松松扎一条纯色的领带。作画时他习惯左手夹支烟，修长的无名指上套住结婚戒指，右手握着画笔，小指斜斜伸出按压画布，久不久来上一口烟，再缓缓喷吐而出，烟雾徐徐弥散在他的画室，不知多有型。
  活到50岁了，父亲突然转向动漫，出了几本煽情的漫画书，被誉为日本漫画的中国传人，引逗得一大帮平均年龄不足16岁的孩子疯狂写信给他。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作访问，可怜我的父亲，几十年没有过面对大众慎重发言的机会，得意之下三言两语就扯偏了题。他振振有辞地说，相比之下，柏拉图的思想微不足道，因为它缺乏强烈的性欲冲动。正式播映时，这句惊世骇俗的话理所当然剪切掉了。
  父亲从来不愁红袖添香，画院里的纯情美少女是春天原野中的绿草，一年一年，一茬一茬，生生不息，来来往往。而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艘招摇静止的游艇，一辈子都有女人乘着风帆滑翔在他生命的边缘。
  他们告诉我，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母亲的感情已经变成了班驳肮脏的旧抹布。由于被动吸烟，母亲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整日仰着脸，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吭哧吭哧地咳嗽，哗啦哗啦地吊出大串大串的痰液。母亲厌恶父亲的烟。父亲厌恶清心寡欲的生活——没有男人会与胸腔震动如风箱的女人做爱。他们彼此憎恨对方如鬼魅。
  1976年亲爱的唐山之旅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挣扎，愚蠢的朋友建议他们故地重游，去一趟早年相遇的唐山，那是他们的故乡。于是父亲母亲节衣缩食，买了昂贵的船票，买了昂贵的面包饮料，在一个海鸥低回的日子离开岛屿。行船溅起的海浪碎成霏微的雨，飞灰似的洒落在他们脸上。他们踏上了失败的旅程，虔诚地试图让青春年少的爱恋原音重现。
  我的父亲母亲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了学校，去了车站，去了牧场，去了电影院，去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前居住的深宅大院，去了一切理当留下但确实没有留下任何甜蜜记忆的地方。他们宛如一对听话的小学生，一道一道地做完规定的习题，临到考试了，忽然间忘掉了最重要的公式，急得要尿裤子。
  母亲依然剧烈地咳嗽，父亲强打精神，温柔地抚拍她的脊背。他们在唐山的街头貌似深情款款。但他们的眼神凄迷。他们的心事飘零。
  那个郁闷的八月的夜晚，他们认真抚摩着对方的肌肤，可久违的身体给予他们的感觉不是激情而是陌生。他们做爱的姿势勉强、别扭，夸张的踹息因伪装而走调。
  在他们深入彼此的时刻，某个刹那，某个较为销魂的刹那，某个致命的刹那，相信也是刚刚有了孪生妹妹的刹那，山崩地裂的悲剧发生了，唐山在转眼间变成了一地废墟，布满泥泞、尸体和尖声哀叫。
  我的父亲母亲幸免于难，他们赤身站在瓦砾间，惊惶地注视着初恋的城市，一时间竟无法分辨强烈的震动究竟来自内心还是地壳深处。
  地震之夜萌蕴了我的孪生妹妹，母亲分别为她们命名为幻、鸟。幻觉和飞鸟，那是爱情的穷途末日。
  孪生妹妹满月的第二天，我的父亲母亲去了街道办事处，在母亲声俱泪下的坚持中，他们领取了印刷粗糙的离婚证，成功地撤离了摇摇欲坠的婚姻之厦。
