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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秦老板那里的两个月里，我只休息过一次。前面说过，吃住都在工厂里，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作为一个管理者，只要不出厂就是在上班，无所谓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的事也是常有的事。前几天，一个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说有人强xx她，大家都闹醒了，我去检查了一通，见门窗都是好好的，十几个女工一个房间，怎么“强xx”呀？几百个女工，大多数是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妹，半夜惊醒的事经常有。
  我说的“休息一次”其实就是去广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台湾的萧老板。
  我有一个同学在广州，从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几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恒基公司稳定下来后，就给这个同学去过信，他回信说让我有空去广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是在南头坐的大客车，回来是乘的是火车，因为听陈秉章说从广州来深圳如果是乘汽车则路上很可能被“卖猪仔”，也就是车走到一半就被人赶下车，说车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辆车吧。我当然不愿意被当成猪仔卖，于是回来时就乘火车。
  火车上相当挤，挤着挤着就有人吵起架来。这好像已经成了规律，没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挤到最后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欢看热闹，这些天在恒基公司做经理，成天装腔作势，压抑得够呛，好不容易放风一次，当然要回归自然。于是，我拼着命往里挤，车厢里的人以为我是他们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觉地让开一条道，那意思是希望我过去后能给本来不怎么旺的火添把柴，这样他们看起来更过瘾些。我当然也不愿意辜负同胞们的殷切希望。
  挤到面前一看，才发现自己的重要，如果我不来，这戏还真演不下去了，二比一，怎么演？二的那一方是两个香港人，说着满口白话，大声地指责一个矮矮胖胖活像癞蛤蟆的人。我不知癞蛤蟆犯了什么罪，只觉得他怪可怜，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整话来，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讲的是普通话。这下我找到帮他的充足理由了，我最看不惯富人欺负穷人，特别是香港的富人欺负我们大陆的穷人。我正在想着怎样介入，突然，得势不让人的香港佬掏出一个小牌牌，抵到癞蛤蟆的眼前，那意思他是香港皇家警察，如何如何，眼看癞蛤蟆就要求饶了，我一步跨上前，“啪”地掏出一个小绿本本，举手受中一晃，以比他更高的分贝吼道：“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谁给你的权力在这条路上执行公务的？我怎么不知道？”一句话，把两个香港人镇住了。二位先是一愣，看看我的小本本，继而收起他那个小牌牌，满脸推笑，像汉奸见了日本鬼子。癞蛤蟆见有人挺身而出为其撑腰，顿时来了精神，“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尽管站起来也不高，但胸脯挺得蛮高。癞蛤蟆说了句整话：“他们打翻了我的饮料，不道歉，还要我赔他们衣服。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俩香港人说了一堆我半懂不懂的话。我说好了，吵什么吵？他能故意把饮料往你们裤子上倒吗？车上人挤，大家包涵点嘛。香港人还要说什么，我说好了好了，你们走你们的吧。二位不知是真是假的“皇家警察”灰溜溜地走了。
  等他们走了，我才故意大声说：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这里也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围的大陆人一定觉得很过瘾，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癞蛤蟆很感激我，坚持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说不用了，到了。
  我和癞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车站。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蛇口。他说顺路，我送送你吧。想着刚才帮了他，有一种有功要受禄的感觉，于是随他上了的士。
  刚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个小本本是我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时发的，上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很管用，买票上车都优先，所以我一直带着，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派上用场了。心里一阵窃喜。但这种小本本与“皇家警察”手里的小牌牌一样，事实上是经不起细问的，好在并没有人细问。刚才“皇家警察”没敢细问，现在癞蛤蟆也不好意思细问。癞蛤蟆这时候必恭必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台湾宏大公司萧博儒董事长”。
  “啊，失敬失敬，原来你是台湾的大老板呀！”
  我这时候才发现他与我们大陆人是有点不一样，比如皮带系得很低，将整个肚子突现出来，仿佛是我儿子刚刚学英语，将英文字母“D”字写反了。
  “哪里哪里，萧博儒，小企业，做自行车花鼓的。”
  人不可惟貌相。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我没想到有眼不识泰山，差点把台湾的大老板看作是癞蛤蟆。此时我觉得应该将错就错，故意装傻，继续扮演所谓的豪爽，我学着邓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萧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萧博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萧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的一部分隔出一块做男工宿舍。可见，萧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萧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秦老板有钱，但比秦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立足深圳的台资企业，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萧博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萧博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才是蛮义气。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前几天又见过萧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萧博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萧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秦晓芸还没告诉我我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秦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萧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我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萧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萧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石大哥那里。我更担心萧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的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石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俯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萧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萧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