  离婚的母亲恪尽职守地哺育我的孪生妹妹。她们长得比一般的孩子更加健壮，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喃喃学语、蹒跚学步。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照旧住在荒芜的海岛上，母亲很安静，坐在正午的窗前，腌制青菜，烘烤干鱼，或者为她的三个女儿缝制碎花布的小衣裳。
  后来，母亲走了，去了巴黎，嫁给理发师。再后来，父亲厌倦了海岛咸湿的风以及咸湿的饮水，带着新的妻子，带着我们三姐妹，迁移到干涸的内陆。成都。一座阴湿的、物质化的城市。
  我知道，是从慢慢克服了水土不服的凄凉开始，我逐渐忘记了我的母亲。
  苏画。我的名字是苏画。我有两个孪生妹妹。一个叫做苏幻，一个叫做苏鸟。
  其实，我并不爱她们。
  苏幻与苏鸟。我的孪生妹妹。她们是如此相似，好似这一滴落雨与那一滴落雨。而我呢，我不是落雨，我是另外一种事物。譬如树。在很深很暗的、荒无人烟的岩缝，一棵孤独的树，不开花的，甚至于没有虬结的枝叶，只有灰败的、孤零零的树杆。
  苏画。我的名字是苏画。我喜欢静寂，喜欢白色的沙，喜欢一切美丽与坚冷的词语。
  她们呵，她们自然与我有诸般不同。她们的血脉里有着惊天动地的印记，是镌刻在皮肤上的刺青，一团一团的、整饬的玫瑰和青龙，永不消逝。
  她们的头发是轻褐色的。干燥。温暖。手背插进去，会拂过一阵沙漠的风，风里有轻褐色的细沙。
  她们唤我，苏画。升一个音阶。苏画。降一个音阶。苏画。再升一个音阶。苏画。再降一个音阶。苏画。
  苏画。苏画。苏画。音阶起伏不定，来回往复。我命令，叫我姐姐。她们诡异地相视而笑。苏画。她们唤我。苏画。升一个音阶。苏画。降一个音阶。
  我终于哭泣。却无人理睬。苏画。苏幻。苏鸟。我们是海岛上的孩子。《青青珊瑚岛》，你看过那部电影吗？我们的生命同样降临在蛮荒中间。文明与性的启蒙恍若隔世。
  我哭泣。苏幻和苏鸟，我的孪生妹妹。她们讪笑地望着我，无动于衷。其实，我并不爱她们。
  我说过，在她们身上有着关乎灾难的烙印，浸淫到每一个细胞中间。她们是两个奇异的女孩。是两个狐媚的小妖精。
  苏鸟有很好很好的嗓子，清脆玲珑，但她从来不肯好好唱歌，她模仿着各种各样的声息，例如刹车声，例如玻璃珠在大理石地面上滚动的声音，例如疯子的嘶叫。她模仿得惟妙惟肖，你会以为她确实是一辆行将抛锚的破车，一粒凉滑的玻璃珠，或者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
  相形之下，苏幻显得过于斯文。她常常单独走路，脚尖微踮，像个芭蕾舞演员。她一个人走很长很长的路，漫无目的的，不断回头去看自己的影子。苏幻宣称自己能在任何情况下看见自身的影子，哪怕是阴阴的天，哪怕是没有月光星影的暗夜，她的影子也总是忠诚地跟随其后。即使当她站在浓荫底下，一旦转身回头，她的影子照样会从树影里浮现出来。不仅如此，苏幻的影子是有颜色的。有时是澄净的篮，有时是燃烧的轻金，有时是黑。苏幻的影子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当然，大多数的时候，苏幻和苏鸟是一个整体。她们齐齐僵立，接受惩罚或赞美，不约而同地颔首凝视自己的鞋面，不约而同地牵牵衣襟，不约而同地吮吸左手的拇指——对了，她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左手拇指，纤细、萎缩、黝黑，不停歇地抖动，类似于甲克虫颤动的手足。
  纤细的、昆虫的触须。抽动的拇指。她们一生下来便是如此。
  我在夜间偷窥过它们，在暖暖的睡眠的气息里，它们毫不疲倦地悸动，两个女孩，两根手指，竟然是一模一样的频率，似乎被冥灵中某种权威的口令指挥着，充满了神秘的玄机。
  我瞪眼望着它们，渐渐觉得悲哀。那一刻，我是多么渴望能拥有这样的拇指，微小的、怪异的、生动的，一刻不停地动啊动啊动啊。看得久了，你会觉得它们是有呼吸的，可以说话，可以跳舞，就像两个缩小、缩小的孪生姐妹。
  我的孪生妹妹，苏幻和苏鸟，她们左手的拇指上戴着纯银的护套，护套光润精致，大小与普通的拇指并无二致，足够让她们纤细、萎缩、黝黑的指头在其间一刻不停地抖动。
  苏幻和苏鸟，她们能够成为两个著名的时髦叛逆的新新女孩，很大程度得归功于有关纯银护套的创意。
  纯银护套在她们的校园里风行起来，女生发起嗲来，总是挤出一把甜腻柔软的小嗓子，翘起戴着护套的大拇指。苏幻和苏鸟，她们着实误导了这群搔首弄姿的小女人。
  有猥亵的男生在课桌里留言：美眉，我爱你的智慧，我爱你的护套，爱你戴着护套的大拇指，它让我有喷射的冲动。
  当然，他们都不知道，小道具的真正发明者是我，苏画。一个暗中窥伺的姐姐。
  我的孪生妹妹，她们是两个出类拔萃的孩子。她们相貌秀气，衣着前卫，成绩出色，思维敏捷，中英文都属上乘。她们不泡吧，不交男友，不读色情小说。一般人的眼里，她们就算是白雪公主了。
  苏幻和苏鸟在本命年双双考上博士研究生，同一个导师，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宿舍，研究大气污染的整治和转化问题。她们是那个专业历史上首次招收的女学生。我的孪生妹妹，她们穿一式的衣服，梳一式的发型，涂一式的粉银唇膏，用一式的笔记本电脑，她们是彼此的翻版，是彼此的克隆人。
  我早早搬出了父亲的家，从高中时代就赁屋而居。我的室友是个五毒俱全的伴舞女郎，吸毒，滥交，一只胳膊在械斗中被砍断。她只得17岁，一辈子已经毁掉。我和她同住了三年，直到考上大学。傍晚我吃着泡面，一本英文书摊开在膝盖上，无声地记诵单词。她则开始预演一天的生活，敞着旗袍领口，唇角横夹着一支香烟，在破旧的台镜前半蹲着身子画眉毛，模样很是邪气。有时她哼哼着一些妩媚的小调，有时跟我说起男客，有一个学生样子的男仔，她温存地说了好些时日。
  "他的身体……"她怅惘地微笑着，"瘦削得很……""一说话就脸红……"她的眉笔停在半空中，怔怔地瞪着自己。
  那大约是她唯一一次恍惚的爱情。没多久她因吸食过量摇头丸被送进医院，她的恩客替她结清医药费，出院以后她不再提及那羞怯惊欢的男孩子。
  其间我当过保洁工，当过调酒师，当过财产保险推销员。我赚钱给自己买书买衣服买碟片，赚钱给妹妹买书买衣服买碟片。我把握住自己，孜孜不倦地读完了我的大学，读完了古代汉语专业的硕士。我，苏画，我的生存际遇是股市的大盘曲线图，走势不定。
  现在，我是一名优秀的社会新闻版记者，供职于本地发行量惊人的一张市民报。另外有三家实力相当的媒体派出猎头游说我的加入，我持币观望，为短期之内没有遭遇熊市的隐忧而沾沾自喜。
  每周星期六，我们三姐妹都会回家吃晚餐。餐厅里悬挂着父亲的杰作，巨大的一幅，镜框装裱起来，里面是圣斗士那一类的漫画少女，身着铠甲似的贴身背心、格子布的蓬蓬短裙，手持宝剑，长发飞扬，一派神气活现。
  父亲的妻子用腥味很重的咸鱼款待我们。咸鱼是海岛的食物。咸鱼的肚子里有风潮和海浪纠缠不清。咸鱼让人有晕船似的恶心。我和我的孪生妹妹，我们不动声色，礼貌周到地微笑，略略动箸。
  厨师本人却津津有味，以至于有一缕浓稠的涎水淌下她的嘴角。咸鱼是她的周末盛宴。我的继母，她是个恐怖的女人，在坚实的泥地上长大，吃着丰沛的蔬菜与淡水鱼类，竟对残杀与吞噬海洋生物兴致盎然。
  我的继母是典型的江浙女人，她有一张好看的脸和一个圆实的肚子，人们以为她是辛苦的中年孕妇，但她不是。她的肥硕的肚子并不影响她机敏的动作。她酷爱骑单车，酷爱遛狗。我的继母性格热络，心思细密，好管闲事，属于自来熟的类型。她在四次婚姻中都没能诞下小孩。四次。呵，不不，我丝毫没有鄙视她的意思，嫁得掉总是本事。想想看，有四个男人肯娶她绝色的脸和绝异的肚子，我的天。
  偶尔我会去拜唔我的孪生妹妹。她们的宿舍是民国时期高大的老房子，铺着褪色的红木地板，窗前是大片大片的芭蕉，有点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味道。她们忍着笑，叫我，姐姐。她们已经懂得成人世界的规矩。她们不再恶作剧，不再唤我苏画。苏画。升一个音阶。苏画。降一个音阶。但我看得出来，她们忍着笑。有什么区别呢。姐姐。升一个音阶。姐姐。降一个音阶。
  我们是三名成年女子。我的孪生妹妹，她们是两只毫无差异的芭比娃娃。我刻意摹仿她们，她们的表情，她们的衣饰。可还是不对，我学不来刹车声，学不来玻璃珠在大理石地面上滚动的声音，学不来疯子的嘶叫。我亦无法随时随地看见自己的影子。我的影子始终是单调寂寥的黑颜色。
  我很难过，我知道，尽管我们是同一种型号的产品，她们却是唇齿相依毫发不差的同一批次。我的孪生妹妹，她们忍着笑，叫我，姐姐。姐姐。升一个音阶。姐姐。降一个音阶。
  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说了很多话，但我经常是在自言自语，我控制不住自己，一径说下去。她们好脾气地倾听着，时不时交换一个含义不明的眼神。
  "我讨厌老总组织的旅行，几十个人挤一辆臭烘烘的车，集体游荡，集体吃饭，集体拍照，被导游鸭子似的赶来赶去。有本事召集我们去里维埃拉，为什么不去里维埃拉呢？""考试要记分，比赛要记分，发薪水要记分，一分一分公布出来，分数过了就是及格的人，分数不过就是不及格的人。我算不算及格？""什么都是秀，时装秀，生活秀，爱情秀，每个人都在秀。秀是不是搞笑的意思？"她们不回答我。她们忍着笑。她们正襟危坐，苏幻斜着眼瞟她的影子，苏鸟在心里一遍一遍练习破车的衰叫。她们蒙骗不了我。我不在乎，絮絮地说，絮絮地发问。有什么关系呢，总好过对牢空气发牢骚吧。
  本年度最炽热的一个夏日，我恪尽职守地挣着我的工分，搭乘一趟前往郊区的公交车去采访一对在森林中举行结婚仪式的夫妻。丈夫是林场的工作人员，他们选择了清润的林木作为他们的证婚人。仪式很别致。礼成之后一帮人浩浩荡荡回市区的自助餐厅吃火锅。新郎新娘乘坐一部租赁的奔驰320，车头的玫瑰花丛簇拥着一对颤巍巍的洋娃娃。
  我用随身携带的索尼相机拍了两三张相片，匆匆往笔记本上涂写，回程的车上打开手提电脑做文章。800个字。图片一张。老板会给我1分。1分值80个大洋。中杯"哈根达斯"冰淇淋的价码。
  上帝保佑，我希望这座城市的人统统突发奇想，有人在海底生孩子，有人跳进鲨鱼肚子游泳，有人拿沥青当早餐。
  阿门。
  回报社交了稿子，我想我得洗洗澡。我有自己的的屋子，在本市的繁华地段，分期付款的酒店式单身公寓。手绘的西班牙地毯，全套意大利进口家私，24小时冷气供应。为了我天堂般的公寓，我也必须水深火热地赚钱赚钱赚钱。
  我一直没有积蓄的习惯，属于浪掷银两的女阔客形象，仙女散花般地将我的钱尽数挥霍。副刊部的同僚做了一个都市"新贫族"的版子，便是以我为实例。他们问了我很多傻问题，不介意战争吗，不介意疾病吗，不介意失业吗。我漫不经心地眨眨眼，扮做冷冷的酷。
  "自8岁起，我唯一的渴望便是将大把的钞票扔进火坑。"我微笑地说。
  副刊部的两个男孩初初出道，闻言瞠目结舌，吓得面色如土。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一心想速速结束闲谈。不被这女妖孽缠上才好，否则精水尽失。我扶住我的额头，疲倦得无以复加。不是不介意，而是这世界尚无任何东西可以减缓我庞大的恐惧，包括人民币。
  上个月我看中一条腰头有褶皱的獍皮裤子，打折以后依然是天价。距离穿着皮裤时日尚久，我仍然买下它来，汗泠泠地一路拎回家去。也许半年过后我会厌倦这款式，也许它早早就被虫蛀坏了。管它呢。反正我有暴殇天珍的劣习。但我因此而无力支付水电费，物业管理处依约停了我的基本能源，我暂时不能享用装潢华美的浴室。这也是本年度最炽热的一个夏日，我在博士生宿舍的公共洗手间冲凉的原因。
  公共洗手间没有淋浴头，她们给了我一只堪称众桶之父的巨大水桶，是用木头做的，深不见底，可以浩浩汤汤地盛载许许多多的水，那架势简直淹得死人。我没有见过这只桶，但我知道，我的孪生妹妹，她们自小就是一起洗澡。我的孪生妹妹，她们一起洗澡。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一起温习功课。一起欣赏凯文·金斯堡主演的电影。一起胡乱发笑。
  我提着那只滑稽的大桶，头发湿滴滴地走出来。宿舍里有客人在。常常有动机不明的男士来拜访我的妹妹。单人沙发里挤坐着两个男孩子，我认得的。是一对孪生兄弟，面容俊朗，气质斯文。他们戴着眼镜，言谈温雅，你会以为他们是在有冷气的办公室里做文案。但不是的。两兄弟都是公交车司机——闲闲把住方向盘，间或扶一扶眼镜，冷着一张面孔，猝不及防地将刹车踩到极限，在车流里狂野超车，诱发阵阵尖叫的那种杀手型司机。
  他们总是结伴拜访我的孪生妹妹。四个人呆在一块仿佛一场悬念电影，如果是科幻题材，必然有两个人是模拟的，如果是暴力题材，那么有两个人是替身。和我的孪生妹妹一般无二，这对同胞兄弟形影不离。如若结婚，那将是四个人的洞房花烛。可以充做社会新闻版的头条。3个工分哪。老天。
  我随手把湿漉漉的毛巾搭在铁丝架上。屋子里有犬嗅声，咻咻的动物的鼻息，一条来历不明的狼狗。他们叫它大毛。大毛嗤着牙吓唬我，被喝令住了。除了狗，还有一个陌生男人，是狗的主人。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围聚着看大毛表演节目。
  狗主人吃着一只冰淇淋，是麦当劳的甜筒，两块钱一只，促销价一元——你瞧，凡事的价值我都用金钱衡量。但我实在不是拜金主义者，对于钱，我有一种恶狠狠的、掷地作金石声的热爱，你相信我吗？
  狗主人一口一口地吃着，大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看。我凑了过去，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狗主人向谗涎欲滴的大毛递过冰淇淋，我以为大毛会兴奋地呜咽一声，囫囵狂吞。结果却叫我大跌眼镜，大毛居然是标准的狗绅士。它照着主人的动作，很有礼貌地舔了一小口。陌生男人接着舔了第二口，再递给大毛，它又舔了一点。人和狗你来我往，直至剩下甜筒壳。主人先咬下一小点甜筒，大毛静静地看，轮到它，竟然也是翻起上唇，露出细细的门牙，含蓄有礼地轻咬下一小块。
  我的心跳猛然加剧，这是一条上佳的八婆新闻，500字，一张狗和主人的合影，至少是1.5个工分，120个现大洋，值当一条日本浴巾。一根翡翠手链。要不就是整整一个礼拜的三明治。
  我的孪生妹妹很捧场地给予了足够的惊奇以及软语娇笑，她们把身胚似小狗熊的大毛搂在怀里猫咪一般地揉弄，身为铮铮男性的大毛肉麻得直朝地下窜。但你千万别以为我的妹妹确实没见过世面。据我所知，她们的某一位朋友，曾经险些为狗殉情。越是太平盛世，越容易发生悖离常理的事件。我的妹妹，她们是两个十足十的小狐狸精。
  狗主人终于直起身子，望向我。他有30余岁，个子很高，属于瘦削但肌肉结实身手矫健的类型，与妹妹们的其他朋友不同，他身上没有"后街男孩"生冷坚硬的金属气息。相反地，他是个清洁、沉默的男人，笑容循规蹈矩，是80年代电影里的住家男人，可靠，传统，可以坚决地负起责任来，养家糊口，忍辱负重，绝对不会惹得21世纪的女人心碎。
  我略微奇异，妹妹一贯把这种男人称为"木乃伊"，照理他们是没有可能做朋友的。他对我微笑，老气横秋地伸出手来，他的手掌干净、宽厚。我们隆重地握了手，像一次国家元首的正式会晤。
  "我叫林梧榆。"他的嗓音很淳厚，但肯定不是令女人发痴发狂的磁性。大热的天气，他仍旧整整齐齐地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意大利乔治白衬衫，纽扣扣得密密实实。那件衬衫，呵，我的心轻轻牵动。意大利乔治白，那是维嘉最喜欢的牌子。灰蓝色的衬衫，维嘉也有，但不是这样中规中矩的穿法，他会敞着领子，露出红丝带穿起来的玉石，袖口挽起，衣服的下摆放进牛仔裤。维嘉的衣饰都是没有章法的，却动人心魄。
  想起维嘉，我不禁有些发怔。我有十年没有见过他了。维嘉。我心牵痛。
  "四根木头，"林梧榆笑着解释，"我的名字里有四根木头。"我敷衍地笑笑，并不懂得他的幽默感。
  "汪——汪——"苏鸟突然学着大毛的叫声，蹦到我们中间来，猛然拽住我的手，像拳击裁判宣布胜出者那样高高举起。
  "郑重推荐，我老姐，苏画，28岁，未婚，资深新闻记者。"她一本正经地大声说。苏幻和那对孪生兄弟心照不宣地挤挤眼睛。
  突然间我明白过来，我的孪生妹妹，她们竟然是在为我做媒。林梧榆，穿着意大利乔治白的、老土的男人。
  没有错，我28岁，未婚，资深新闻记者，容貌很看得过去。父亲是画家，母亲在法国，孪生妹妹正读博士。没有错，什么都是真的。但不是那么一回事，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28岁，未婚，每天吃一碗猪油桂花汤圆，每天听一次苏州评弹，享用金咭、银餐具、KENIO套装、CHANEC香水、PRADA手袋。社会新闻部的主任，我的头儿，在一次醉酒之后大着舌头对我说：
  "苏画，雅痞要是可以用来形容女人，你就是百分之百的女雅痞。"
  便是这般认得了林梧榆。他穿着新买不久的意大利乔治白衬衫，带着彬彬有礼的大毛，穿越酷热的夏日，穿越城市拥挤的人丛，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暗影，邂逅了28岁、独身的我。女雅痞的我。
  一切都充满预谋。
  28岁的时候，我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女朋友。我的女同学们，她们嫁给了各式各样的男人——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伦敦的日尔曼人，要不就是做皮货生意的安徽人，贩卖电器的宁波人。有一个女孩子，甚至嫁给文莱的非洲人，那男人很帅，像丹尼尔·华盛顿，只是面孔一层黑茸茸的细毛，好似打劫犯故意罩上的网眼黑丝袜。我的女同学们，她们骁勇善战，像一些锡箔纸质的、轻飘飘的招贴，镌印在灰苍的黄昏里。不同国度的黄昏。
  我，未婚。不是没有人追。好歹有两个男人向我求过婚。一个是酒店制品公司的老板，他在他的作坊里生产酒店专用的浴缸桌椅餐具，以及女服务员的中式对襟裙装。另一个是韩国某家电的技术维修人员，他成年穿工作服，背上印着厂家的名称，节约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置装费。酒店制品公司的老板经常邀请我共进晚餐，他挑三拣四，在牛尾汤里发现茴香，在罗宋面包里发现未切碎的蒜茸，逼着收银员打折。技术维修人员不断地送东西给我，男式皮包，洗发水，绒线袜子，雪白的小方块毛巾，大号的铝合金口杯，都是公司发放的福利品，全都印有公司的产品介绍。
  他们向我求婚，恳求与我相伴终生。我可以选择成为酒店制品公司的老板娘，抑或是技术维修人员的太太。
  （B）
  百货公司周年庆，推出系列促销活动。热气球上悬挂着巨型条幅，全部是"流行服饰清仓大甩卖"、"一路狂飙，一减到底"一类的煽动性标语。我在人群里穿行，逮住那些极度不耐烦的女顾客做访问。
  你对商场大减价的看法。
  减价商品的质量问题。抢购狂潮里的消费心理。
  她们三言两语支吾着我，表情兴奋，双眼发红，手里久久捏弄那些过季的衣料、有轻微伤痕的微波器皿以及颜色灰暗的羊毛毛衣，尖起嗓子喊她们的丈夫来试穿一套汗迹斑斑的雪花呢大衣。在减价的嚣叫声里，她们全都发了疯。就像一群热衷物质生活的兔子。
  在旋梯边，我遇见了在重庆读大学时高年级的学兄。学兄是彪悍硕健的吉林人，写得一手纤纤美文，曾因三斤水饺的饭量传为笑谈，毕业后他娶了个玲珑的成都女孩。偶尔在报纸的副刊上看见他的文章，整个人性情大变，脚踏实地地写一些家长里短，都是与回锅肉、渣渣面有关的段子。幽默是幽默，但唯美的情致已灰飞烟灭。
  此刻学兄抱着脸色黑黄、啼哭不止的婴儿，等待疯狂抢购的妻子。我站定下来跟他聊天。他泛泛谈了两句，主要是抨击他的妻子，她容易失去理智，反复买回雕花的马桶圈垫，毛茸茸的软底拖鞋，水晶打磨的咖啡壶。而他们所栖身的中学教师的宿舍楼里根本不需要这类奢靡的物品。
  我在采访本上潦草地记录。人群推攘着我们，我的手臂时不时给重重地撞击一下，几乎每个字都变得面目全非。学兄哄摇着他的婴儿，嘴里嘤嘤唔唔蚊子似的哼唧着，婴儿毫不理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学兄茫然地盯着我在采访本上乱七八糟地划拉。
  "你这样，"他没头没脑含义不明地说，"是最好的。"我扬扬眉毛，我知道的，最初学兄意欲辞了教席，到报社里混，但渐渐变得惫懒，对奔波颠沛的职业望而生畏起来。
  有人抱着铺天盖地的卫生纸奔向出口，一位试穿处理球鞋的中年男人踮起一只脚，原地跳跃。我看着混乱的商厦。一张新版的五十元纸币从二楼的楼梯口晃晃悠悠地飘飞下来。
  "其实，很累的。"我心不在焉地回答他。我的学兄置若罔闻。他注意到了那张环保色的纸币，很新，很硬挺，像暗香浮动的书签。一位肥胖的老太太轻盈地跃身而起，拽住了它，并且高高举起，迎着光，端详当中的水印。学兄轻轻嘘出一口气，摇了摇他的婴儿。那小东西已经停止了嚎哭，一心一意啃吃爸爸的肩膀。
  "你这样，是最好的。"学兄斩钉截铁地强调了一遍。我没有说话。我看着他的眼睛。跟我一样，他的眼睛里有着某座城市的记忆，温柔的、温柔的，摇滚一般的记忆。尽管他置身成都，尽管他已经是一名哇哇大叫的婴孩的父亲，但记忆总还是在的。那是无法割舍的、纠结如乱麻的爱——慌乱青春和呕吐的感觉。
  一种芜杂的、高音的、淡色的欲念就在瞬间奔涌而来，突如其来地侵袭了我。我想起那些夜晚的江岸，我和维嘉坐在桥洞下，看沙水印着月光，慢慢唱一些怀旧的老歌。陈百强的歌。齐秦的歌。BEYOND的歌。但我喜欢维嘉唱《苏三起解》。喑哑的、凄苍的剧目。唱到末尾，维嘉的嗓子渐渐低暗，拖着一个游丝般的尾音，像一根轻媚的丝线，密密匝匝地绕在你的心上。
  维嘉。我忧郁的维嘉。
  学兄的婴孩再度哭叫起来，他看见了妈妈，作势欲扑。学兄的妻子拎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里面隐隐有绒布的马桶圈垫和一大叠拖鞋。我们总要搬家的，新房子会用得着。她怯怯地对面有不豫的丈夫解释。学兄为我们作了介绍，夫妻俩热忱地一再邀请我前去作客。我忽然间非常不甘心。
  "雅子，"我轻轻地说，这两个字像哽在我喉间的骨刺，"你记得雅子吗？"提及、试探、征询，我已经很久无法尝试这些。我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我已经太久没有遇见曾经认得雅子的人。
  学兄将婴孩交给妻子，腾出手来挽起大包小袋。他蹙了蹙眉头，然后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我提起了一个无比荒谬的话题。
  "是你们屋的雅子？"学兄反问，"她不是已经死了吗？"学兄的太太穿吊带、露背的裙装，娇嫩的苹果脸完全是"babyface"，她握着婴儿的小手，嗲声嗲气地叫他对我说再见。婴孩哼哼唧唧，探头钻向妈妈肌肤晶莹的胸口。
  在拥挤的人群里，思想起雅子、维嘉，还有还有，我的伍辰。想起他们，我不禁觉得一阵深茫的落寞。我记起从前写过的一篇小说，小说里有我，有维嘉，有伍辰，我们在黑暗中漫舞，挥奢我们的爱和欲望。
  许多年来，那是我唯一的一篇小说。是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写下的。那时我仍在北湄。而维嘉、伍辰、雅子，他们所有的人，都已离开我很久很久。
  我痛恨小说这种体裁，它会让人在虚构与真实的边缘濒临崩溃。但我写了这样的一篇，同时对其中的故事以及人物对白倒背如流。小说的标题缘自一部台湾电影的名字，叫做——越快乐，越堕落。
  （C）
  一个地名的遐想苏画在北湄住了七年。这七年统统属于客居，而客居本身是残缺的，是与某种楚楚可怜的闭抑语态相联，宛如猫在屋檐划过的半声凄厉的尖叫。
  准确地说，北湄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行政区划，它附着于一座真正的、古老而洋派的大城市，像一只手上的第六根指头那么萎顿。从地图上看，北湄是一片细小的羽翼。
  苏画不喜欢北湄的"湄"，尽管不少风土自恋的文人在这个婉约的字眼上作尽了花花草草的文章，加诸游鱼、溪涧、桃花源等等子虚乌有的意象。苏画认为"碚"和"峡"显然更合适，而"湄"则阴气十足。相反，北湄居民毫无阴损之气，他们悠闲、率真，肤色健康，生活在猪肝、樟树、倾斜的坡道和各种残破的门廊内。花朵的清香、鸡鸭的血腥相互沁染。他们没有任何狂傲之气，也没有落魄、酗酒的民风，像所有的城镇居民一样，皱纹和狡猾的趋进步履一致。
  伍辰是北湄人，他的父母在北湄相爱并结合，他在北湄出生和成长。苏画来自阳光充盈的海岛，她在北湄的七年，没有节奏，没有快慢，可以浓缩成一张标本，散落在灰苍的北湄、萧瑟的风里。恋爱是这七年长得最绿的一株植物。伍辰却不同，他告诉苏画北湄有他族类的骨殖，在北湄，他从清凉的早晨开始梦想马匹、美酒、绛红的稻穗洁白的书信，它们照亮了他的奔跑。
  江对岸的陆地与北湄一衣带水，北湄人用简单的"对岸"指称它。对岸有所中专校，伍辰在那里教体育。事实上苏画没有去过对岸，不过她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她知道某条街凹进去的角落有个凉粉摊子知道废弃的车库发生了凶杀案知道中专校的大爷生了个漂亮的女儿女儿嫁了个秃头的生意人守门的大爷于是不守门了专职给女婿看家，这些事全是伍辰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